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自然遗产目录，随之旅游业繁荣、经济发展，尤其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准进一步提高。譬如，由九寨沟管理局解决景区内农户的生活问题，向老年人发放居民生活保障金，给年轻人创造就业机会或安排工作。所以，九寨沟景区寨子内的村民既不能耕种农田或蔬菜，也不可圈养包括鸡鸭在内的任何家畜，而他们完全过上了如同城镇居民般的现代意义上的新生活。
笔者在树正村被采访的村民叫班曾泰(dpal Vdzin Tar)，属龙，年65岁(2004年)，是一位苯波教在家居士僧，现任扎如寺副主任。全家6口人，妻子、儿子、儿媳妇、女儿和孙子。班曾泰一家的居住条件优越，于2001年在原住址盖了一栋新房，即三层藏式小楼，当时只花了2万元，现在其价值在30万元左右。平时在家里只有班曾泰的老伴拉果(Lha Go)和小孙子二人，其它成员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忙碌地工作着。拉果今年已经7l岁(2004年)，比班曾泰大6岁，但显得很健康、安祥和自在。据拉果本人讲：过去干农活一年四季忙个不停，而且生活很艰苦，现在没有任何农活可干，不仅自由自在，而且各方面的条件又好，感觉很幸福。
根据采访，班曾泰作为一名在家居士僧，又与这里的普通村民有所不同，具有宗教职业者身份。他在自家营造了浓烈的宗教氛围，如佛龛里供奉着许多苯波教神佛像以及不少苯波教经典，其中还有珍贵的当地的神山志。据班曾泰本人讲：他从9岁开始学习藏文，ll岁去寺院出家当了一名僧人，19岁时寺院被废除，所有僧人还俗回家，从事务农过俗家生活，直至改革开放、落实宗教政策。20世纪80年代，班曾泰又重新恢复自己的宗教职业身份，开始信仰宗教或从事宗教工作。他曾去西藏林芝地区朝圣那里的着名苯日神山，这是苯波教徒的一大宿愿，因为苯日神山在苯波教中是一座最神圣的大神山，苯波教信徒只要条件许可，人人都想往前去朝圣。
此外，树正村作为九寨沟最大的寨子，过去在寨子前坐落着一座苯波教大白塔，在文革期间被毁，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修复，后来随着旅游业的兴旺发达，在大白塔左右又新建了8座白塔，共9座塔一字排列。它不仅象征着九寨沟景区内的九个世居藏族寨子，而且已成为九寨沟景区内的一处很有吸引力的宗教文化景点，许多游客在此烧香拜佛和拍照留影。据观察，班曾泰作为一名宗教职业者，在这里为游客举行简单的宗教仪式，以满足游客的宗教心理需求。同时，班曾泰本人也会在信众或游客那里得到宗教服务上的少许报酬。
简而言之，在宗教信仰方面，树正村村民也同龙康村村民一样几乎全民信仰宗教。比如，这里的村民或居民既信仰苯波教又崇拜神山；与此同时，他们不仅信仰藏传佛教，而且信奉汉传佛教。而班曾泰作为一名苯波教在家居士僧，在他身上更体现树正村村民的宗教信仰状况，这就是以苯波教为主要信仰对象，同时兼顾其它宗教信仰。可以认为，班曾泰既是广大信教群众中的一员，又是一位从事宗教职业者，因而他具有宗教信仰者和宗教职业者双重身份。
(三)小结
通过以上对龙康村和树正村两个案例的描述和分析，不难发见两村在退耕还林还草等生产方式和经济体制的大变革下，逐步告别了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开始适应具有现代意义的城镇居民生活。这对于龙康村和树正村的藏族村民来说，不仅在他们的生活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而且需要面对或适应全新的来自市场经济方面的各种挑战。也就是说，龙康村和树正村的传统社会结构或生活模式正在打破，而新的城镇文明或现代生活开始萌生。这些深层变革，对于藏区农牧民来说，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遇和崭新而陌生的生活体验或经历。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藏区农牧民的传统生产或生活方式正在当前市场经济的强大冲击下发生根本性转变。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足发展和物质生活的日益繁荣，尤其是西部大开发中首先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人们外出交通十分便利。同时，由于推行市场经济体制，广大藏族百姓不但可以支配自己的作息时空，也大大提高了劳动报酬、增长了经济收入，平时手头不缺零花钱。因此，人们在物质生活上得以满足之后，开始注重对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譬如，龙康村和树正村村民一有空闲时间就去成都买东西、到峨眉山拜佛，甚至前往拉萨取经。可以说，这是他们开阔眼界、愉悦精神和满足心灵的主要活动。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看，龙康村和树正村村民在宗教信仰方面已形成多元宗教信仰格局，并呈现多元一体的村落或社区文化现象。
首先，从龙康村村民的宗教信仰状况来看，神山崇拜和苯波教信仰，是村民宗教信仰的主要对象，尤其在老年人身上显得格外突出。正如个案中所描述的情况，在村民中热衷于宗教信仰者大多为老年人。由于龙康村附近既有地方性神山，又有属于本村落的苯波教寺院，这给老年人经常性的宗教信仰活动创造了十分便利的客观条件。所以，神山圣地和苯波教自然成为老年人所信仰的主要对象，而且民间信仰与苯波教之间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同源关系，这又给老年人在两者之间自由地交叉信仰提供了历史传统依据，并在意识形态或文化观念上更易于产生强烈的认同感。
其次，从树正村在家居士班曾泰的宗教信仰状况来看，他具有双重身份，既要自己修习苯波教的教法仪轨，又要为广大信教群众在宗教上周到服务。因此，班曾泰无论在自身的装束上还是在居家的摆设上，都与普通百姓有着明显的区别，并在村落居民中具有浓烈的宗教身份或氛围。譬如，班曾泰的日常工作是在自家修习苯波教和到村边九座白塔前举行简单的宗教仪式，向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或信众提供宗教服务，且时而有本村人请他上门念经祈祷；同时，又要定期去寺院参加集体宗教活动。因为九寨沟景区内有一座叫扎如寺(Ra Po DgonPa)的苯波教寺院，据说最初由苯波教高僧农迥额钦(Snong Sgyung Bsngan Chen)创建，文革期间被毁，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修复，现有50名僧人，而寺院常住僧人只有20位。每年有几次法定的宗教活动，即1月3～5日的“念麦喜饶坚赞”(苯波教着名高僧)纪念日；4月8～16日的“嘛智”(Ma Ti，八字真言)法会；9月7～9日的“格朵”(Dgu Gtor，抛食)法会。全体僧人在法会期间必须到寺院共同举行宗教仪式，每位僧人每天有30元的津贴(宗教报酬)。而班曾泰是扎如寺的原籍僧人，他虽然不必常住寺院，但是一定要参与每年举行的三次法会。所以，班曾泰作为一名在家居士僧，他兼顾出世的宗教神圣性和入世的家庭世俗性，这种一人扮演双重角色或身份的居士僧在树正村百姓中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最后，从青壮年村民的宗教信仰状况来看，无论是龙康村还是树正村的青壮年村民，他们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现出时断时续、随意性较强的特点。也就是说，青壮年村民的宗教信仰在时间上具有间断性，甚至带有偶然性。如年轻人在一年中仅一次或数次去寺院或转神山便成为他们的主要宗教信仰行为。过去，绝大多数老百姓每年都要去三次扎如寺参加三大宗教活动，现在许多青壮年只在“嘛智”法会期间去一趟寺院礼拜，其余二次小型法会很少参加，只有那些休闲的老年人方前往参与所有宗教活动。
值得提出的是，龙康村和树正村村民尤其是青壮年将前往峨眉山拜佛作为一年或一生中很重要的一项宗教信仰举措。这一现象说明了峨眉山在龙康村和树正村村民的心目中已成为神圣的宗教信仰对象。峨眉山作为中国内地的四大佛山之一，不仅从一个侧面形象而生动地反映了中国汉传佛教的文化、建筑和艺术的发展历程，而且还真实地记录了汉族同各兄弟民族以及海外人士的友好往来。同时，峨眉山在藏传佛教中亦有一定的宗教影响力。譬如，峨眉山在藏传佛教信徒的心目中仅次于五台山而具有崇高的宗教地位。这主要得益于普贤菩萨在藏传佛教中享有的神圣性地位，因而峨眉山作为普贤菩萨的道场很自然地在藏族地区广为流传，特别在藏族民间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并产生极为深刻的宗教影响。故近现代以来去峨眉山朝拜的藏族僧俗信徒从未间断。
三、结束语
可以认为，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已经获得永恒的健全性，而在历史进程中不断适应时代发展或圆满解决当下人类问题而主动、积极和宽容地吸纳其它不同文化的元素或成分，从而建构新的人类文明与和谐社会。因此，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过去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都已证明，一个和谐社会的建设需要文化多样性的不断融合。而宗教作为人类发展史上产生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民族交往中起到极为重要的“横向沟通”作用。当然，在民族交往中既有文化磨擦、文化对立和文化冲突，又有文化相遇、文化沟通和文化融合。其中各民族多元宗教文化的重新融合，是当前藏区社会变迁中尤其在文化发展上的一大亮点，它充分显现了宗教作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的社会文化功能。总之，以上案例从不同侧面说明了有了文化多样性，才能不断地融合多元文化，使本地区的文化变得更加生机勃勃，不仅有利于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各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兴旺发达。
《藏区多元文化与宗教信仰》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