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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第三十一章 中国佛教的语言观 第四节 禅宗的「不立文字」语言观▪P4

  ..续本文上一页世界中流转的作用。意思是说,阐说道理,言说文句,乃至棒喝,都是业识的作用,是不利于解脱生死大事的。在宏智正觉看来,默然静坐,直觉观照是「言语道断」,排除语言作用的。但是宏智正觉也不是笼统地反对一切言说,他说:「在语也妙,说时常默,默时常说,便能超四空出三界。」〔注释:《宏智正觉禅师广录》卷5,《大正藏》第48卷,60页中。〕「四空」,指法相空、无法空、自法空、他法空四种空义。「三界」,即欲界、色界、无色界,为众生所居的世界。宏智正觉认为,语和默都要合乎禅宗的玄妙旨趣,若能如此,语默相即相入,也就能转凡成圣,超出凡夫流转世界,而获得解脱。

  二、不立文字原则下的「不离文字」说

  禅宗的思想是不断发展、演变的,就禅与教关系的思想来说,大体上先是藉教悟宗,约在晚唐五代北宋则不立文字之风席卷禅林,盛极一时。自北宋中叶以来,不离文字,以语言活用、文字创作为实践形式的参禅活动又转而成为禅门的普遍现象。禅宗自创立以来,禅与教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不断受到关注、不断展开讨论的热门话题,不立文字与不离文字两种主张、两种声音一直是相伴而存在的。禅宗语言观的长期演变和持久论辩,极大地推进了对语言本质认识的深化。

  这里,我们围绕禅宗不离文字的语言观,侧重论述两个问题:禅宗不离文字说的思想支撑点;禅宗在不离文字旨趣指导下的语言实践方式,即在语言实践方面是怎样不离文字,又不违背不立文字精神的。

  不离文字与不立文字的对立,实质上是对禅教关系看法的分歧。对禅教关系的看法,决定了禅师对语言文字的立场。支持不离文字说的重要理念有三:藉教悟宗、教禅一致和教禅一体。

  (1)藉教悟宗。

  「教」,指以语言文字来表示的义理体系。「宗」,宗旨,禅宗指不可言诠的内在真性。藉教悟宗就是借着佛经的教义,以悟入禅宗的宗旨。如前所述,菩提达摩提出了两种悟入佛道的途径,即理入和行入。理入是在原理方面悟入,其方法是「藉教悟宗」,即借掌握佛教经典义理而悟入禅宗的旨趣,以体证众生生命中本来具足的真性。〔注释:详见《楞伽师资记》有关记载,《大正藏》第85卷,1285页上。〕菩提达摩虽然重视禅悟,但也肯定语言文字的功能,认为离开经教文字要悟入真性是不可能的。慧能继承了达摩的思想,认为佛法是为不同的根机的众生而设的,他说:

  一切经书,及诸文字,小大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惠(慧)性故,故然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元不有,故知万法本因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缘在人中有愚有智。〔注释:《坛经》〔30〕。〕

  意思是说,人的根性有愚智之别,智慧高超的人,可以不假文字而顿悟成佛,而缺乏智慧的愚人则需要经过经典文字的学习、理解才能有所觉悟。五代末的延寿进一步强调说,一切众生,由凡入圣,必须学习和把握佛教义理:

  若因言悟道,藉教明宗,谛入圆诠,深探佛意,即多闻而成宝藏,积学以为智海。从凡入圣,皆因玄学之力;居危获安,尽资妙智之功。言为入道之阶梯,教是辩正之绳墨。〔注释:《万善同归集》卷中,《大正藏》第48卷,974页中、下。〕

  他强调语言文字是入道的必经阶梯,经教、经典是检验证悟的标尺,一切众生不分愚智,都要学习经典言教。由此看来,藉教悟宗说充分肯定了语言文字的重要作用,同时也强调学习言教探求佛意,是为了悟道明宗。

  (2)教禅一致。

  禅门中的一些禅师认为,根据佛教经论而建立的宗派,与传承心法,教外别传的禅宗是对立的,即教宗与禅宗是对立的,但也有些禅师如宗密、延寿则强调教禅一致,认为两者是统一的。宗密说:「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注释:《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1,《大正藏》第48卷,400页中。〕认为诸佛的言教与心意是互相吻合不相违背的,教(经)与禅是一致的。又说:「达摩受法竺,躬至中华,……欲令知月不在指,法是我心,故但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显宗破执,故有斯言,非离文字说解脱也。」〔注释:《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1,《大正藏》第48卷,400页中。〕认为菩提达摩的禅法只是引导禅修者破除对文字的执着,并不是要离开文字别求解脱。他还把当时的教归纳为三教,禅归纳为三宗,以三教对应三宗,把教与宗相应地统一起来。〔注释:详见《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2,《大正藏》第48卷,402页中。〕延寿继承宗密的思想,进而把提倡顿悟的禅宗和宣扬圆修的《华严》结合起来,构成为自身佛教学说的基础。他还引用南阳慧忠国师的话:「禅宗法者,应依佛语一乘了义,契取本原心地,转相传授,与佛道同。」〔注释:《宗镜录》卷1,《大正藏》第48卷,418页下。〕强调要依据佛经义理契合、发明本原心性,从而与佛道相通。宗密强调经典所载的是佛语,延寿强调依据佛语发明心地是通向佛道的根本。宗密与延寿都是把经教置于重要的地位,表明了对语言文字功能的高度重视与充分肯定。可以说,在宗密、延寿看来,不立文字是以不离文字为前提的。由于延寿努力阐扬教禅一致的思想,不仅使禅宗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而且也为其它宗派所接受。

  (3)教禅一体。

  宋代以来,在教禅一致说的基础上,一些禅师还反对离开语言文字说禅的倾向,进一步提出教禅一体说,强调教禅本为一体,语言文字即是禅。北宋临济宗黄龙派禅僧慧洪(1071-1128)着有《石门文字禅》30卷和《临济宗旨》等,他评论当时禅宗的学风说:「禅宗学者,自元丰以来师法大坏,诸方以拔去文字为禅,以口耳受授为妙。」〔注释:慧洪(德洪觉范):《题隆道人僧宝传》,《石门文字禅》卷26,10页,《四部丛刊》据明万历丁酉年(1597年)径山兴盛万寿禅寺本影印,上海,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元丰」,宋禅宗年号(1078-1085),慧洪抨击北宋后期以排除文字,离开文字为禅的做法是师法大坏,完全违背了禅宗的宗旨。他还就心与语言的关系提出了新解:「心之妙不可以语言传,而可以语言见。盖语言者,心之缘,道之标帜也。标帜审则心契,故学者每以语言为得道浅深之候。」〔注释:《题让和尚传》,《石门文字禅》卷25,11页,四部丛刊影印本。〕认为心的微妙是难以言传,而又可以语言表现的。因为语言即是心的所缘,也是佛道的标帜。语言审慎周密则与心相契合,故学者也以所说语言作为禅师得道深浅的表征。慧洪区分「言传」与「言见」,进而强调心可言见,视言为心的表现,言与心契,则言与心一体,教与禅一体。此说推进了对语言与心灵的关系,以及语言表意功能的认识。

  明末佛教四大师之一真可,立志恢弘禅宗。他非常重视语言文字的作用,说:「凡佛弟子,不通文字般若,即不得观照般若;不通观照般若,必不能契会实相般若。」〔注释:《法语》,《紫柏老人集》卷1,2页。〕认为通晓文字般若,是获得观照般若,进而契会实相般若的前提、关键,也就是说,不通经教,不可能证悟。真可不赞成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说法,认为自龙树菩萨至圆明禅师都是「即文字语言而传心」〔注释:《礼石门圆明禅师文》,《紫柏老人集》卷14,27页,钱塘许灵虚重刊本,1910。〕,慧能是「即心而传文字语言」〔注释:《礼石门圆明禅师文》,《紫柏老人集》卷14,27页,钱塘许灵虚重刊本,1910。〕,传心与传文字语言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在真可看来,文字与禅的关系犹如波与水的关系:「文字,波也;禅,水也。如必欲离文字而求禅,渴不饮波,必欲拨波而觅水,即至昏昧,宁至此乎?」〔注释:《礼石门圆明禅师文》,《紫柏老人集》卷14,27页,钱塘许灵虚重刊本,1910。〕水波是起伏不平的水面,波就是水,水波一体。离开文字而求禅,等于离波而求水,可谓昏昧之极。真可以波喻文字,也就是认为文字是禅的呈现,文字就是禅。真可还在《石门文字禅

  序》中说:「盖禅如春也,文字则花也。春在于花,全花是春;花在于春,全春是花。而曰:禅与文字,有二乎哉?故德山、临济,棒喝交施,未尝非文字也;清凉、天台,疏经造论,未尝非禅也。」〔注释:《紫柏老人集》卷14,2页。〕春有百花开,百花在春开,春是花,花是春。禅如春,文字如花。春与花不二,禅与文字不二。所以德山宣鉴、临济义玄,棒喝齐施,未尝不是文字;清凉国师澄观、天台大师智顗,注疏撰论,也未尝不是禅。真可把禅与文字等同起来,不仅把文字的作用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也无限制地扩大了文字禅的范围。

  直至近代,欧阳竟无居士(1871-1943)也说:

  自禅宗入中国后,盲修之徒以为佛法本属直指本心,不立文字,见性即可成佛,何必拘拘名言?殊不知禅家绝高境界,系在利根上智道理凑泊之时,其于无量劫前,文字般若熏种极久;即见道以后,亦不废诸佛语言,见诸载籍,非可臆说。而盲者不知,徒拾禅家一二公案为口头禅,作野狐参,漫谓佛性不在文字之中,于是前圣典籍,先德至言,废而不用,而佛法真义浸以微矣!〔注释:《唯识抉择谈》黄夏年主编:《欧阳竟无集》,9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抨击不立文字,废除先言的参禅是盲修,是野狐禅。

  从藉教悟宗到教禅一致,再到教禅一体,使语言文字与心灵体验、佛经言说与禅宗证悟的关系的辩论得以深入展开,表明禅林中一部分禅师越来越强调语言文字的作用。这其间,藉教悟宗说是由不离文字再归结到不立文字,偏重于证悟,偏重于不立文字;教禅一致说是主张不离文字与不立文字并行不悖,相对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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