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不絕,這就使俱舍師的傳統一直延續到唐末。
其次,律宗。從南北朝以來,由于國家對佛教僧徒的管理逐漸嚴密,教內也需要統一實行戒律的作法來加強自己的組織。這就有了一群講求律學的律師。其中道宣(596 —667 )繼承北朝慧光(468 —537 )到智首(567 —635 )的系統,專事《四分律》的宏揚。他做了《四分律戒本疏》、《羯磨疏》、《行事鈔》等大部著作,在理論上吸收了玄奘譯傳的新義,較舊說爲長。因爲道宣後來居住在終南山豐德寺,所以一般稱呼他一系傳承的律學宗派爲南山宗。同時還有法砺(569 —635 )的相部宗、懷素(625 —689 )的東塔宗,對于《四分律》的運用和解釋,各有不同的見解,也各成一派。他們的聲勢雖不及南山宗之盛,但流行經過了較長時期,彼此存著分歧 ,不得統一。大曆十叁年(778 ),由國家發動來調和異議,也未見效,不過最後還是南山暢行,余宗逐漸衰落了。另外,義淨(635 —713 )一家也銳意講求律學。他曾費了二十五年的時間,曆叁十余國,留心關于實行戒律的各種作法,寫成記錄,從南海地方寄回國內,即矨E《南海寄歸傳》。他回國之後,又大量翻譯根本說一切有部的廣律和十七事等,很想原封不動地將印度有部製度褹E植過來。但這一製度在中國基礎薄弱,顯然和習慣相違,只徒有理想,留下了豐富的文獻而已。
道賢首宗。此宗是推尊《華嚴經》爲佛說的最高階段,要用它來統攝一切教義的。最初由法順(即杜順,557 —640 )創立了法界觀門,從《華嚴》所說各種法相歸納條理,作爲逐步觀察宇宙萬法達到圓融無礙境地的法門。接著有智俨(602 —668 )著述《搜玄記》、《孔目章》等,對《華嚴經》文作了綱要性的解釋。到了法藏(643 —712 ),因爲參加了《華嚴》的新譯,理解經文更爲透徹,他還吸收玄奘新譯的一些理論,這樣完成了教判,並充實了觀法,而建成了宗派。後人即以他的法號賢首作爲宗名。他的理論曾一度爲其弟子慧苑所修改,以致未能很好地傳播,但不久澄觀(738 —838 )即糾正了慧苑之說而加以發揚。其後宗密(780 —841 )融會禅教兩方面,貫徹了華嚴圓融的精神。向後此宗即
沿著這樣的趨向而開展。另外,法藏門下有新羅學人義湘(625 —702 ),他歸國後即在海東開創了華嚴經宗。
密宗。純粹用陀羅尼(咒語)來作佛教的修習方便,這在當時的印度還是比較新鮮的事,但因中印間交通發達,很快地就傳播過來了。相繼來唐的善無畏(637 —735 )、金剛智(671 —741 ),本來修學地點不同,分別傳承胎藏界和金剛界的法門,及到達中國之後,互相授受,就融合成更大的組織。接著經過一行(683 —727 )、不空(705 —774 )的闡述,更充實了內容,乃于一般的佛教而外,創立密教(從真言秘密得名)一宗。此宗帶著神秘色彩,爲統治階級所特別愛好。當時幾代帝王都對不空十分優禮,並以官爵相籠絡,這樣形成了王公貴族普遍信仰密教的風氣。其影響所及,日本也一再派遣學僧來華傳習,歸國開宗。但不空以後,經惠果、義操、義真等數傳,宗勢就逐漸衰頹。到了唐末,雖還有柳本尊那樣的人遠在四川,盛弘密法,但已不是以前的面目了。
以上各宗和從前代繼承下來的天臺宗、叁論宗,都只流行于宮廷或上層知識分子之間,其向民衆傳播並帶著更濃厚的宗教色彩的,則另有淨土宗。這是從彌陀信仰進一步的開展,立宗的端緒可上溯到北魏時代的昙鸾(477 —543 )。昙鸾在並州石壁山玄中寺提倡淨土念佛法門。唐初道綽(562 —645 )在寺中見到記載昙鸾事迹的碑文,得到啓發而歸心,繼續提倡。他的弟子善導(613 —681 )來長安傳教,使淨土信仰得到很大發展。善導還著了《觀經疏》,在教理上建立根據,這樣淨土宗就形成了。其後懷感、少康(?—805 )等,相承不絕。唐代宣傳淨土教的人,另外還有慧日(慈愍,680 —740 )。他從印度遊曆回來,宣傳在健馱羅國得著淨土法門的傳授,由此別成一系,但實際和善導所提倡的相差無幾。此外如迦才、承遠(712 —802 )、法照(?—821 ?)等,也都致力于
淨土的宏傳,遂使這一宗信仰得以普遍流行。
最後還有禅宗。北魏時菩提達摩在北方傳授禅法,以《楞伽經》(劉宋譯四卷本)爲印證,就有了楞伽師一派。唐初,黃梅雙峰山有道信禅師(580 —651 ),他和叁論宗的人有些淵源,故在楞伽禅法而外,還參用般若法門,但後人仍視爲繼承達摩的嫡系。同時從叁論師昊法師出家的法融(594 —667 )從事靜坐,據傳說曾得道信的印可,而成爲一系牛頭禅(這因法融住在金陵牛頭山而得名),傳承了幾代。但道信直傳的弟子是弘忍(601 —674 ),移住東山,傳法四十余年,門人多至千數,尊其所說爲東山法門。他的門人中著名的有神秀(606 —706 )、智诜(611 —702 )、老安(582 —709 )、法如、慧能(638 —713 )等十余人。慧能後還嶺南,提倡頓悟法門,又結合世俗信仰而推重《金剛經》,不專主坐禅,這樣就和神秀一系墨守成規、信奉《楞伽》、主張漸悟的恰恰相反,而逐漸成爲南北兩宗的對立。慧能門下懷讓(677 —744 )、行思(?—740 )等都在南方地帶活動。開元以後,由神會(668 —780 )在河南進行宣傳,並力爭正統,指摘神秀和其門下普寂(651 —739 )都未得弘忍傳衣,不是正系。這樣造成慧能爲達摩以來的直接繼承者的印象,使南宗禅的勢力大增。但神會的一系(後來形成荷澤宗)並不太盛,而擴大傳播的還是南嶽(懷讓)、青原(行思)兩家。南嶽下傳承的有馬祖道一(709 —788 ),再傳百丈懷海(720 —814)、南泉普願(748 —835 )。百丈傳沩山靈祐(771 —853 )、黃檗希運(?—855)等。南泉傳趙州從谂(778 —897 )等。青原下傳承有石頭希遷(700 —790
),再傳藥山惟俨(745 —828 )、天皇道悟(748 —807)。天皇傳龍潭崇信,再傳德山宣鑒(780 —865 )。會昌以後,更從這些傳承形成支派。象沩山傳仰山慧寂(807 —883 ),後成爲沩仰宗。又籄E檗傳臨濟義玄(?—867 ),後成臨濟宗。再後曹洞宗、雲門宗成立于唐末,法眼宗繼起于五代,合爲五宗。又從百丈起,製定清規,使禅院從普通律寺(即依照聲聞戒律規定組成的寺院)分離而獨立,這就更便于集合多數學人共住習禅。它簡化寺院形式,但立法堂而無佛殿等,也更適合當時南方經濟文化新開辟地區的情況,而易于推進佛教的發展。禅宗從慧能以後,本來轉向平民,不重視文字的研習記誦,但是數傳之後,學人兼重知見,依舊不能放棄文字的修養,因而它的影響所及,還只是以知識分子爲
主。不過比較起一般講義學的宗派來,禅宗總算是流行最普遍的了。
此外,隋代信行禅師(540 —594)創立的叁階教,在一度被禁後,因其門徒甚多,又受到隋代重臣肖瑀、高熲 等的外護,仍隱然保全實力,延續到唐代,又在長安恢複了相當的盛況。著名的寺院有化度(原爲實際寺)、慧日、光明、慈門、弘善五大寺,而以化度爲其中樞,無盡藏院就設立于此。到了武後證聖元年(695 ),才明令判爲異端,將該教的典籍歸之僞雜符錄一類。聖曆二年(699 ),又令限製學叁階教的只能乞食、長齋、絕谷、持戒、坐禅,此外所行都視爲違法。後至開元元年(713 ),廢止無盡藏院,斷絕了叁階教的經濟來源。開元十叁年
(725)更對叁階教徒作了比較徹底的處分,原來有些寺院裏的叁階教徒別院居住的,一律命其拆除隔障,與衆雜居,並還銷毀了叁階教所有《集錄》四十余卷(依《開元錄》所搜集,凡有叁十五部、四十四卷),不許再行誘化。盡管如此,叁階教的潛勢力依然存在。如貞元年間編纂《貞元釋教目錄》的圓照,即對叁階教有好感。他曾編輯《信行禅師塔碑表集》五卷(著錄于《續開元釋教錄》卷末)。在《貞元釋教錄》內還收載由化度寺僧善才請准入藏的叁階《集錄》四十四卷(五帙)的目錄。附載牒文並說到當時長安城內五十五寺各有叁階禅院,住持相續二百余年,僧尼二衆千人以上。但此教到了以後終歸衰落,大約在唐末就絕迹了。
唐代佛教除了通過上述各宗派的教義宣傳對于群衆發生作用而外,還有直接和群衆生活聯系以傳教的種種活動。如歲時節日在寺院裏舉行的俗講,用通俗的言詞或結合著故事等來作宣傳,這些資料大都寫成講經文或變文(所講的經有《華嚴》、《法華》、《維摩》、《涅槃》等)。又有化俗法師遊行村落,向民衆說教。有時也由寺院發起組織社邑,定期齋會誦經,而使社僧爲大衆說法。至于有些寺院平素培植花木(如長安慈恩、興唐等寺培植牡丹花),遇到節日開放以供群衆遊覽,或更約集廟會,這都間接有傳教之效。當時民間一般佛教徒的崇拜對象有彌勒、彌陀、觀音、文殊等佛、菩薩。特別是因爲《華嚴經》中說及文殊常住在清涼山,別號清涼的五臺山遂被看作文殊的道場,而成爲佛教信仰的一個中心地點,後來又經密教信徒的並力經營,寺院建築愈加發達。
入唐以來的佛教由于急速的發展,它和道教不但在政治地位上時有高下優劣之爭,並在思想上也加劇了沖突。在道教方面,唐初有教徒傅奕向高祖七次進言,抨擊佛教,慫恿實行佛教的沙汰。沙門法琳和其弟子李師政分別作了《破邪論》和《內德論》,反駁傅奕。接著有道教徒李仲卿著《十異九迷論》,劉進喜著《顯正論》,響應傅奕,貶斥佛教。法琳再度作了《辯正論》,予以反擊。這樣兩教的激烈沖突,結果是法琳受到發配益州的處分。其後,在朝廷的內殿裏時常舉行佛道的對論,其論題涉及道教最高概念的道和佛教所說菩提的同異,又考核到《老子化胡經》的真僞。後來武宗的破佛,雖由于國家與寺院經濟上矛盾發展至于不能調和而發生,但表面上仍是以道教徒趙歸真的進言爲契機,而結合到佛道之爭的。
另外在儒家方面,本來與佛教的爭論較少。從隋代吉藏以來,佛教徒一貫以人天教看待儒家。象吉藏在所著《叁論玄義》裏的判釋,即說儒道都是外道,還比不上佛教的聲聞乘。唐代宗密著《原人論》,也采取同樣的見解,但儒者對于這些議論未見有何種反感。大概他們以爲儒佛原是以世間道和出世間道來區分的,高下的看法倒不必拘泥。直到了中唐,韓愈才奮起對佛教竭力攻擊。他寫了《原道》一文,說佛教是教人無爲而徒食,是無益于國家的。又說佛教外來,系夷狄之法,和儒教相違。他主張驅使僧尼還俗,焚毀佛經,改寺院爲民舍。他又上表論佛骨,以爲是枯骨穢余,應付之水火,永絕迷信的根本。這樣直率的辟佛議論,曾給後世以很大影響。不過佛教的重要思想依然浸潤于一般思想界。特別是經過
天臺、賢首兩家組織過而帶著調和中國原有人性說的理論,很容易爲儒者所接受。如梁肅服膺天臺宗的湛然,寫了《天臺止觀統例》一文(786 年寫成),就是將佛教的修止觀看成和中國舊說窮理盡性一樣,而以止觀法門之所爲乃在恢複實際即所謂人性之本。這樣提出了複性之說。其後韓愈的門人李翺更結合禅家的無念法門和天臺家的中通觀,寫成《複性書》,即隱隱含著溝通儒佛兩家思想之意。如此傾向也見于佛家。如李通玄用《周易》之意解釋《華嚴》,澄觀也吸取其議論,其門人宗密相繼用《周易》四德以配佛身四德。這些都開了兩家理論轉化的端緒。
唐代佛教的發展,也對文學、藝術等方面帶來不少影響。首先在文學方面,由于俗講流行,創作了變文等作品。其次藝術方面,促使佛教藝術更有所推進。如在唐代東都洛陽附近的龍門石窟,北魏時代就經營造像,有了相當的規模。唐代從高宗到武後時約五十年間(650 —704),又在那裏大加營造。雕造奉先寺大佛(連脅侍菩薩、羅漢、神王、力士,共九尊,俗稱九龛洞),並于西山遍築佛窟,且續開東山各窟。其大佛造像相貌端嚴,表情溫雅,衣褶簡潔,菩薩像裝飾華麗細致,允稱傑作。唐代造像在龍門而外,還于山西太原天龍山、甘肅天水麥積山、敦煌莫高窟、山東曆城千佛崖、四川廣元千佛崖等處開鑿石窟,雕塑佛像。其中敦煌諸窟采塑各像,表情柔和,接近生人,尤有特色。至于隨著變文的發達,創出多種多樣的經變畫圖,常常在全幅中綜合表現整部經文的重要內容。有時帶連續性,展開畫面以表白故事的次第經過。這在壁畫中別具風格。現今猶存于敦煌石窟的,即有彌陀淨土變、藥師淨土變、彌勒淨土變、《維摩》、《法華》、《報恩》、《天請問》、《華嚴》、《密嚴》等經變。至于唐代佛教的建築,殿堂遺構在五臺山有南禅寺、佛光寺之大殿。塔的形式則始創八角形的結構,如玄宗時(745)在嵩山會善寺所建的淨藏禅師墓塔等。另外經幢的製作極多。由于新譯《尊勝陀羅尼》的信仰普遍,刻陀羅尼的尤到處可見。其形式常爲八面,後更發展有數層,還雕刻了佛像等。
唐代佛教的發展也在國外發生影響。當時新羅和日本的學僧很多來中國得到各宗大師的傳承,歸國開宗,中國高僧也有去日本傳教的,如此相承不絕。新羅在唐初有義湘學法于智俨,太賢、道倫受學于玄奘之門,後來還有惠日從惠果傳胎藏密法,法朗得法于禅師道信,其弟子信行又受北宗禅于志空(普寂門人),道義受南宗禅于智藏(道一門人)。他們分別在國內傳賢首、慈恩、密宗、禅宗之學,禅宗還蔚成禅門九山,極一時之盛。日本學僧入唐求學之風尤盛。唐初,道昭、智達、智通來從玄奘受學,其後又有智鳳、玄昉來從智周受學,歸國後分爲南寺、北寺兩傳法相之學,而成立專宗。又先有道璿赴日講《華嚴》等經,繼而新羅審詳從賢首學法,授之日僧良辨,而成華嚴宗。又日僧道光先入唐學南山律,後鑒真律師赴日傳戒,成立了律宗。這些宗派都建立在日本奈良時代(710
—774 ),連同先前傳入日本的叁論宗、成實宗,又附隨法相學傳入的俱舍宗,並稱爲奈良六宗。其後日都由奈良遷去平安,而入平安時代,又有最澄入唐從天臺宗道邃、行滿受學,歸國創天臺宗。又空海入唐從惠果受兩部秘法,歸創真言宗,于是日本的佛教便備具規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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