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砖头怎么磨得成镜？”怀让禅师见鱼上钩，立即针锋相对，说：“既然磨砖成不了镜，那你坐禅就成得了佛吗？”马祖一听，不得了，赶紧问：“那怎样才对呢？”怀让禅师说；“若要让一辆牛车上路，应该用鞭子打牛呢？还是去打车呢？”又说；“你是学坐禅，还是学坐佛？若学坐禅，禅非坐卧，若学坐佛，佛本身就不是禅定之相。对于佛法般若，对于六度法门不应有所取舍。你要是认为可以在坐禅中成佛，那是对佛法的误解，你若认为只有坐禅才是禅定，那也是对禅定的误解。”马祖听到这里，就“豁然开悟”。
怀让禅师对马祖用的方法，就是机锋。用一种譬喻、暗示的方法。“磨砖不能成镜，坐禅岂能成佛！”这里没有多余的思辩活动，而前几天的磨砖的行为。更没有思辩活动的影子，但能引起马祖的触、作意、受、想、思这五种遍行心所的关注，并一击成功。
马祖在他日后的传法活动中，极为纯熟和广泛地采用这一类方式，如棒喝等禅宗的许多家法，都是因马祖而奠定基础。
百丈禅师一次跟随马祖外出，在路上看见一群野鸭子飞过，马祖问：“那是什么？”百丈说：“野鸭子嘛。”过一会儿马祖又问：“到哪里去了呢？”百丈说：“飞过去了。”马祖于是把百丈的鼻子狠狠一扭，百丈痛得大叫。马祖说：“又说飞过去了嘛！”百丈眼睛一亮，他开悟了。
看见野鸭子叫和飞，只是“见色闻声”，以唯识学八识活动的开展来看，尚只停留在触和受的阶段，没有推理的认识过程。“飞过去了”，这一判断中就形成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别。马祖用扭鼻子的方式，使百丈再一次回到触和受中，而自己的这种触和受，是永远不会“飞过去”的。遍行的心所有法既具“一切时”，也就是处于永恒的“现在”之中，尽管在唯识学中，不论心法、色法、心所有法不相应行法都是“生灭法”、“有为法”，但遍行，唯有遍行才能与八识一起进入无为法——过渡到精神的彼岸世界。
再如马祖的另一个弟子水潦和尚，他第一次向马祖请教时问：“达摩祖师到中国来的意图是什么呢？”马祖说：“你先礼拜了再说。”水潦和尚刚一跪下，马祖突然当胸一脚把他踏翻在地。这一下，水潦和尚也开悟了，起来呵呵大笑，说：“也大奇，也大奇！百千三昧，无量妙义，只向一毫头上识得根源去。”
马祖并没有在理论上给水潦和尚讲什么，也用不着讲什么。马祖这一踏，就是“杀人刀”，当下就斩断了水潦和尚心中的意识思维活动，也就是禅宗常说的“分别思维”。“分别思维”猛地退到了遍行的触受这些精神的原点上，并引起了原有的意识堆积层的坍塌。坍塌的结果，就使被第七末那识和第六意识所建造的现象世界所掩盖着的本体世界——被禅宗所称为“本来面目”的东西得以显现出来。这是在思维活动中根本进入不了的地带，所以水潦和尚说这是“只向一毫头上识得根源去”。在这里，被意识所割裂的世界重新得以回归一元，使人在有限和部分的遮障中见到了“全体”。所以马祖这一踏，兼具了“杀人刀”和“活人剑”两重功能，让水潦和尚“死”了分别心，“活”了真如性。
禅宗的方法，说穿了就是要用“杀人刀”斩断修行者的分别思维活动，精神和认识不再对世界进行“分”和“别”时，世界就完整地、统一地呈现在人们面前，也就是“全体现前”了。在“全体”的意义上，组成“全体”的各个部分是平等的，无差别的，前后、上下、善恶、美丑、大小、生死、荣辱、喜乐等差别现象，原本只是这个“全体”中的“理所当然”的内容而已。在这样的“全体”中，第七末那识的主观和客观的对立就无形地被消融了，转变为平等性智。第六意识由于解除了末那识的束缚，就转变为妙观察智。这样，阿赖耶识不用费力，就转变为大圆镜智。
长沙景岑禅师是马祖的法孙、南泉普愿禅师的入室弟子，有人问他：“如何转得山河国土归自己？”他回答得极为深刻：“如何转得自己归山河国土去？”。这是一条根本的界线，一般的人，包括众多的修行者只是众生。众生的根本属性就是一个“我”，和由“我”所引伸的那个“我所有”。我、我的家、我的工作、我的事业等等”。“我“是任何人所站立的根本基点，再因人的能力强弱、手段多寡和环境的顺逆，引伸出一条或长或短的半径，再画上一个圆，这就是“我的”或“我所有”。修行是“我”在修行，神通是“我”的神通，成佛作祖是“我”要成佛作祖。要达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崇高境界，要消除有限生命和时空对自己的限制，许多人把自己的半径画得老长老长。“如何转得山河国土归自己”？一方面表现了对道、对“大我”的追求，但出发点却是“小我”的那个贪字。
以结果而论，“转山河国土归自己”，与“转自己归山河国土”是没有区别的，都是“大我”与、“小我”界线的消融。但出发点却是对立的，一是占有，二是奉献。占有就难免障碍重重，方向错了，南辕北辙，永远达不到目标。奉献则是无门无户，无障无碍，条条大路通长安。修行者如果从奉献的立场出发，本身就已经“转自己归山河国土”了，本身就与“大我”融为一体了，本身就是“全体”，就是道。因为人们修行求道，就是求达到这个“无我”，你本身就是“无我”，已经就是“无我”了，那一切都是多余的了——多么现成啊！这里可以看到佛教“慈悲喜舍”这个被称为菩萨的“四无量心”有多么大的力量，仅其中一个舍字，就已经包含了修道的最终成果在其中了。
禅宗兴起的唐代，是中国佛教最为兴隆的时代。天台、唯识、华严、净土、律宗、密宗等许多宗派，都发展到它们最辉煌的时期。一方面，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鼎盛，另一方面，在禅宗看来，则是佛教的实践和修行的阙如。众多的佛教徒钻进了浩如烟海的佛教经典中去咬文嚼字，许多杰出的法师都陷在了对经论的研究中，而忘记了佛教经典所指示的根本目的——修行和解脱。
五代时，有人问清凉文益禅师：““指”，我不问，什么是“月”呢？”禅师反问说：“你不准备问的那个“指”又是什么呢？”又有一个人问：““月”我不问，到底什么是“指”呢？”文益禅师说：““月”。”那人说：“我明明问的是“指”，你为什么回答“月”呢？”文益禅师说；“因为你问的是“指”嘛。”
“指月”是禅宗常用的一种譬喻，“月”指学佛的目的，“指”为学佛的方法——你不知道什么是月亮，或不知道月亮在那儿，那好，我指给你看。禅宗内有一部重要的典籍就取名为《指月录》。所以这一则公案就是方法和目的的有关辩论。针对第一个问题，文益禅师要他先懂得方法，没有方法，又如何能达到目的呢？针对第二个问题，文益禅师要他先知道自己的目的，不明白目的，这个方法又有何用呢？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教训，许多人往往去研究方法而忘记了目的，或者把方法当作了目的。在佛教中，研究经论只是方法，而解脱才是目的。如果把研究经论作为目的，忘记了解脱的修行实践，那么尽管把经论研究得头头是道，结果反而成为修行实践的障碍。在唐代，这种情况是严重存在的，所以禅宗许多大师“不惜眉毛”，敢于采用“呵佛骂祖”的手段来警醒迷途者，当然禅宗这样做取得了相当的成绩，也带来相当的非难。
以上的种种问题，可以说是立场、世界观、方法论的问题；在佛教内部，则是迷和悟的问题；在禅宗内则是念头的问题。禅宗不愿把问题复杂化、扩大化，它的方法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在念头上用功，攻击点很小，可以不用大力气就可以解决。若从理论上、体系上来一番作为，那就“费力不讨好”了。所以禅师们接机度人，往往就在当机一念之上，攻其一点，不计其余。这一点攻破了，其它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在《坛经》中，六祖大师在面对印宗法师所问：“黄梅付嘱，如何指教”——五祖大师到底传的什么法？禅宗代代相传、以心印心的是什么？六祖大师的回答是：“指授即无，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可见在禅宗那里，明心见性是压倒一切的。而禅定、解脱这些佛教的主要方法和根本目的，与明心见性相比简直不值一提。禅宗认为，只要能明心见性，就达到了解脱，没有必要再在禅定上多费功夫。
所以在《坛经》中，六祖在论及止观(定慧)和禅定时把常规的禅定推向了一个全新的境界：“何名坐禅，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于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外离相即禅，内不乱即定”。“于念念中，自见本性清净，自修自行启成佛道”。
一切都在念头上，只要在念头上见到了自性清净，并在上面“自修自行”，就可以“自成佛道”。这就是禅宗的根本方法。在这里，没有多余的说教，需要的只是每一个人的那个心和心中活动着的念头。条条大路通长安，每一个人的念头都是通向大道的，关键就是迷与悟。六祖说“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心中，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佛性。”对六祖大师所说的一切，禅宗是认定了的，没有疑义的。
雪峰义存禅师曾问他的老师德山禅师：“历代祖师们传下的无上佛法，不知我有没有资格学到手？”德山禅师劈头就给他一棒，并说：“你在说些什么啊！”雪峰说：“弟子不懂嘛。”德山禅师说：“我宗无语言，实无一法与人。”雪峰因而有悟。“我宗无语言，实无一法与人”，若有理论性的说教，就不是禅宗了。德山禅师一辈子就是用棒子传法，“德山棒，临济喝”在当时令学禅人谈虎色变。那一棒子打在头上，开悟了当然求之不得，没有开悟，打成个脑震荡，那又成何体统呢？
问题在于，当禅师的棒子打在头上时的那个感觉是什么？是有念？是无念？是疑？是悟？这是一个极其复杂深沉的心理状态。比方说，一个学佛多年的人，当然有一肚…
《心灵锁钥 第四章：顿悟成佛话念头(二)杀人刀、活人剑——针对念头的机锋与棒喝》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