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遗书三题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 方广锠
敦煌藏经洞发现至今已经100余年。藏经洞中所存的敦煌遗书为我们研究中古中国社会的政治、历史、宗教、文学、艺术、音乐、舞蹈、语言、文字、民族、对外关系、西域史地等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百年来，通过对敦煌遗书、敦煌莫高窟及相关文献、文物的研究，使世界上出现了一门新的显学——敦煌学，并已经在各个相关领域取得骄人的成果。可以预言，随着人们对敦煌遗书及相关文物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敦煌学将愈来愈放射出璀灿的光芒，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
一、敦煌遗书并非全部出自藏经洞
以前一提到敦煌遗书，人们就联想到藏经洞。以为所有的敦煌遗书都是从藏经洞里出来的。例如，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段文杰先生就说：“敦煌遗书，就是藏经洞发现的遗书。”这种说法其实并非段文杰先生的首创，而是敦煌学界普遍的观点。不少研究者写书写文章，都说敦煌遗书就是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古代遗书。但这并不符合实际情况。
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藏有一批敦煌遗书。其中有一件是清道光初年在敦煌某圯废的佛塔中发现的。清道光七年(1827)归陈起诗收藏，其后辗转归日本天理大学收藏。遗书后的题跋记载了该遗书发现与流传的大致经过。
伯希和在敦煌时，除了从王道士手中骗到大批藏经洞遗书外，还在第464窟发现一批元代回鹘文遗书。据有的学者研究，这批回鹘文遗书的一大部分和大英图书馆藏斯坦因搞走的敦煌回鹘文遗书为同一写本。这证明当年斯坦因也得到过非藏经洞的遗书。
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成员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时，曾雇当地乡民搭架爬梯，在莫高窟各个洞窟搜寻，获得一些遗书。日本龙谷大学前校长上山大峻先生曾亲耳听吉川小一郎介绍当时的情况，并将此纪录在自己的着作《敦煌佛教研究》中。笔者也曾亲耳听上山大峻先生转述这一事实。
1914年抵达敦煌的俄国奥登堡探险队，曾在莫高窟发掘与清理其他洞窟的垃圾，除发现了一些古代艺术品残片外，还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写经残卷。据说敦煌石窟常有寄居者，并在窟内燃烧篝火。所以俄国收藏的大量敦煌写卷的边角都被烧的痕迹。
着名画家张大千在敦煌考察时，也曾经在一个沙堆中发现唐代的古文书。
据有些资料介绍，在莫高窟另一洞窟的上层，曾经发现一批藏文遗书，数量相当巨大。不过也有文章称这些藏文遗书本来也是收藏在藏经洞的。此外，现敦煌研究院收藏的敦煌遗书中有若干西夏文佛经残片，其中有一件残片上有管主八施经印。管主八是元代松江府僧录，曾主持雕印西夏文大藏经。我们知道，到目前为止，没有人从藏经洞遗书中发现过西夏文的资料。因此可以肯定，敦煌研究院的这些西夏文残经原来不在藏经洞，而是保存在敦煌的其它什么地方。
最后要提到的是，前几年，敦煌研究院对莫高窟北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又发现一批古代遗书。有关情况，可以参见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有关这次发掘的考古报告。
总之，由于敦煌特有的地理、气候条件，能够保存古代遗书的并非藏经洞一处，在敦煌的其它地方也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古代遗书被保存，并不断地被发现。
二、应区别藏经洞遗书与非藏经洞遗书
既然敦煌其他地方也出土不少古代遗书，所以到底什么叫“敦煌遗书”，就是一个应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为了对藏经洞出土的遗书、对敦煌其他地方出土的遗书进行更加科学的研究，必须对什么叫“敦煌遗书”作一个严格的定义。
我主张，所谓“敦煌遗书”，应指所有原藏于敦煌地区的已被发现或尚待发现的所有古代遗书。它涵盖藏经洞、莫高窟其它洞窟乃至敦煌其它地方的所有古遗书。至于藏经洞出土的这批遗书，则可以称为“藏经洞敦煌遗书”或“藏经洞遗书”，它不包括在敦煌其他地方发现的古代遗书。
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区别呢？那是因为那些在敦煌其它地方出土的遗书虽然也是古代遗书，也出于敦煌，但是，由于它们并非藏经洞遗书，它们与藏经洞遗书混在一起，容易对藏经洞封闭年代的研究产生干扰，对藏经洞遗书性质的研究产生干扰，从而对正确地在科研实践中利用藏经洞遗书产生干扰。实际上，这种干扰已经产生了。有些学者依据非藏经洞遗书来研究藏经洞的封闭原因与时间，自然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在非藏经洞遗书中，有些遗书，如前述敦煌研究院所藏西夏文残经，较为容易鉴别与剔除。但绝大部分遗书与藏经洞遗书在形态、内容、性质等方面几乎完全一致，较难区别。给研究者带来很大的困惑。
怎样才能区别非藏经洞遗书与藏经洞遗书呢？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拟先简要介绍藏经洞封闭时间问题。
现在敦煌学界一般都同意，藏经洞应该封闭于北宋咸平五年(1002)到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之间，亦即敦煌王曹宗寿统治时期。我认为这一推断是合理的，理由如下：
1、从1002年向前倒推100年，几乎每年都有若干遗书保存在藏经洞中，有些年份甚至保存有几十号遗书，显示出这批遗书的连续性与稳定性。比如，仅反映咸平五年敦煌报恩寺修造大藏经的遗书，至少就有5号。其中有施主曹宗寿夫妇的疏文，有抄经的纪录等等。反映了当时报恩寺在曹宗寿支持下将寺藏大藏经修造完整的全过程。
2、1002年以后的遗书数量很少，不成系统。至今为止，学者们的主要发现有：
伯2159号背面抄录一件遗书，题为《妙法莲花经玄赞科文》卷二，作者署名为“燕台悯忠寺沙门诠明”。这个诠明就是辽代主持燕京悯忠寺(今北京法源寺)的着名高僧诠晓。他约生活于五代后唐天成年间至辽圣宗统和末年(926～1012)，主要活动与着述当在965年～1002年之间。这部《妙法莲花经玄赞科文》应该是1006年至1020年之间传入敦煌。
斯5771号与斯2421号两号遗书，所抄均为《般若心经注》，虽然不能缀接，内容可以互补。作者署名为“中京招福寺沙门文沼”。根据“中京”这个地名，考察当时敦煌与辽的往来关系，也可以考定该《般若心经注》传入敦煌的时间大约在1007年～1020年之间。
斯4358号，名为《李相公赞真身》，所抄录的实际是宋仁宗所作《赞佛牙诗》，可见《佛祖统记》有关记录，四川大足石刻也有刊刻。这首诗传入敦煌，大概在1031年到1065年之间。
伯3810号，名为《呼吸静功妙诀》，卷后抄有“养生神仙食粥法”，其中有“山药”一名。山药，本名“薯蓣”。唐代宗时，为避代宗李豫之讳，改名“薯药”。宋英宗时，为避英宗赵曙之讳，改名“山药”。宋英宗是1064年登基的，这说明伯3810号应该产生于1064年之后。
上述4件遗书，年代跨度为1006年到1064年，将近50年。也就是说，这将近50年的漫长岁月，保存在敦煌遗书中的，只有4件遗书。与前述1002年以前，几乎每年都有遗书，且往往不止一号的情况形成鲜明对照。这为我们研究藏经洞的封闭时间，提供了一个时间的坐标。
3、藏经洞外的壁画，画于敦煌曹氏归义军晚期或西夏早期，考古学家经过考古排年，认为壁画的绘画年代大约在1020年到1040年之间。
4、1002年，原敦煌王曹延禄被杀，他的侄子曹宗寿登台，一直统治到1014年。
综合上述因素，我认为，曹宗寿登台后，为了扩大统治基础，特别是为了得到当时在敦煌颇有势力的佛教教团的支持，采取一系列向佛教示好的措施。为报恩寺修造藏经就是其中之一。除了为报恩寺修造藏经外，他还发起清点各寺院经典，并把清点出的废旧经典、陈年旧纸封入藏经洞。
明确了藏经洞的封闭年代，我们可以采取如下办法来区别藏经洞遗书与非藏经洞遗书：
首先，如前所述，藏经洞的敦煌遗书，是北宋初年，敦煌寺院清点寺院藏书后，将一批残破的经卷、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无用的废纸以及用旧的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等，统统集中弃存于第17窟的结果。这批遗书相互间有一定的联系，具备一定的集团性、整体性。而且，距离封闭年代越近，遗书的联系性越强，整体性越明显。而藏经洞以外的敦煌遗书，相对比较分散，数量也少。它们是经过漫长岁月的冲刷，偶然被保存下来、被发现并进入敦煌遗书系列的。因此，它们比较零碎、孤立，本身既不成体系，相互又缺乏联系。我们可以根据这些特点来区分藏经洞遗书与非藏经洞遗书。
其次、凡是比较规范的考古工作，都有较为详尽的考古记录，具体记录了各种物品的出土地点。根据这些记录，以及考古队的日记、回忆录等其他资料，我们可以将非藏经洞遗书与藏经洞遗书区别开来。比如英国斯坦因特藏中，将10多号于阗出土的遗书编入敦煌遗书，后来学者根据有关考古纪录，把它们鉴别、区分开来。又比如，我在英国整理斯坦因特藏残片时，发现有些残片背面有英文的“高昌”、“米兰”等记录，由此可知这些残片是斯坦因在高昌、米兰等地发掘所得，不慎混入敦煌遗书中。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根据对遗书本身年代、内容、性质的分析，以及依据考古工作报告，来区分藏经洞遗书与非藏经洞遗书。
非藏经洞遗书是怎样混进藏经洞遗书的呢？有两条途径。
第一、是王道士放进去的。1908年，伯希和曾经进入藏经洞考察。他记载说，曾经在藏经洞中看到有光绪年间的刊本道经。从王道士1900年发现敦煌遗书，到斯坦因1907年首次访问莫高窟，藏经洞一直由王道士管理，时间达7年之久。如前所述，敦煌因其特有的地理历史条件，保存有古代遗书的并非藏经洞一处。可以想见，在王道士心目中，藏经洞是他发现的古代书库，自然也就成为他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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