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宣佛法与记录人生

　　——略说藏传佛教传记文学作品

　　陈庆英

　　藏族的佛教文学作品中，人物传记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此等描写藏传佛教高僧大德的生平事迹的传记文学作品。总数有多少，至今尚难估计。类似于汉文名僧传、高僧传的人物合传，在藏文中多以教法史、教派史、寺院志、家族史的形式出现，如第巴桑结嘉措編著的《格鲁派教法史－黄琉璃》一书，在讲述格鲁派各寺院的历史时，记载了各个寺院和扎仓的历任住持和堪布，有的附有简略事迹，亦可以看作是格鲁派高僧的一部合传［1］，又如阿旺贡噶索南所著《萨迦世系史》，记载了萨迦款氏家族的数十个人物的事迹，其中多数是萨迦派的宗教首领，所以也可以看作是萨迦派高僧的一部合传［2］，而阿芒班智达所著的《拉卜楞寺志》，记载了拉卜楞寺的历任法台和密宗、时轮、曼巴等扎仓的历任堪布的事迹，色多罗桑崔臣嘉措所著的《塔尔寺志》，记载了塔尔寺的历任法台和显宗、密宗、时轮、曼巴等各个扎仓的历任堪布的事迹，所以也可以看作是拉卜楞寺和塔尔寺的高僧的合传［3］，篇幅更为巨大的智观巴？贡却乎丹巴绕吉所著的《安多政教史》，记载了甘肃、青海，川西北藏族地区的主要寺院的历任法台和堪布的主要事迹，涉及的人物达数百名，所以也可以著作是安多地区的格鲁派高僧的一部合传［4］。近年出版的藏学图书中，在北京的民族图书馆从1984年起，出版其馆藏书目《藏文典籍目录？文集类子目》，至1997年已出齐上中下三册，该目录收入有文集传世的学者183人，除个别人如第巴桑结嘉措为在家俗人以及有少数人为用藏文写作的蒙古僧人外，绝大多数都是藏族高僧。该目录对这183人均附有一简略的小传，而这些简略小传大多是依据他们的藏文传记编写的。1990年5月，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八世达赖喇嘛坚白嘉措的经师益西坚赞于藏历第十三饶迥火羊年(1787年)遵照八世达赖喇嘛的指示编写的《道次师承传》(藏文版)，收集有噶当派和格鲁派的重要高僧约70人的小传。这些目录类书籍收集的只是藏族社会上广有名声的著名人物的传记，其他散布在各个寺院和私家藏书中的高僧传记，其数量应该更多，有的著作称藏文的高僧大德的传记“就目前已见著录的便不下千种之多”［5］。

　　如果只就已知的高僧合传中立传的人数来说，汉文高僧传有南梁释慧皎撰《高僧传》十四卷，收入高僧257人，附见者又200余人，唐释道宣所撰《续高僧传》。收入高僧485人，附见者又219人，宋释赞宁撰《宋高僧传》，收入高僧532人，附见者又125人，明如惺撰《明高僧传》，收入高僧138人，附见者又71人，总数几近2000人之多，本世纪又有严修撰《新续高僧传四集》，接《宋高僧传》，收入1500多人［6］，使有传的汉僧总数达3300人以上。藏文高僧传立传之高僧数可能不及汉文之多，但也相差不是很多。而且汉文史籍中为高僧单独写传者则十分罕见，唯玄奘有十卷本之传记，而藏文史籍中为高僧单独写传者，则为数甚多，而且此种高僧个人的传记又品种繁多，有弟子为上师写传，有师父为弟子写传，有数代之后的弟子为先祖师写传，有高僧为自己写的自传，有纯用偈颂体写的传记，有偈颂体与散文体结合的传记，还有纯用散文体写的传记，此外还有高僧记述修习密法经过和体验的秘传，有弟子记述上师奇异事迹的秘传等。汉文高僧传自释慧皎开始，分为译经、义解，神异、习禅、明律、亡身、诵经、兴福、经师、唱导等十门，对传主的家世、经历。社会活动等记述简略，只突出他在佛教的某一方面的事迹，因而文字程式化，文学性不强。而藏文的许多高僧传能够以一部书专写一人，对其家世、经历、社会活动等往往能够做充分的描述，而且用偈颂、民谚、典故、对话等文学语言加以细腻的描述，因而具有很强的文学性。藏文此种传记文学作品数量之丰富、形式之多样、反映社会生活面之广泛、史料价值之珍贵，不仅汉文的高僧传与之相比显得逊色，就是在整个佛教世界的文化遗产中，也属十分罕见。因而藏文的佛教传记文学作品应当引起研究佛教文学的学者的特别的重视。

　　藏文佛教传记文学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甚至它的一些文学特点有可能可以追溯到佛教传人西藏之前。早在吐蕃王朝建立之前藏族先民还生活在各个分散的部落之中时，民间的口头文学即有相当的发展，这种口头文学的内容，以本教的神灵故事，部落首领的传说和动物的故事为主。吐蕃王朝建立时代，王室的故事与官方的历史记载相结合，成为社会文学之主体。《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中的历代赞普传略和大相的故事，可以说是此种文学作品发展的最高峰。这些作品文字简洁、生动记述了历代赞普开疆拓士、统一诸部和平定内乱的功绩，记录了吐蕃王朝历史的许多主要方面。在文学形式上，赞普传略在散文叙述中插入长段的诗歌体的对话、诗歌体的对话中又广泛采用形象的比喻、大量使用民间谚语，在记述中自然地加入本教的宗教观念和术语，这些特点都为后来的藏文佛教传记文学所继承［7］。另外，在吐蕃王朝时代，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兴盛，藏文的创制和推广，翻译佛教经典的事业有了极大的发展，一些佛经故事和佛本生故事、释迦牟尼的故事被翻译成藏文，藏族传统的口头文学形式和佛教文学作品的接触，为藏文佛教传记文学的出现和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在吐蕃王朝时代佛教依赖于吐蕃王室的扶植和印度高僧的入藏传法，吐蕃有出家僧人实始于公元779年桑耶寺建成以后，至843年朗达玛赞普灭佛，不到八十年，这期间佛教寺院在政治、经济上都仰仗于吐蕃王室的支持和保护，虽然在赞普赤德松赞和热巴巾时期有阐布娘。定埃增、贝吉云丹位居群臣之上，有参与因政之权，但是总的来说，佛教首领的地位还无法与赞普相比。因此虽然在吐蕃王朝时期已经有不少关于吐蕃高僧的事迹的故事在社会上流传，并且在据信撰写于吐蕃王朝时期的《巴协》(亦称《桑耶寺志》)一书中用文字记录了巴？塞囊和桑希、毗卢遮那等吐蕃的最早的佛教僧人的事迹，但是在书中以主要的篇幅描述了赞普墀松德赞从出生到晚年的事迹，居于主要的地位［8］，在谐拉康的两通碑文中讲述了阐布娘。定埃增的功绩，但是碑文是赞普以君上对臣下的语气写成，也并未详细介绍娘。定埃增的生平和学佛传法的经历［9］。因此，可以说在吐蕃王朝时期佛教的传记文学还处在萌芽的阶段，还没有出现完整的佛教高僧的传记文学作品。

　　公元843年赞普朗达玛灭法，造成西藏地区佛教中断近百年之久，到十世纪中叶佛教在西藏复兴，进入后弘期。后弘期的佛教是在西藏的分裂割据时期发展起来的，在没有吐蕃王朝那样的统一政权的情况下，佛教依靠与分散的地方政治势力的结合而发后，因而在后弘期中出现了因师徒传承和教法仪规的不同而形成的教派。教派形成之初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仅极大地刺激了各派僧人对佛法教理和修行仪规的探索，而且刺激了佛教文学在西藏的发展。在后弘期出现的佛教文学作品中，传记文学以其易懂易记，便于在民间流布的特点首先占据了重要地位。复兴的佛教在理论上和感情上都极力把自己和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直接联系起来，所以早期出现的作品多以“伏藏”的形式即宣称是吐蕃王朝时期为避免法难而埋藏的经典，这些作品都以一种真假参半的吐蕃王朝时期的作品的面貌出现，同时也就限定了它们的内容以吐蕃王朝时期的往事为主。由于这一原因，松赞干布、墀松德赞、热巴巾“祖孙三法王”尤其是吐蕃王朝的开创者松赞干布成为“伏藏”作品的主要赞颂和描述的对象，这一时期的佛教文学代表作品有《噶钦噶阔玛》(亦译《松赞干布遗教》)［10］、《玛尼全集》［11］、《娘氏教法史》［12］、《第吾教法史》［13］等，都是以松赞干布为主要人物，集合有关松赞干布的各种传说故事，并加以详尽的文学描写，把松赞干布奉为观世音菩萨为教化雪域众生而降世的化身，把松赞干布的历史功绩和迎娶文成公主、赤尊公主，兴建拉萨大昭寺、小昭寺等弘扬佛法的伟业结合起来，写成了一部佛教的菩萨降世传法的文学传记。同时，松赞干布创建吐蕃王朝、建立吐蕃王朝的军事行政制度、创制藏文、统一青藏高原等历史事迹也仰赖这些佛教为弘法而作的文学作品而保存下来。墀松德赞、热巴巾的事迹亦以护持佛法的法王的形式而流传于世。另外，“伏藏”作品中的另一主要人物是印度的高僧莲花生大师，著名的《莲花生大师传》［14］以及他的明妃益希错杰的传记即写成于这一时期。松赞干布和莲花生大师的传记的流行，反映了西藏佛教后弘期的初期佛教传记文学对吐蕃王朝时期的佛教传统的继承，同时由于这一时期各教派对密法的重视超过对于显教的重视，而莲花生大师的传奇故事又极富文学色彩，故莲花生大师的传记在人们所记忆的吐蕃王朝时期的印度和吐蕃的佛教僧人中占据了最为突出的地位。

　　随着西藏佛教教派的发展，各教派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宣扬本教派的教理和教法，吸引社会各阶层的信众，总之为了使自已的教派在当时的藏族社会上站稳脚根，必然在继承吐蕃王朝佛教的遗产的同时，在佛教文学作品中加进自已教派的内容。在宣传自已教派的过程中，将本教派的祖师和高僧神格化和形象化，叙述他们的出生和家世(有的还述及他们是菩萨的化身或者关于他们的降生存在某一些授记等)、信奉佛法的缘起、学习佛法的经历、弘扬佛法和利益众生的功绩、修习密法的成就等，以此作为范例进行宣传，是必然的发展趋势。在这一过程中，一批以后弘期的西藏佛教人物为传主的佛教传记文学作品就应运而生。在这些作品中，又可分为两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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