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自然遺産目錄，隨之旅遊業繁榮、經濟發展，尤其百姓的物質生活水准進一步提高。譬如，由九寨溝管理局解決景區內農戶的生活問題，向老年人發放居民生活保障金，給年輕人創造就業機會或安排工作。所以，九寨溝景區寨子內的村民既不能耕種農田或蔬菜，也不可圈養包括雞鴨在內的任何家畜，而他們完全過上了如同城鎮居民般的現代意義上的新生活。

　　筆者在樹正村被采訪的村民叫班曾泰(dpal Vdzin Tar)，屬龍，年65歲(2004年)，是一位苯波教在家居士僧，現任紮如寺副主任。全家6口人，妻子、兒子、兒媳婦、女兒和孫子。班曾泰一家的居住條件優越，于2001年在原住址蓋了一棟新房，即叁層藏式小樓，當時只花了2萬元，現在其價值在30萬元左右。平時在家裏只有班曾泰的老伴拉果(Lha Go)和小孫子二人，其它成員都在各自的崗位上忙碌地工作著。拉果今年已經7l歲(2004年)，比班曾泰大6歲，但顯得很健康、安祥和自在。據拉果本人講：過去幹農活一年四季忙個不停，而且生活很艱苦，現在沒有任何農活可幹，不僅自由自在，而且各方面的條件又好，感覺很幸福。

　　根據采訪，班曾泰作爲一名在家居士僧，又與這裏的普通村民有所不同，具有宗教職業者身份。他在自家營造了濃烈的宗教氛圍，如佛龛裏供奉著許多苯波教神佛像以及不少苯波教經典，其中還有珍貴的當地的神山志。據班曾泰本人講：他從9歲開始學習藏文，ll歲去寺院出家當了一名僧人，19歲時寺院被廢除，所有僧人還俗回家，從事務農過俗家生活，直至改革開放、落實宗教政策。20世紀80年代，班曾泰又重新恢複自己的宗教職業身份，開始信仰宗教或從事宗教工作。他曾去西藏林芝地區朝聖那裏的著名苯日神山，這是苯波教徒的一大宿願，因爲苯日神山在苯波教中是一座最神聖的大神山，苯波教信徒只要條件許可，人人都想往前去朝聖。

　　此外，樹正村作爲九寨溝最大的寨子，過去在寨子前坐落著一座苯波教大白塔，在文革期間被毀，20世紀80年代又重新修複，後來隨著旅遊業的興旺發達，在大白塔左右又新建了8座白塔，共9座塔一字排列。它不僅象征著九寨溝景區內的九個世居藏族寨子，而且已成爲九寨溝景區內的一處很有吸引力的宗教文化景點，許多遊客在此燒香拜佛和拍照留影。據觀察，班曾泰作爲一名宗教職業者，在這裏爲遊客舉行簡單的宗教儀式，以滿足遊客的宗教心理需求。同時，班曾泰本人也會在信衆或遊客那裏得到宗教服務上的少許報酬。

　　簡而言之，在宗教信仰方面，樹正村村民也同龍康村村民一樣幾乎全民信仰宗教。比如，這裏的村民或居民既信仰苯波教又崇拜神山；與此同時，他們不僅信仰藏傳佛教，而且信奉漢傳佛教。而班曾泰作爲一名苯波教在家居士僧，在他身上更體現樹正村村民的宗教信仰狀況，這就是以苯波教爲主要信仰對象，同時兼顧其它宗教信仰。可以認爲，班曾泰既是廣大信教群衆中的一員，又是一位從事宗教職業者，因而他具有宗教信仰者和宗教職業者雙重身份。

　　(叁)小結

　　通過以上對龍康村和樹正村兩個案例的描述和分析，不難發見兩村在退耕還林還草等生産方式和經濟體製的大變革下，逐步告別了傳統的生産方式和生活模式，開始適應具有現代意義的城鎮居民生活。這對于龍康村和樹正村的藏族村民來說，不僅在他們的生活史上具有劃時代的裏程碑意義，而且需要面對或適應全新的來自市場經濟方面的各種挑戰。也就是說，龍康村和樹正村的傳統社會結構或生活模式正在打破，而新的城鎮文明或現代生活開始萌生。這些深層變革，對于藏區農牧民來說，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遇和嶄新而陌生的生活體驗或經曆。而且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整個藏區農牧民的傳統生産或生活方式正在當前市場經濟的強大沖擊下發生根本性轉變。

　　此外，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長足發展和物質生活的日益繁榮，尤其是西部大開發中首先加大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建設，人們外出交通十分便利。同時，由于推行市場經濟體製，廣大藏族百姓不但可以支配自己的作息時空，也大大提高了勞動報酬、增長了經濟收入，平時手頭不缺零花錢。因此，人們在物質生活上得以滿足之後，開始注重對精神文化生活的追求。譬如，龍康村和樹正村村民一有空閑時間就去成都買東西、到峨眉山拜佛，甚至前往拉薩取經。可以說，這是他們開闊眼界、愉悅精神和滿足心靈的主要活動。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龍康村和樹正村村民在宗教信仰方面已形成多元宗教信仰格局，並呈現多元一體的村落或社區文化現象。

　　首先，從龍康村村民的宗教信仰狀況來看，神山崇拜和苯波教信仰，是村民宗教信仰的主要對象，尤其在老年人身上顯得格外突出。正如個案中所描述的情況，在村民中熱衷于宗教信仰者大多爲老年人。由于龍康村附近既有地方性神山，又有屬于本村落的苯波教寺院，這給老年人經常性的宗教信仰活動創造了十分便利的客觀條件。所以，神山聖地和苯波教自然成爲老年人所信仰的主要對象，而且民間信仰與苯波教之間有著源遠流長的文化同源關系，這又給老年人在兩者之間自由地交叉信仰提供了曆史傳統依據，並在意識形態或文化觀念上更易于産生強烈的認同感。

　　其次，從樹正村在家居士班曾泰的宗教信仰狀況來看，他具有雙重身份，既要自己修習苯波教的教法儀軌，又要爲廣大信教群衆在宗教上周到服務。因此，班曾泰無論在自身的裝束上還是在居家的擺設上，都與普通百姓有著明顯的區別，並在村落居民中具有濃烈的宗教身份或氛圍。譬如，班曾泰的日常工作是在自家修習苯波教和到村邊九座白塔前舉行簡單的宗教儀式，向來自天南海北的遊客或信衆提供宗教服務，且時而有本村人請他上門念經祈禱；同時，又要定期去寺院參加集體宗教活動。因爲九寨溝景區內有一座叫紮如寺(Ra Po DgonPa)的苯波教寺院，據說最初由苯波教高僧農迥額欽(Snong Sgyung Bsngan Chen)創建，文革期間被毀，20世紀80年代又重新修複，現有50名僧人，而寺院常住僧人只有20位。每年有幾次法定的宗教活動，即1月3～5日的“念麥喜饒堅贊”(苯波教著名高僧)紀念日；4月8～16日的“嘛智”(Ma Ti，八字真言)法會；9月7～9日的“格朵”(Dgu Gtor，抛食)法會。全體僧人在法會期間必須到寺院共同舉行宗教儀式，每位僧人每天有30元的津貼(宗教報酬)。而班曾泰是紮如寺的原籍僧人，他雖然不必常住寺院，但是一定要參與每年舉行的叁次法會。所以，班曾泰作爲一名在家居士僧，他兼顧出世的宗教神聖性和入世的家庭世俗性，這種一人扮演雙重角色或身份的居士僧在樹正村百姓中享有一定的社會地位。

　　最後，從青壯年村民的宗教信仰狀況來看，無論是龍康村還是樹正村的青壯年村民，他們在宗教信仰方面表現出時斷時續、隨意性較強的特點。也就是說，青壯年村民的宗教信仰在時間上具有間斷性，甚至帶有偶然性。如年輕人在一年中僅一次或數次去寺院或轉神山便成爲他們的主要宗教信仰行爲。過去，絕大多數老百姓每年都要去叁次紮如寺參加叁大宗教活動，現在許多青壯年只在“嘛智”法會期間去一趟寺院禮拜，其余二次小型法會很少參加，只有那些休閑的老年人方前往參與所有宗教活動。

　　值得提出的是，龍康村和樹正村村民尤其是青壯年將前往峨眉山拜佛作爲一年或一生中很重要的一項宗教信仰舉措。這一現象說明了峨眉山在龍康村和樹正村村民的心目中已成爲神聖的宗教信仰對象。峨眉山作爲中國內地的四大佛山之一，不僅從一個側面形象而生動地反映了中國漢傳佛教的文化、建築和藝術的發展曆程，而且還真實地記錄了漢族同各兄弟民族以及海外人士的友好往來。同時，峨眉山在藏傳佛教中亦有一定的宗教影響力。譬如，峨眉山在藏傳佛教信徒的心目中僅次于五臺山而具有崇高的宗教地位。這主要得益于普賢菩薩在藏傳佛教中享有的神聖性地位，因而峨眉山作爲普賢菩薩的道場很自然地在藏族地區廣爲流傳，特別在藏族民間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並産生極爲深刻的宗教影響。故近現代以來去峨眉山朝拜的藏族僧俗信徒從未間斷。

　　叁、結束語

　　可以認爲，任何一種文化都不是已經獲得永恒的健全性，而在曆史進程中不斷適應時代發展或圓滿解決當下人類問題而主動、積極和寬容地吸納其它不同文化的元素或成分，從而建構新的人類文明與和諧社會。因此，多元文化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石，過去的曆史和現實的社會都已證明，一個和諧社會的建設需要文化多樣性的不斷融合。而宗教作爲人類發展史上産生的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在民族交往中起到極爲重要的“橫向溝通”作用。當然，在民族交往中既有文化磨擦、文化對立和文化沖突，又有文化相遇、文化溝通和文化融合。其中各民族多元宗教文化的重新融合，是當前藏區社會變遷中尤其在文化發展上的一大亮點，它充分顯現了宗教作爲社會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的社會文化功能。總之，以上案例從不同側面說明了有了文化多樣性，才能不斷地融合多元文化，使本地區的文化變得更加生機勃勃，不僅有利于區域性的社會經濟發展，也有利于整個國家的各民族多元一體文化的興旺發達。

《藏區多元文化與宗教信仰》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