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

　　唐代佛教，是指從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到哀帝天祐四年(907 )二百八十九年間李唐一代的佛教而言。

　　唐代接著隋代之後，很重視對于佛教的整頓和利用。高祖武德二年(619)，就在京師聚集高僧，立十大德，管理一般僧尼。九年(626)，因爲太史令傅奕的一再疏請，終于命令沙汰佛道二教，只許每州留寺觀各一所，但因皇子們爭位的變故發生而未及實行。太宗即位之後，重興譯經的事業，使波羅頗迦羅蜜多羅主持，又度僧叁千人，並在舊戰場各地建造寺院，一共七所，這樣促進了當時佛教的開展。貞觀十五年(641)文成公主入藏，帶去佛像、佛經等，使漢地佛教深入藏地。貞觀十九年(645)，玄奘從印度求法回來，朝廷爲他組織了大規模的譯場，他以深厚的學養，作精確的譯傳，給予當時佛教界以極大的影響，因而在已有的

　　天臺、叁論兩宗以外，更有慈恩、律宗等宗派的相繼成立。稍後，武後(684—704)利用佛教徒懷義等僞造《大雲經》，她將奪取政權說成符合彌勒的授記，隨後在全國各州建造了大雲寺，又造了白司馬坂的大銅佛像，並封沙門法朗等爲縣公，又授懷義爲行軍總管等，這使佛教和政治的關系益加密切。此時新譯《華嚴》告成，由法藏集大成的賢首宗也跟著建立。其後，玄宗時(712—756)，雖曾一度沙汰僧尼，但由善無畏、金剛智等傳入密教，有助于鞏固統治政權，得到帝王的信任，又促使密宗的形成。當時佛教發展達于極盛，寺院之數比較唐初幾乎增加一半。不久，安史亂起，佛教在北方受到摧殘，聲勢驟減。禅家的南宗由于神會的努力，漸在北方取得地位。神會又幫助政府征收度僧稅錢，以爲軍費的補助，南宗傳播更多便利，遂成爲別開生面的禅宗。但是當時國家曆經內戰，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爲逃避之所，寺院又乘均田製度之破壞，擴充莊園，驅使奴役，並和貴族勢力相勾結，避免賦稅，另外還放高利貸設立碾嵦 等多方牟利.這樣在經濟上便和國家的利益矛盾日深，故從敬宗、文宗以來，政府漸有毀滅佛教的意圖，到武宗時(841—846)就終于實現了。從會昌二年到五年(842—845)，命令拆毀寺宇，勒令僧尼還俗。綜計當時拆毀大寺四千六百余所，小寺四萬余，僧尼還俗二十六萬余人，解放奴役十五萬人，收回民田數千萬頃。這對以後佛教的發展影響很大。當時佛教典籍的湮滅散失情況也極嚴重，特別是《華嚴》、《法華經》等的章疏，大半都在此時散失，以致影響到天臺、賢首等宗派日趨衰落。

　　唐代的譯經基本上由國家主持，其成績是很可觀的。這從太宗貞觀叁年(629 )開始，組織譯場，曆朝相沿，直到憲宗元和六年(811 )才終止。前後譯師二十六人，即波羅頗迦羅蜜多羅(翻譯年代629 —633 ，以下各人皆附注翻譯年代)、玄奘(645 —663 )、智通(647 —653 )、伽梵達摩(約650 —655 )、阿地瞿多(652 —654 )、那提(655 —663)、地婆诃羅(676 —688 )、佛陀波利(676 )、杜行顗(679 )、提雲般若(689 —691 )、彌陀山(690 —704 )、慧智(693 )、寶思惟(693—706 )、菩提流志(693 —713 )、實叉難

　　陀(698 —704 )、李無谄(700 )、義淨(700 —711 )、智嚴(707 —721 )、善無畏(716 —735)、金剛智(720 —741 )、達摩戰濕羅(730 —743 )、阿質達霰(732)、不空(743 —774 )、般若(781 —811 )、勿提提犀魚(約785—？)、屍羅達摩(約785 —？)。在這些譯師裏有好幾個中國僧徒、居士。而且在譯籍的數量和質量方面，也超過前人。象其中玄奘、義淨、不空等，都是很突出的。玄奘所譯有七十五部、一千叁百叁十五卷，義淨譯出六十一部、二百六十卷(因當時政變而散失的，不計入)，不空譯出一百零四部一百叁十四卷

　　(其中有些是屬于編撰性質的)。他們各有所長。義淨著重律典，不空專于密教，玄奘則瑜伽、般若、大小毗昙，面面俱到。此外，各譯師翻出的經典也多有特色，可說當時印度大乘佛教的精華，基本上已介紹過來了。在李唐一代譯出的佛典，總數達到叁百七十二部、二千一百五十九卷，分量可說是空前的(唐代譯師除上述見于經錄的各家而外，還有些從現存零星譯本和日本學僧“請來錄”記載上見到的譯人，如戒賢、菩提仙、達摩棲那、寶雲、滿月、智慧輪、達摩伽那、法成等)。

　　將曆代翻譯的佛典編成“一切經”，作爲寺院的藏書來繕寫，這在隋代，就已編定了《仁壽衆經目錄》(彥琮等依《法經目錄》重編)。唐初，在這一基礎上增訂而成的目錄有好幾種。先有貞觀初年的德業、延興二寺《寫紀目錄》(玄琬編，共收七百二十部，二千六百九十卷，比較《仁壽錄》增加叁十一部、一百五十八卷)，次有顯慶叁年(658 )所編西明寺大藏經的《入藏錄》(共收八百部、叁千叁百六十一卷)，再次有龍朔叁年(663 )所編《東京大敬愛寺一切經論目錄》(靜泰編，共收八百十六部、四千零六十六卷)。另外帶有經錄性質的，有麟德元年編成的《大唐內典錄》(十卷，道宣編)、《古今譯經圖記》(四卷，靖邁撰)，武周天冊萬歲元年(695 )編成的《大周刊定衆經目錄》(十五卷，明佺等撰)，開元十八年(730 )編成的《續大唐內典錄》(一卷，智升撰)、《續古今譯經圖紀》(一卷，同上)、《開元釋教錄》(二十卷，同上)、《開元釋教錄略出》(四卷，同上)，貞元十年(794 )編成的《貞元續開元釋教錄》(叁卷，圓照撰)，貞元十六年(800 )編成的《貞元新定釋教目錄》(叁十卷，同上)。在這些目錄裏，《開元錄》一種實際發生的影響最大。它的入藏目錄共收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成爲後來一切寫經、刻經的准據。同時有華嚴寺沙門玄逸對于入藏各經的卷次、其目詳加校定，撰成《開元釋教廣役曆章》(叁十卷，今殘缺不全)，這就更增加了《開元錄》的准確性。

　　中國佛教中的宗派，最先爲隋代集大成的天臺宗。此宗于智顗圓寂後即由其弟子灌頂(561 —632 )繼續弘傳。入唐，有法華寺智威(？—681 )、天宮寺慧威(634 —713 )、左溪玄朗(673 —751 )相次傳承。在這幾代裏，因新興慈恩、賢首各宗勢力所掩，黯然不彰。及至玄朗弟子荊溪湛然(711 —782 )，一宗始有中興之象。湛然初爲儒生，二十余歲時從學玄朗，修習止觀。天寶末(755 頃)與大曆初(766 頃)，曾一再辭謝征辟，專事授徒著述，宏揚自宗。但其立說，隨著時代思想的開展，也漸改舊觀。後傳行滿，再傳廣修(？—843 )，值會昌毀佛，聲勢驟衰。湛然別傳弟子道邃，以天臺學傳給日本最澄，最澄回國後遂在日本開創了天臺宗。邃門人宗穎、宗谞，視《法華經》與《大日經》同等，

　　亦與日本臺密以相當的影響。

　　另外，還有隋代已具雛形的叁論宗，其祖師吉藏(５４９—６２３)晚年在長安，曾受到唐高祖的優禮，被聘爲十大德之一。他疊住于實際、定水諸寺，得以盛弘役說。吉藏諸門人中最傑出的爲慧遠，住在蘭田悟真寺，時來長安講說，能傳此宗的教化。另有智拔、烏凱、智凱、智命、碩法師、慧灌等。烏凱(？—646 )在越州嘉祥寺開講叁論。碩法師著《中論疏》。慧灌爲高麗學僧，後去日本開叁論宗。役與吉藏同門而活動于唐初的還有慧均，著《四論玄義》，今存殘卷。稍後，貞觀年中有元康(或說是碩法師弟子)，住安國寺，著《叁論疏》，又爲《肇論》作注，爲日本此宗第叁傳道慈之師。唐代此宗後因不敵慈恩、天臺諸宗的盛勢，而逐漸不振。其修習禅法的，則因禅宗勃興，也就多與合流，無所區別了。

　　唐代佛教在發展過程中更成立了好些宗派。這是一方面因爲佛教的傳播日廣，要適應各階層信徒的要求，就不能不有各種教理和修持的體系。一方面也因爲寺院的經濟基礎，日益龐大，佛教徒采取了用宗派形式加強組織，以維持其既得的利益。最先，有慈恩宗，這是由玄奘(600—664 )和其門徒們所建立，而以玄奘曾住過的慈恩寺名宗。他們統一了過去攝論師、地論師、涅槃師等種種分歧的說法，特別是在修持依據和方法的議論上，都用新譯的資料作了糾正。他們宗奉印度大乘教中從無著、世親相承而下直到護法、戒賢、親光的瑜伽一系之說，即以《瑜伽師地論》及其附屬論書(所謂十種支論)爲典據，主張衆生種姓各別，改變了過去說“皆有佛性”的見解。又用“唯識所現”來解釋世界，即從“唯識無

　　境、境無識亦無”的次第來作契會實相的觀行。玄奘自己的主張只配合著他的翻譯隨時對他門徒們講說，並沒有專篇著作。他門下人物很多，最傑出的是窺基(632 —682 )，對于新譯的經論作了將近百部的注，特別在《成唯識論》、《因明入正理論》等重要典籍方面有極其詳盡的解釋，大大發揚了玄奘譯傳的新說。接著有慧沼(650 —714)、智周(668 —723 )，相繼闡揚，遂使此宗達于極盛。但因理論過于繁細，難能通俗，終究歸于衰落。玄奘門下還有一些新羅的學人，象圓測(613 —696 )、道證、太賢、慧景、道倫等，也都有成就，但通常不算在此宗傳承之內。又在玄奘譯傳瑜伽系學說的同時，也對說一切有部的毗昙作了有系統的翻譯介紹。特別是《俱舍》一論，以前曾經真谛翻譯講習而有了專門學系，所謂俱舍師，這時又有玄奘重翻本論，並介紹了《順正理論》之說，而豐富了《俱舍》研究的內容。在玄奘門下普光、法寶等都專事講求，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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