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遺書叁題

　　上海師範大學哲學系 方廣锠

　　敦煌藏經洞發現至今已經100余年。藏經洞中所存的敦煌遺書爲我們研究中古中國社會的政治、曆史、宗教、文學、藝術、音樂、舞蹈、語言、文字、民族、對外關系、西域史地等提供了大量珍貴的資料。百年來，通過對敦煌遺書、敦煌莫高窟及相關文獻、文物的研究，使世界上出現了一門新的顯學——敦煌學，並已經在各個相關領域取得驕人的成果。可以預言，隨著人們對敦煌遺書及相關文物的進一步深入研究，敦煌學將愈來愈放射出璀燦的光芒，顯示其強大的生命力。

　　一、敦煌遺書並非全部出自藏經洞

　　以前一提到敦煌遺書，人們就聯想到藏經洞。以爲所有的敦煌遺書都是從藏經洞裏出來的。例如，敦煌研究院前院長段文傑先生就說：“敦煌遺書，就是藏經洞發現的遺書。”這種說法其實並非段文傑先生的首創，而是敦煌學界普遍的觀點。不少研究者寫書寫文章，都說敦煌遺書就是從敦煌藏經洞出土的古代遺書。但這並不符合實際情況。

　　日本天理大學圖書館藏有一批敦煌遺書。其中有一件是清道光初年在敦煌某圯廢的佛塔中發現的。清道光七年(1827)歸陳起詩收藏，其後輾轉歸日本天理大學收藏。遺書後的題跋記載了該遺書發現與流傳的大致經過。

　　伯希和在敦煌時，除了從王道士手中騙到大批藏經洞遺書外，還在第464窟發現一批元代回鹘文遺書。據有的學者研究，這批回鹘文遺書的一大部分和大英圖書館藏斯坦因搞走的敦煌回鹘文遺書爲同一寫本。這證明當年斯坦因也得到過非藏經洞的遺書。

　　日本大谷探險隊的成員吉川小一郎在敦煌時，曾雇當地鄉民搭架爬梯，在莫高窟各個洞窟搜尋，獲得一些遺書。日本龍谷大學前校長上山大峻先生曾親耳聽吉川小一郎介紹當時的情況，並將此紀錄在自己的著作《敦煌佛教研究》中。筆者也曾親耳聽上山大峻先生轉述這一事實。

　　1914年抵達敦煌的俄國奧登堡探險隊，曾在莫高窟發掘與清理其他洞窟的垃圾，除發現了一些古代藝術品殘片外，還發現了大量的古代寫經殘卷。據說敦煌石窟常有寄居者，並在窟內燃燒篝火。所以俄國收藏的大量敦煌寫卷的邊角都被燒的痕迹。

　　著名畫家張大千在敦煌考察時，也曾經在一個沙堆中發現唐代的古文書。

　　據有些資料介紹，在莫高窟另一洞窟的上層，曾經發現一批藏文遺書，數量相當巨大。不過也有文章稱這些藏文遺書本來也是收藏在藏經洞的。此外，現敦煌研究院收藏的敦煌遺書中有若幹西夏文佛經殘片，其中有一件殘片上有管主八施經印。管主八是元代松江府僧錄，曾主持雕印西夏文大藏經。我們知道，到目前爲止，沒有人從藏經洞遺書中發現過西夏文的資料。因此可以肯定，敦煌研究院的這些西夏文殘經原來不在藏經洞，而是保存在敦煌的其它什麼地方。

　　最後要提到的是，前幾年，敦煌研究院對莫高窟北區進行了大規模的考古發掘。這次發掘，又發現一批古代遺書。有關情況，可以參見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有關這次發掘的考古報告。

　　總之，由于敦煌特有的地理、氣候條件，能夠保存古代遺書的並非藏經洞一處，在敦煌的其它地方也有許多各種各樣的古代遺書被保存，並不斷地被發現。

　　二、應區別藏經洞遺書與非藏經洞遺書

　　既然敦煌其他地方也出土不少古代遺書，所以到底什麼叫“敦煌遺書”，就是一個應該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爲了對藏經洞出土的遺書、對敦煌其他地方出土的遺書進行更加科學的研究，必須對什麼叫“敦煌遺書”作一個嚴格的定義。

　　我主張，所謂“敦煌遺書”，應指所有原藏于敦煌地區的已被發現或尚待發現的所有古代遺書。它涵蓋藏經洞、莫高窟其它洞窟乃至敦煌其它地方的所有古遺書。至于藏經洞出土的這批遺書，則可以稱爲“藏經洞敦煌遺書”或“藏經洞遺書”，它不包括在敦煌其他地方發現的古代遺書。

　　爲什麼要作這樣的區別呢？那是因爲那些在敦煌其它地方出土的遺書雖然也是古代遺書，也出于敦煌，但是，由于它們並非藏經洞遺書，它們與藏經洞遺書混在一起，容易對藏經洞封閉年代的研究産生幹擾，對藏經洞遺書性質的研究産生幹擾，從而對正確地在科研實踐中利用藏經洞遺書産生幹擾。實際上，這種幹擾已經産生了。有些學者依據非藏經洞遺書來研究藏經洞的封閉原因與時間，自然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

　　在非藏經洞遺書中，有些遺書，如前述敦煌研究院所藏西夏文殘經，較爲容易鑒別與剔除。但絕大部分遺書與藏經洞遺書在形態、內容、性質等方面幾乎完全一致，較難區別。給研究者帶來很大的困惑。

　　怎樣才能區別非藏經洞遺書與藏經洞遺書呢？在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擬先簡要介紹藏經洞封閉時間問題。

　　現在敦煌學界一般都同意，藏經洞應該封閉于北宋鹹平五年(1002)到北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之間，亦即敦煌王曹宗壽統治時期。我認爲這一推斷是合理的，理由如下：

　　1、從1002年向前倒推100年，幾乎每年都有若幹遺書保存在藏經洞中，有些年份甚至保存有幾十號遺書，顯示出這批遺書的連續性與穩定性。比如，僅反映鹹平五年敦煌報恩寺修造大藏經的遺書，至少就有5號。其中有施主曹宗壽夫婦的疏文，有抄經的紀錄等等。反映了當時報恩寺在曹宗壽支持下將寺藏大藏經修造完整的全過程。

　　2、1002年以後的遺書數量很少，不成系統。至今爲止，學者們的主要發現有：

　　伯2159號背面抄錄一件遺書，題爲《妙法蓮花經玄贊科文》卷二，作者署名爲“燕臺憫忠寺沙門诠明”。這個诠明就是遼代主持燕京憫忠寺(今北京法源寺)的著名高僧诠曉。他約生活于五代後唐天成年間至遼聖宗統和末年(926～1012)，主要活動與著述當在965年～1002年之間。這部《妙法蓮花經玄贊科文》應該是1006年至1020年之間傳入敦煌。

　　斯5771號與斯2421號兩號遺書，所抄均爲《般若心經注》，雖然不能綴接，內容可以互補。作者署名爲“中京招福寺沙門文沼”。根據“中京”這個地名，考察當時敦煌與遼的往來關系，也可以考定該《般若心經注》傳入敦煌的時間大約在1007年～1020年之間。

　　斯4358號，名爲《李相公贊真身》，所抄錄的實際是宋仁宗所作《贊佛牙詩》，可見《佛祖統記》有關記錄，四川大足石刻也有刊刻。這首詩傳入敦煌，大概在1031年到1065年之間。

　　伯3810號，名爲《呼吸靜功妙訣》，卷後抄有“養生神仙食粥法”，其中有“山藥”一名。山藥，本名“薯蓣”。唐代宗時，爲避代宗李豫之諱，改名“薯藥”。宋英宗時，爲避英宗趙曙之諱，改名“山藥”。宋英宗是1064年登基的，這說明伯3810號應該産生于1064年之後。

　　上述4件遺書，年代跨度爲1006年到1064年，將近50年。也就是說，這將近50年的漫長歲月，保存在敦煌遺書中的，只有4件遺書。與前述1002年以前，幾乎每年都有遺書，且往往不止一號的情況形成鮮明對照。這爲我們研究藏經洞的封閉時間，提供了一個時間的坐標。

　　3、藏經洞外的壁畫，畫于敦煌曹氏歸義軍晚期或西夏早期，考古學家經過考古排年，認爲壁畫的繪畫年代大約在1020年到1040年之間。

　　4、1002年，原敦煌王曹延祿被殺，他的侄子曹宗壽登臺，一直統治到1014年。

　　綜合上述因素，我認爲，曹宗壽登臺後，爲了擴大統治基礎，特別是爲了得到當時在敦煌頗有勢力的佛教教團的支持，采取一系列向佛教示好的措施。爲報恩寺修造藏經就是其中之一。除了爲報恩寺修造藏經外，他還發起清點各寺院經典，並把清點出的廢舊經典、陳年舊紙封入藏經洞。

　　明確了藏經洞的封閉年代，我們可以采取如下辦法來區別藏經洞遺書與非藏經洞遺書：

　　首先，如前所述，藏經洞的敦煌遺書，是北宋初年，敦煌寺院清點寺院藏書後，將一批殘破的經卷、積存多年的過時文書、無用的廢紙以及用舊的幡畫、多余的佛像等等，統統集中棄存于第17窟的結果。這批遺書相互間有一定的聯系，具備一定的集團性、整體性。而且，距離封閉年代越近，遺書的聯系性越強，整體性越明顯。而藏經洞以外的敦煌遺書，相對比較分散，數量也少。它們是經過漫長歲月的沖刷，偶然被保存下來、被發現並進入敦煌遺書系列的。因此，它們比較零碎、孤立，本身既不成體系，相互又缺乏聯系。我們可以根據這些特點來區分藏經洞遺書與非藏經洞遺書。

　　其次、凡是比較規範的考古工作，都有較爲詳盡的考古記錄，具體記錄了各種物品的出土地點。根據這些記錄，以及考古隊的日記、回憶錄等其他資料，我們可以將非藏經洞遺書與藏經洞遺書區別開來。比如英國斯坦因特藏中，將10多號于阗出土的遺書編入敦煌遺書，後來學者根據有關考古紀錄，把它們鑒別、區分開來。又比如，我在英國整理斯坦因特藏殘片時，發現有些殘片背面有英文的“高昌”、“米蘭”等記錄，由此可知這些殘片是斯坦因在高昌、米蘭等地發掘所得，不慎混入敦煌遺書中。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根據對遺書本身年代、內容、性質的分析，以及依據考古工作報告，來區分藏經洞遺書與非藏經洞遺書。

　　非藏經洞遺書是怎樣混進藏經洞遺書的呢？有兩條途徑。

　　第一、是王道士放進去的。1908年，伯希和曾經進入藏經洞考察。他記載說，曾經在藏經洞中看到有光緒年間的刊本道經。從王道士1900年發現敦煌遺書，到斯坦因1907年首次訪問莫高窟，藏經洞一直由王道士管理，時間達7年之久。如前所述，敦煌因其特有的地理曆史條件，保存有古代遺書的並非藏經洞一處。可以想見，在王道士心目中，藏經洞是他發現的古代書庫，自然也就成爲他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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