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并援引《首楞严经》、《瞿师罗经》、《摩诃般若波罗蜜经》、《法华经》、《杂华经》等般若经典，可见其深受当时般若显学的思想影响。有关本经的注疏极多，较重要者有：(一)南朝梁天监八年(509)，宝亮等奉武帝敕撰的《大般涅槃经集解》七十一卷，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七册，内容集录了六朝以来诸家有关《南本涅槃经》之说，为现存涅槃经注疏中的最古者。(二)由印度婆薮槃豆造，元魏

　　达磨菩提译的《涅槃论》一卷，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六册。(三)由印度世亲菩萨造，南朝陈

　　真谛译的《涅槃经本有今无偈论》一卷，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六册。(四)隋代慧远(523～592)撰的《涅槃经义记》十卷，收于《卍续藏》第五十五册、五十六册，本书系《北本涅槃经》的注疏。(五)隋代章安灌顶(561～632)的《涅槃经玄义》二卷，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八册，为根据天台宗立场来解释涅槃经的。(六)灌顶另一作《涅槃经疏》三十三卷，同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八册，为以天台教旨解释《南本涅槃经》，并以《南本涅槃经》与《方等般泥洹经》、《大般泥洹经》、《北本涅槃经》等经辨其同异。(七)隋代嘉祥吉藏(549～623)的《涅槃经游意》一卷，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八册，系以三论宗义而解说涅槃经的大纲。(八)新罗元晓的《涅槃经宗要》一卷，收于《大正藏》第三十八册等。

　　此外，关于唐代若那跋陀罗、会宁共译的《大般涅槃经后分》的传译，据唐代义净天授二年(691)成书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会宁传〉、则天武后天册万岁元年(695)，由佛授记寺沙门明佺、菩提流志、义净等高僧奉敕撰集而成的《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二，与智升于开元十八年(730)撰的《开元录》卷十一等诸记载，本经为唐高宗麟德年中(664～665)，南天竺僧若那跋陀罗与唐僧会宁于南海波陵国，从《阿笈摩经》(即《阿含经》)抄出如来涅槃焚烧之事所共同译出的，并于仪凤年初(676)送至长安。本经世称为昙无谶译的《大般涅槃经》之“后分”(又称《大般涅槃经后译茶毗分》)，义净(635～713)认为其中〈憍陈如品余〉是补续《大般涅槃经》的〈憍陈如品〉，且文中所记多似于《长阿含

　　游行经》之说，当属小乘涅槃经文，而与昙无谶所译大乘涅槃意旨不同；然智升的《开元录》则引经文所说：“常乐我净，佛菩萨境界，非二乘所知。”以及经初所题的“憍陈如品之末”，而认为本经应与“大涅槃义理相涉、文势相接”。[13]

　　另据章安灌顶(561～632)的《大般涅槃经疏》卷三十三所引〈居士请僧福田经〉记载，昙本的《大般涅槃经》在唐代以前，即有〈烧身品〉、〈起塔品〉、〈嘱累品〉等三品“后分”之说。然而《僧祐录》卷五的〈新集疑经伪撰杂录第三〉，却将〈居士请僧福田经〉编入疑录。[14]唐朝荆溪湛然(711～782)撰述的《摩诃止观辅行传弘决》卷六之三记载：《涅槃后分》本在伪目，至大唐刊定时始入正经。宋代智圆的《涅槃经疏三德指归》卷二十指出，本经的〈遗教〉、〈还源〉二品相当于〈嘱累品〉，〈荼毗〉、〈廓润〉二品相当于〈烧身品〉，〈起塔品〉当时则尚未传至中土。依此推之，〈居士请僧福田经〉若属疑伪之经，则本经(后分)或为会宁等人伪撰亦未可知。至于其被疑为伪撰的理由，则或许是因为此类译经，多半是从梵文大本中节抄出来的，而非独立的经本；因此，这些译经时常会显得零碎而不完整，以致备受质疑了。

　　参、我国涅槃图像与涅槃法会的兴起

　　涅槃图像，又称卧佛像、睡佛像或是“寝释迦”。乃刻绘释尊入于涅槃的绘画、雕刻图像。其像内容通常为：在四株沙罗双树之间的宝台上，释尊枕北右胁，作睡眠状，其旁有诸菩萨、佛弟子、国王、大臣、天部、优婆塞、鬼神、畜类等五十二众围绕，并有佛母摩耶夫人出现其间。印度现存最古的涅槃像遗品，是在联合州迦斯阿(Kasia)西南方的涅槃堂(亦即佛陀入灭之地)，为一长约六公尺余的巨大卧佛石像，上并有铭文记载，约为五世纪顷的作品。我国最初记载印度史迹有关佛涅槃像的书为《大唐西域记》，其卷一〈梵衍那国条〉曾描述说，该国都城以东二十三里处有一伽蓝，其内有佛陀入灭的卧像，长千余尺，该国国王每于此涅槃像前举行“无遮大会”。如此千余尺的巨大涅槃像，也是古来涅槃造像遗迹中所罕见的。此外，著名的阿姜塔石窟(Ajanta)[15]的第二十六窟，亦有佛涅槃浮雕像，全作长七公尺多，属于五世纪—笈多王朝时代(梵名Gupta， 320～470统一印度，是继贵霜王朝与南印度案达罗王朝后，代之而起的王朝)的雕刻遗品。

　　而我国最早造立涅槃像的记载，为《僧祐录》卷十二的〈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上有“宋明帝陈太妃造*轮寺大泥像并宣福卧像记”，此为南朝宋明帝时(465～472在位)陈太妃造卧佛像以祈福的刻铭词，然其所造的像今已不存；不过，至少可推知当时涅槃经说已为风行，理当相对而有涅槃图像出现的参考依据。现今我国所存较著名的涅槃像有：大同云冈石窟(约是北魏至隋朝的遗迹)第六窟的东壁、敦煌千佛洞(相传石窟最早为前秦建元二年，西元366年，沙门乐僔所开凿，其后历经各代增凿营建，渐成千余洞窟的大石窟群)的第十九乙窟(此为唐代所造，被视为涅槃像中的特出者)、一二○Ｆ窟，及一三五窟等处。

　　至于涅槃法会，则是每年为纪念佛陀入于涅槃之日所举行的法会。有时又称“常乐会”或是“佛忌日”。然而有关佛陀涅槃日的日期，自古至今，异说纷纭，以梵语书写经典为主的北方佛教，如中、日、韩等国，一般认为佛陀于二月十五日入灭，称是日为涅槃节。故每年于该日悬挂释迦涅槃图，并念诵《涅槃经》、《佛遗教经》等，以举行追思佛陀的法会。我国有关涅槃法会的最早记载是南宋

　　志磐所著的《佛祖统纪》，在其卷三十三有云：“如来于周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入灭，凡在伽蓝，必修供设礼，谓之佛忌。”[16]

　　由上可知，我国涅槃图像的雕造(至少可溯至南朝初期，约西元五世纪中)，是远比明确记录涅槃法会的兴办(南宋，约西元十三世纪)来得早许多，这六百年间的差距，只能推说，涅槃图像虽可作为涅槃法会的辅助之用，但并不一定我国寺院都会举办涅槃法会；此或许是因我国寺院一向是以注重“佛诞节”(又称“浴佛节”，北传佛教订以每年四月八日)为主有关。也因此，笔者认为，涅槃像的造建与涅槃经疏的流布较有关连，而涅槃法会的兴办似乎则与涅槃思想及涅槃宗的成立，在时间上较无影涉。

　　肆、大乘涅槃经典在印中的传译情形

　　佛教传入中国，当在两汉之际。最早的译经师，要算东汉桓帝时代(147～167)的安世高与支谶。此时，印度正是大、小乘并行，而以大乘为主的时期。由于大乘涅槃经主张“法身常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及“阐提亦能成佛”，一般学界将其归列为如来藏体系的“真常唯心论”[17]，而有关大乘涅槃典籍的传出，最初应是起源于印度南方，而后经中印度传至北方，并流行于罽宾(今克什米尔)的。如《北本涅槃经》卷九说：“此大乘典《大涅槃经》亦复如是，为于南方诸菩萨故，当广流布、降注法雨弥满其处。正法欲灭，当至罽宾。”[18]法显版《佛说大般泥洹经》卷六也有类似说法：“我(佛)般泥洹后，正法衰灭。于时此经(大般泥洹经)流布南方，为彼众邪异说、非法云雨之所漂没。时彼南方护法菩萨，当持此契经来诣罽宾。”[19]而同属涅槃经系的《大方等无想经》卷四〈大云初分如来涅槃健度第三十六〉也说：“我涅槃后，是经当于南方国土广行流布，正法欲灭余四十年，当至北方。”[20]另据印顺法师的研究指出：“传说南方有一毗陀耶奈伽罗地方，关于如来藏的偈颂，连童女们都会歌唱，这是真常大乘经大兴于南方的说明。笈多王朝前后，(这些如来藏经)都次第传来中天竺，而且迅速的到达北方。”[21]

　　至于大乘真常经系的传来中国，早期的主要译师有三：一是翻译《大般涅槃经》的北凉昙无谶(385～433)，二是南朝刘宋时代的求那跋陀罗(394～468)，三是东晋时期翻译旧本《华严》六十卷的佛驮跋陀罗(觉贤，410～429)。昙无谶与求那跋陀罗两位，是中天竺人，他们的译典，应可视为当时流行于中印度的经典。昙无谶从中天竺带来的《涅槃经》，代表著称扬真常我的佛性，严持戒行的根本思想(此也与其另一作《大方等无想经》或称《大云无想经》思想一致)。后来，昙无谶又从于阗求得了《涅槃经》的余分[22]，这是更融会了盛行于北天竺的“大乘空”与“毗昙有”，而确立了“一阐提人亦有佛性”的教说。[23]至于求那跋陀罗则是由海道而来我国南方，译有《大法鼓经》、《央掘魔罗经》、《胜鬘经》与《楞伽经》等真常经系(如：不离众生蕴界的如来藏，《胜鬘经》称其为“自性清净心”；《楞伽经》则更进一步以“如来藏识”为依止，广说唯心法门。)而觉贤禅师，则译出了支法领从于阗取来的大部《华严经》[24]，内容也不乏充满了如来藏与唯心的教说。至于觉贤禅师与法显共译的六卷《泥洹经》，则同属于大乘真常经系。

　　有关此一经系的传译情形，印顺法师有进一步的发挥：“中国一开始，便是大乘为主，小乘为从的局面。虽也偶有偏宗小乘的，如僧伽提婆(四世纪末)说：“《无生》、《方等》之经，皆是魔书”，而大量译传《阿含经》、《广律》、《阿毗昙论》，然大乘始终为中国佛教的重心。中国佛教主要为印度的中期佛教，从支娄迦谶的传译，经竺法护(三世纪后半)而到鸠摩罗什的(401)来华，都是著重于大乘经论…

《涅槃经典的传译与中国涅槃宗的形成(杨惠宇)》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