唐代佛教
唐代佛教，是指从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天祐四年(907 )二百八十九年间李唐一代的佛教而言。
唐代接着隋代之后，很重视对于佛教的整顿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就在京师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九年(626)，因为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请，终于命令沙汰佛道二教，只许每州留寺观各一所，但因皇子们争位的变故发生而未及实行。太宗即位之后，重兴译经的事业，使波罗颇迦罗蜜多罗主持，又度僧三千人，并在旧战场各地建造寺院，一共七所，这样促进了当时佛教的开展。贞观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带去佛像、佛经等，使汉地佛教深入藏地。贞观十九年(645)，玄奘从印度求法回来，朝廷为他组织了大规模的译场，他以深厚的学养，作精确的译传，给予当时佛教界以极大的影响，因而在已有的
天台、三论两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等宗派的相继成立。稍后，武后(684—704)利用佛教徒怀义等伪造《大云经》，她将夺取政权说成符合弥勒的授记，随后在全国各州建造了大云寺，又造了白司马坂的大铜佛像，并封沙门法朗等为县公，又授怀义为行军总管等，这使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益加密切。此时新译《华严》告成，由法藏集大成的贤首宗也跟着建立。其后，玄宗时(712—756)，虽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善无畏、金刚智等传入密教，有助于巩固统治政权，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当时佛教发展达于极盛，寺院之数比较唐初几乎增加一半。不久，安史乱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残，声势骤减。禅家的南宗由于神会的努力，渐在北方取得地位。神会又帮助政府征收度僧税钱，以为军费的补助，南宗传播更多便利，遂成为别开生面的禅宗。但是当时国家历经内战，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为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制度之破坏，扩充庄园，驱使奴役，并和贵族势力相勾结，避免赋税，另外还放高利贷设立碾嵦 等多方牟利.这样在经济上便和国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从敬宗、文宗以来，政府渐有毁灭佛教的意图，到武宗时(841—846)就终于实现了。从会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毁寺宇，勒令僧尼还俗。综计当时拆毁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万余，僧尼还俗二十六万余人，解放奴役十五万人，收回民田数千万顷。这对以后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当时佛教典籍的湮灭散失情况也极严重，特别是《华严》、《法华经》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时散失，以致影响到天台、贤首等宗派日趋衰落。
唐代的译经基本上由国家主持，其成绩是很可观的。这从太宗贞观三年(629 )开始，组织译场，历朝相沿，直到宪宗元和六年(811 )才终止。前后译师二十六人，即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翻译年代629 —633 ，以下各人皆附注翻译年代)、玄奘(645 —663 )、智通(647 —653 )、伽梵达摩(约650 —655 )、阿地瞿多(652 —654 )、那提(655 —663)、地婆诃罗(676 —688 )、佛陀波利(676 )、杜行顗(679 )、提云般若(689 —691 )、弥陀山(690 —704 )、慧智(693 )、宝思惟(693—706 )、菩提流志(693 —713 )、实叉难
陀(698 —704 )、李无谄(700 )、义净(700 —711 )、智严(707 —721 )、善无畏(716 —735)、金刚智(720 —741 )、达摩战湿罗(730 —743 )、阿质达霰(732)、不空(743 —774 )、般若(781 —811 )、勿提提犀鱼(约785—？)、尸罗达摩(约785 —？)。在这些译师里有好几个中国僧徒、居士。而且在译籍的数量和质量方面，也超过前人。象其中玄奘、义净、不空等，都是很突出的。玄奘所译有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义净译出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因当时政变而散失的，不计入)，不空译出一百零四部一百三十四卷
(其中有些是属于编撰性质的)。他们各有所长。义净着重律典，不空专于密教，玄奘则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此外，各译师翻出的经典也多有特色，可说当时印度大乘佛教的精华，基本上已介绍过来了。在李唐一代译出的佛典，总数达到三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分量可说是空前的(唐代译师除上述见于经录的各家而外，还有些从现存零星译本和日本学僧“请来录”记载上见到的译人，如戒贤、菩提仙、达摩栖那、宝云、满月、智慧轮、达摩伽那、法成等)。
将历代翻译的佛典编成“一切经”，作为寺院的藏书来缮写，这在隋代，就已编定了《仁寿众经目录》(彦琮等依《法经目录》重编)。唐初，在这一基础上增订而成的目录有好几种。先有贞观初年的德业、延兴二寺《写纪目录》(玄琬编，共收七百二十部，二千六百九十卷，比较《仁寿录》增加三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次有显庆三年(658 )所编西明寺大藏经的《入藏录》(共收八百部、三千三百六十一卷)，再次有龙朔三年(663 )所编《东京大敬爱寺一切经论目录》(静泰编，共收八百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另外带有经录性质的，有麟德元年编成的《大唐内典录》(十卷，道宣编)、《古今译经图记》(四卷，靖迈撰)，武周天册万岁元年(695 )编成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十五卷，明佺等撰)，开元十八年(730 )编成的《续大唐内典录》(一卷，智升撰)、《续古今译经图纪》(一卷，同上)、《开元释教录》(二十卷，同上)、《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同上)，贞元十年(794 )编成的《贞元续开元释教录》(三卷，圆照撰)，贞元十六年(800 )编成的《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三十卷，同上)。在这些目录里，《开元录》一种实际发生的影响最大。它的入藏目录共收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成为后来一切写经、刻经的准据。同时有华严寺沙门玄逸对于入藏各经的卷次、其目详加校定，撰成《开元释教广役历章》(三十卷，今残缺不全)，这就更增加了《开元录》的准确性。
中国佛教中的宗派，最先为隋代集大成的天台宗。此宗于智顗圆寂后即由其弟子灌顶(561 —632 )继续弘传。入唐，有法华寺智威(？—681 )、天宫寺慧威(634 —713 )、左溪玄朗(673 —751 )相次传承。在这几代里，因新兴慈恩、贤首各宗势力所掩，黯然不彰。及至玄朗弟子荆溪湛然(711 —782 )，一宗始有中兴之象。湛然初为儒生，二十余岁时从学玄朗，修习止观。天宝末(755 顷)与大历初(766 顷)，曾一再辞谢征辟，专事授徒著述，宏扬自宗。但其立说，随着时代思想的开展，也渐改旧观。后传行满，再传广修(？—843 )，值会昌毁佛，声势骤衰。湛然别传弟子道邃，以天台学传给日本最澄，最澄回国后遂在日本开创了天台宗。邃门人宗颖、宗谞，视《法华经》与《大日经》同等，
亦与日本台密以相当的影响。
另外，还有隋代已具雏形的三论宗，其祖师吉藏(５４９—６２３)晚年在长安，曾受到唐高祖的优礼，被聘为十大德之一。他迭住于实际、定水诸寺，得以盛弘役说。吉藏诸门人中最杰出的为慧远，住在兰田悟真寺，时来长安讲说，能传此宗的教化。另有智拔、乌凯、智凯、智命、硕法师、慧灌等。乌凯(？—646 )在越州嘉祥寺开讲三论。硕法师著《中论疏》。慧灌为高丽学僧，后去日本开三论宗。役与吉藏同门而活动于唐初的还有慧均，著《四论玄义》，今存残卷。稍后，贞观年中有元康(或说是硕法师弟子)，住安国寺，著《三论疏》，又为《肇论》作注，为日本此宗第三传道慈之师。唐代此宗后因不敌慈恩、天台诸宗的盛势，而逐渐不振。其修习禅法的，则因禅宗勃兴，也就多与合流，无所区别了。
唐代佛教在发展过程中更成立了好些宗派。这是一方面因为佛教的传播日广，要适应各阶层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种教理和修持的体系。一方面也因为寺院的经济基础，日益庞大，佛教徒采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强组织，以维持其既得的利益。最先，有慈恩宗，这是由玄奘(600—664 )和其门徒们所建立，而以玄奘曾住过的慈恩寺名宗。他们统一了过去摄论师、地论师、涅槃师等种种分歧的说法，特别是在修持依据和方法的议论上，都用新译的资料作了纠正。他们宗奉印度大乘教中从无着、世亲相承而下直到护法、戒贤、亲光的瑜伽一系之说，即以《瑜伽师地论》及其附属论书(所谓十种支论)为典据，主张众生种姓各别，改变了过去说“皆有佛性”的见解。又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即从“唯识无
境、境无识亦无”的次第来作契会实相的观行。玄奘自己的主张只配合着他的翻译随时对他门徒们讲说，并没有专篇著作。他门下人物很多，最杰出的是窥基(632 —682 )，对于新译的经论作了将近百部的注，特别在《成唯识论》、《因明入正理论》等重要典籍方面有极其详尽的解释，大大发扬了玄奘译传的新说。接着有慧沼(650 —714)、智周(668 —723 )，相继阐扬，遂使此宗达于极盛。但因理论过于繁细，难能通俗，终究归于衰落。玄奘门下还有一些新罗的学人，象圆测(613 —696 )、道证、太贤、慧景、道伦等，也都有成就，但通常不算在此宗传承之内。又在玄奘译传瑜伽系学说的同时，也对说一切有部的毗昙作了有系统的翻译介绍。特别是《俱舍》一论，以前曾经真谛翻译讲习而有了专门学系，所谓俱舍师，这时又有玄奘重翻本论，并介绍了《顺正理论》之说，而丰富了《俱舍》研究的内容。在玄奘门下普光、法宝等都专事讲求，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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