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年唯识学研究综述

　　提要：近十年来，唯识学的研究成为了大陆佛教研究的热点。本文就搜集到的文献作了细致梳理，发现唯识学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向展开：即唯识史学的研究、唯识理论与思想研究、唯识经典的研究与诠释、唯识学与现代科学的比较研究、近代唯识学复兴研究。这五个方向各有力作问世，构成了唯识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但在研究方法上略显单一，多从文献学、哲学的角度出发，笔者认为适时地转变研究思路，必将使唯识学的研究开创出新的局面。

　　主题词： 近十年 内地 唯识学研究 综述

　　作者：王静磊 陕西师范大学宗教研究中心

　　唯识学作为大乘佛教义理中最富哲学思辨性，也是最繁琐的学问，其绚烂于世往往是佛学思想极为繁荣之时。玄奘、窥基创宗之时正值唐朝盛世，八宗并行，为中国佛教义学发展的最高峰时期。在近代中国的佛教复兴运动中，天台、华严各受所倾，密法于日续音，但最为风光的还是要数晦涩的法相唯识学，在支那内学院欧阳竟无等人的大力弘扬下，一时之间成为显学。20世纪80年代后，国家科学文化事业逐渐恢复，在佛教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的可喜的研究成果，从而也带动了唯识学研究的发展。进入新世纪后，佛教研究的基本思路逐渐发生变化，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的束缚，不再将宗教作为批判的对象，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正常的社会文化现象，以理性、客观的态度研究宗教。这种研究思路的调整无疑对于我们更为准确理解佛教有着积极的意义。在近十年的时间内，唯识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很多，在此笔者从唯识史学研究、唯识理论与思想研究、唯识学典籍研究、唯识学与现代科学比较研究、近代唯识学复兴研究五个方面入手，对近十年的唯识学研究状况做一梳理，以为今后的研究者提供一点可参考的资料和线索。

　　一、 唯识史学研究

　　唯识学向来以难治著称，又因自玄奘、窥基师徒创宗之后，仅传慧沼、智周而法系湮灭，故中国学术界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没有一部唯识学的专著。仅在汤用彤的《隋唐佛教史稿》、吕澄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有一小节介绍唐代唯识学的传承、发展情况，但相对而言过于简略。

　　杨维中的《中国唯识宗通史》(凤凰出版社2008年)的问世填补了学术界有关唯识宗通史专题研究的空白。《通史》第一次系统而完整地勾画了中国唯识宗从“学派”到“宗派”形成、发展以及衰亡之历史演变轨迹，澄清了唯识宗史上的一些史实，纠正了以往的一些误解，是一部极具分量的佛教宗派专著。

　　《通史》在时间跨度上，上起南北朝时期地论学派、摄论学派与唯识学的传播，终止于永明延寿《宗镜录》的出现。作者认为永明延寿通过《宗镜录》成功地将唯识宗的思想融摄于以《大乘起信论》为中心的“性宗”框架内，“性”“相”融合的结果是唯识宗的消失而唯识学的延续。而之后明末乃至近代僧俗两界虽有复兴唯识宗的努力，但都不能构成严格意义上的“法相唯识宗”，而只是“唯识学”。

　　《通史》在内容上由三部分组成：历史人物的考证、唯识典籍的研究、唯识学思想的分析。总计七十多万字，共分七章如下：地论学派与唯识学的传播、摄论学派及《大乘起信论》的传播、玄奘西行及其翻译活动、唯识宗的“宗经”、“总论”及其主要内容、唯识宗基本教义、唯识宗的兴盛及其传承。佛教史的撰述其实质就是以历史为线索将相关的人物与事件串联起来。作者对相关的唯识学者，及在唯识宗形成过程中重要的历史事件进行了细致的考证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涉及的人物笔者粗略地统计了一下共计110多人，其中很多考证颇具新意。例如通过对灵裕生平事迹的分析，突出了其在华严“宗派化”过程中的历史地位；通过对辨机的考证，作者认为《新唐书》、《资治通鉴》记载有误，辨机与高阳公主私通被杀的记载与事实不符；通过对圆测的考证，作者认为圆测虽为玄奘弟子，但并未接受玄奘所传的唯识学，而是忠于唯识古学甚至《大乘起信论》的立场。

　　唯识史学研究相关的文章还有，吴学国《关于中土唯识学历史兴衰的思考》(《法音》1998年12期)认为唯识宗在传入中国后，拒绝本土化是致使其衰落的主要原因。张志强在《“宗门昌而义学起”——唯识学的兴起与晚明佛教的整兴尝试》(《法音》1999年02期)对明末唯识学兴起的状况和原因作了论述。

　　二、唯识理论与思想研究

　　佛陀创教是以救众生出生死苦海为本怀，而非印度当时流行的哲学思辨。因此，佛教是强调通过修行实践来获得终极解脱的宗教。待佛陀涅槃之后，随着佛教影响力的扩大和弘法的需要，佛的弟子们务必要对佛陀舍置不答的哲学问题给出答案，以应对外道的责难。待到4世纪，瑜伽行派对之前的佛教思想在进行了抉择和继承后，建立了细致庞大的理论体系，其涉及到现代哲学体系范畴下的本体论、认识论、宇宙观等多个方面。正是唯识学自身长于哲学思辨的特点激发了现代学者研究的兴趣。因此，这一时期，在唯识学思想研究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成果。

　　周贵华《唯心与了别—根本唯识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根据印度和我国保存的大量、丰富的有关根本唯识三大论师弥勒、无着和世亲的有关史料,从唯识体论和唯识相论两个方面，对根本唯识论的基本理论和发展作了十分详尽的阐述,比较了三大论师思想的异同,澄清了某些早期唯识史上的阙疑和繁琐的问题。作者认为在印度瑜伽行派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唯识学形态，并将其定义为有为依唯识和无为依唯识。无为依唯识学是以无为性的真如为一切法的根本所依及缘起的根本因的唯识学，而有为依唯识学是以有为性的本识为一切法根本所依及缘起的直接因的唯识学。在弥勒的著述中，《辨中辩论颂》、《大乘庄严经论颂》、《辨法法性论颂》属于无为依唯识学，《瑜伽师地论》属于有为依唯识学的著述。在传承上，弥勒、无着构成了有为依唯识学的第一代传承，弥勒、世亲构成了无为依唯识学的第一代传承。中国的唯识学一值为玄奘所传的护法系的有为依唯识学所主导，因此，无论是学界还是僧界都忽视了无为依唯识学的流传，而南北朝时期真谛等所弘扬的正是无为依唯识学。作者的这一观点对于中国佛教界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国佛教如印顺所判摄属真常唯心一系，然而在近代，支那内学院的唯识学者对中国佛教的合法性提出质疑，他们以玄奘所传唯识为标杆，判中国佛教即如来藏一系为相似佛教，其根本原因正是认为玄奘所传的唯识学能够忠实地继承了印度唯识学的思想，而忽略了无为依唯识学在印度的传承。

　　如来藏思想研究一直是近代中国佛学研究的焦点问题。周贵华的《唯识心性与如来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是这方面研究的又一力作。作者对唯识与如来藏思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如来藏学是无为依唯识学的发展形态，即无为依唯识学的系统化。近代支那内学院站在唯识学(有为依唯识学)的立场上，对以《大乘起信论》为理论基础的中国佛教的如来藏思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此作者认为这是缘于内学院对《起信论》中真如含义的误读，《起信论》的熏习观虽然在名称上与唯识学相同，但含义却完全不同。在《起信论》中，真如与无明妄法是不一不异的关系，真如是诸法之根本因，而非直接因，故不需要满足唯识学上能熏、所熏的四个条件。唯识学者依“有为依”中有为法和无为法不能互熏的唯识思想对真如缘起理论的指责是偏颇的。另外，近代日本兴起的“批判佛教”思潮，将印度佛教的如来藏思想与唯识思想划作“基体说”类型，作者在对“基体说”的概念含义以及如来藏唯识思想进行考察后指出，如来藏思想与唯识思想中的基体类概念并非指一切法所依存的基体，或常一自在之我，相反它恰恰是大乘佛教要破除的“法我”的概念，因此松元判如来藏唯识思想为“基体说”是不能成立的。

　　圣凯的《摄论学派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是唯识古学研究的重要著作。文献资料的完备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是本书的一大特色。作者以唯识古学与今学的比较为中心，从《大正藏》、敦煌遗书以及隋唐时期日韩来华僧人的作品中整理出大量关于摄论学派的数据，使其在数据上相对以往的研究有创新性。另外，作者摒弃了以往学者多以哲学、历史学等单一的方法研究文献，而是采用“综合式的研究方法”，即语言文献、历史考证、思想史、哲学诠释学、解脱诠释学等多重方法的综合运用，以阿黎耶识缘起、影像门唯识、三性三无性、佛性、一乘、三乘等思想为中心，对唯识古学与唯识今学进行比较研究。《摄论学派研究》填补了国内南北朝佛教研究和唯识古学研究的空白，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唯识学发展史有着重要意义。

　　释昭慧在《初期唯识思想—瑜伽行派形成之脉络》(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对早期佛教思想与唯识学形成的关系进行了梳理，指出唯识学是在“假必依实”的思维模式下，对部派佛教、中观、真常思想进行了拣择、会通的基础上形成的。作者对初期唯识学思想的研究实际上否定了佛教内部将唯识学视为弥勒菩萨的神迹垂示的观点，对于我们理清早期唯识学发展的脉络有着积极的意义。

　　另外，杨维中《论唯识宗佛性思想的特征—识体理体于生佛两界》(《宗教学研究》2007年第1期)对唯识学的“五姓各别”、“一分无性”的佛性思想做了细致的分析。作者认为唯识学的“一阐提不能成佛”的思想与其种子学说是不可分割的，虽然唯识宗认为无为法的真如遍于每一众生，但“一阐提”众生因为“毕竟障种子”非常强盛，障碍者无漏种子起现行，故不能成佛。但中国佛教界自昙无谶译出《大般涅槃经》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思想已经深入人心，中国的唯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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