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见王阳明受《坛经》影响有多深。王阳明不仅吸取了慧能《坛经》心性说的基本思想，而且更高度突出了心的主体地位，把“心”升华为“良知”，建立了以“良知”为核心的主体哲学。在王阳明哲学整个理论结构上，他的“致良知”学说完全是以慧能《坛经》的理论结构为模型。这表现在：慧能认为佛性人人皆有，王阳明也主张“良知人人皆有”。慧能认为众生一念悟即是佛，一念迷即是凡夫；王阳明也主张彻悟良知即成圣，自昧良知即是凡夫。慧能认为佛性虽然众生人人本具，但能一念彻悟的人乃是上根利智者，而大多数人需寻求善知识示导见性；王阳明也认为只有上根之人才能“直从本源上悟入”良知本体，而下根之人则必须“在意念上落实为善去恶功夫，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才能明尽本体。〔73〕因此可以说王阳明是用《坛经》慧能的理论框架构筑起他的“致良知”学说的。正因为如此，王阳明的心学在当时被人们称为禅。“阳明于禅学卷舒运用熟矣，朱子谓陆子静欲成一部禅，愚谓阳明也一部禅矣。”〔74〕刘宗周说：“古之为儒者孔孟而已矣，一变而为五宗禅，再变而为阳明禅”。〔75〕王阳明吸收慧能《坛经》的心性论所构建的良知理论，标志着中国哲学上主体意识的真正觉醒和主体地位的最终确立。他的心学使中国哲学走向丰富、深刻和圆熟，而《坛经》中慧能的心性论却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由此可见慧能《坛经》对中国哲学所产生的深远影响，乃至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坛经》中所体现出慧能禅那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以心传心，强调内心自证自悟的方式，以及随缘任运，无诤无求，宁静淡泊，自然洒脱，自由无碍的空灵解脱之禅境，可以说是许多文学艺术家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或艺术评价的内在尺度，于是文学艺术等作品就成为表现这种禅悟、禅境的形式，由此《坛经》对中国文学、艺术、书法、绘画等也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力。首先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对诗歌的影响。在唐代的文学当中，有一个引入瞩目的现象就是禅诗的盛行。所谓禅诗，主要是指表达禅宗理趣、意境或所谓禅悟的诗歌作品。无论是禅门的禅师还是文人士大夫，他们以禅入诗，或以诗入禅，为璀璨的唐诗注入了新的意蕴。如《永嘉证道歌》中，玄觉诗云：“江月照，松风吹，永夜清宵何所为？佛性戒朱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76〕王维《别终南山》：“中岁颇好道，晚家南山陲，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偶然值林叟，谈笑无还期。”刘长卿《寻南溪常道士》：“一路经行处，莓苔见屐痕。白云依静渚，芳草闭闲门。过雨看空色，随山到水源。溪花与禅意，相对也忘言。”这些诗篇，皆以寥寥数语，给人留下了山水自然之景，幽深玄寂之境，并表达了一种色空双离、人我两忘和无执无著、任运自在的洒脱禅意，其空灵、超脱、恬淡的意蕴令人玩味不尽。在《坛经》慧能禅宗思想的影响下，在中国文学上还出现了“以禅喻诗”、“以禅论诗”的一类把参禅与作诗相比拟，以禅理来说明诗歌的创作、欣赏和评论的现象。如韩驹就提出学诗浑似参禅的观点，他说：“学诗当初如参禅，未悟且遍参诸方。一朝悟罢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77〕王瞻民也说：“学诗真是学参禅”。〔78〕宋代诗论家严羽更明确地指出“大抵禅道唯在妙悟，诗道也在妙悟。”〔79〕到了清代的王渔洋又进一步发展了严羽的“妙悟说”而提出“神韵说”，认为“舍筏登岸，禅家以为悟境，诗家以为化境，诗禅一致，等无差别。”〔80〕由此把以禅喻诗、诗禅一致论推向了极至。
《坛经》中慧能南宗的理趣风格和超然的意境，对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进了笔简形具，气韵为主的山水画派的兴起。如诗画家王维，他的泼墨山水画的画法和画风就是深受慧能南宗禅的影响而开创的，由此，他被称为山水画的“南宗”之祖。到了宋代，画家们为了追求慧能南宗禅的空灵之境，在画画时其手法就是用虚而不用实，在绘画中更注重布白的运用，而不强调背景的渲染，由此使得画面显得空灵洁净，从而营造出超然于象外的艺术效果。除了山水画之外，中国的人物画也是深受慧能南宗禅的影响，而别具风格。由此可见，《坛经》在中国绘画艺术中的影响与地位。
《坛经》中慧能南宗禅的理趣，对中国书法艺术的理论和实践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慧能南宗禅重体悟心证的影响下，许多书法家以禅入书，把书法看作禅的表现形式之一，并形成了独特的以禅入书、以禅喻书的书法理论。宋代朱长文在《继书断》中曾说：“书之至者，妙与参道，技艺云乎哉！”〔81〕这就把书法之道与参悟联系了起来。宋代著名书法家黄庭坚认为书法之道在于体现心灵的超然物外和自然放逸，不应为外物所拘。由此许多书法家都十分强调在写字时达到忘我的境界，心地清净，无欲无求，以佛教禅宗的理趣来要求书法创作，并寓禅理于书法之中。宋代著名的书法四大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他们的书法作品无不充满了禅的底蕴，表达着心灵的感悟，这些都是慧能南宗禅影响中国书法艺术的典型例证。
总的来说，慧能之《坛经》犹如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朵绚丽的奇葩，以它浓郁的芬芳熏习着中国的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哲学、文学、艺术、绘画、书法等都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
(四)《坛经》在世界宗教史、哲学史、文化、思想史上也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坛经》不仅对中国的佛教思想、哲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并远及海外，对世界文化、思想等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当今的世界，无论是越南、泰国、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还是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慧能的《坛经》仍然深受当地宗教、哲学、思想家的青睐，是仅次于《心经》而被翻译成外语次数较多的经典。目前《坛经》的英译本有十二种近二十本，除此之外，《坛经》还被翻译成日、韩、法、西班牙文乃至德文等，蓝卡斯特教授在他的《英译六祖坛经版本的历史研究》一文中说：“《坛经》是西方世界最熟知的佛教经典之一。”〔82〕由此可见《坛经》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之大。现在，无论是在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坛经》仍然是学者、专家们研究的热门话题，他们纷纷围绕《坛经》展开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事实上也都说明了《坛经》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深远影响。
总之，《坛经》不仅在中国佛教史、思想史、文化史上留下了灿烂的一页，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份宝贵财富，而且还在给西方文化以极大的影响，人们纷纷围绕《坛经》作种种深入、细致的研究，从《坛经》中挖掘养料，来滋润自己本国的宗教、文化、思想。《坛经》在世界宗教史、哲学思想史、文化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具有深远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对围绕慧能《坛经》的种种问题、《坛经》各品的主要内容及宗旨以及《坛经》中慧能的禅法思想、《坛经》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等都作了概要性的论述说明。《坛经》以简练的文字对慧能的禅法思想作了比较真实的记载，是我们研究慧能禅法思想的重要资料和必须的课题。《坛经》作为禅宗的宗经，不仅在中国佛教思、思想史、哲学、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具有深远的影响，在世界的文化、思想等各个方面上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和具有深远的影响。慧能之《坛经》就像一盏明亮的灯，将他的智慧和光芒洒遍寰宇，遍照世界各地，“形成了一股求道者倾向的潮流”，〔83〕这盏明灯将永远闪耀不息，照亮着芸芸众生。
〔1〕载胡适：《神会和尚遗集》卷首，台北胡适纪念馆1969年版。
〔2〕胡适：《胡适文存》四集卷二，台北远东图书公司1961年版。
〔3〕二书均见于张曼涛主编《现代佛教学术丛刊》之一，大乘文化出版社1976年版。
〔4〕石井修道：《伊藤隆寿氏发现之真福寺文库所藏之〈六祖坛经〉之介绍》一书，载《驹泽大学佛教学部论集》1970年版，第80页。
〔5〕宇井伯寿：《禅宗史研究》，东京岩波书店1966年版。
〔6〕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版，第297页。
〔7〕田中良昭：《坛经典籍研究概史》，载驹泽大学禅宗史研究会编著《慧能研究》，大修馆书店昭和53年版，第250页。
〔8〕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179页。
〔9〕郭朋：《坛经校释》，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1页。
〔10〕［宋］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八，《大正藏》第51册，第438页上。
〔11〕印顺：《中国禅宗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7页。
〔12〕杜继文、魏道儒：《中国禅宗通史》，第179页。
〔13〕《中国哲学年鉴
1994》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年版，第115页。
〔14〕胡适：《〈坛经〉考之二》，载黄夏年主编《近现代著名学者佛学文集
胡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
〔15〕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293页。
〔16〕印顺：《中国禅宗史》，第275~276页。
〔17〕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296页。
〔18〕郭朋：《坛经校释》所附《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第157页。
〔19〕任继愈：《敦煌坛经写本序》，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0〕杨曾文：《敦煌新本六祖坛经》，第206页。
〔21〕［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一之上云：“禅是天竺之语，具云禅那，中华译为思维修，也名静虑，皆定慧之通称…
《《六祖坛经》的基本构架与禅法思想(释法缘)》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