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並援引《首楞嚴經》、《瞿師羅經》、《摩诃般若波羅蜜經》、《法華經》、《雜華經》等般若經典，可見其深受當時般若顯學的思想影響。有關本經的注疏極多，較重要者有：(一)南朝梁天監八年(509)，寶亮等奉武帝敕撰的《大般涅槃經集解》七十一卷，收于《大正藏》第叁十七冊，內容集錄了六朝以來諸家有關《南本涅槃經》之說，爲現存涅槃經注疏中的最古者。(二)由印度婆薮槃豆造，元魏

　　達磨菩提譯的《涅槃論》一卷，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六冊。(叁)由印度世親菩薩造，南朝陳

　　真谛譯的《涅槃經本有今無偈論》一卷，收于《大正藏》第二十六冊。(四)隋代慧遠(523～592)撰的《涅槃經義記》十卷，收于《卍續藏》第五十五冊、五十六冊，本書系《北本涅槃經》的注疏。(五)隋代章安灌頂(561～632)的《涅槃經玄義》二卷，收于《大正藏》第叁十八冊，爲根據天臺宗立場來解釋涅槃經的。(六)灌頂另一作《涅槃經疏》叁十叁卷，同收于《大正藏》第叁十八冊，爲以天臺教旨解釋《南本涅槃經》，並以《南本涅槃經》與《方等般泥洹經》、《大般泥洹經》、《北本涅槃經》等經辨其同異。(七)隋代嘉祥吉藏(549～623)的《涅槃經遊意》一卷，收于《大正藏》第叁十八冊，系以叁論宗義而解說涅槃經的大綱。(八)新羅元曉的《涅槃經宗要》一卷，收于《大正藏》第叁十八冊等。

　　此外，關于唐代若那跋陀羅、會甯共譯的《大般涅槃經後分》的傳譯，據唐代義淨天授二年(691)成書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卷上〈會甯傳〉、則天武後天冊萬歲元年(695)，由佛授記寺沙門明佺、菩提流志、義淨等高僧奉敕撰集而成的《大周刊定衆經目錄》卷二，與智升于開元十八年(730)撰的《開元錄》卷十一等諸記載，本經爲唐高宗麟德年中(664～665)，南天竺僧若那跋陀羅與唐僧會甯于南海波陵國，從《阿笈摩經》(即《阿含經》)抄出如來涅槃焚燒之事所共同譯出的，並于儀鳳年初(676)送至長安。本經世稱爲昙無谶譯的《大般涅槃經》之“後分”(又稱《大般涅槃經後譯茶毗分》)，義淨(635～713)認爲其中〈憍陳如品余〉是補續《大般涅槃經》的〈憍陳如品〉，且文中所記多似于《長阿含

　　遊行經》之說，當屬小乘涅槃經文，而與昙無谶所譯大乘涅槃意旨不同；然智升的《開元錄》則引經文所說：“常樂我淨，佛菩薩境界，非二乘所知。”以及經初所題的“憍陳如品之末”，而認爲本經應與“大涅槃義理相涉、文勢相接”。[13]

　　另據章安灌頂(561～632)的《大般涅槃經疏》卷叁十叁所引〈居士請僧福田經〉記載，昙本的《大般涅槃經》在唐代以前，即有〈燒身品〉、〈起塔品〉、〈囑累品〉等叁品“後分”之說。然而《僧祐錄》卷五的〈新集疑經僞撰雜錄第叁〉，卻將〈居士請僧福田經〉編入疑錄。[14]唐朝荊溪湛然(711～782)撰述的《摩诃止觀輔行傳弘決》卷六之叁記載：《涅槃後分》本在僞目，至大唐刊定時始入正經。宋代智圓的《涅槃經疏叁德指歸》卷二十指出，本經的〈遺教〉、〈還源〉二品相當于〈囑累品〉，〈荼毗〉、〈廓潤〉二品相當于〈燒身品〉，〈起塔品〉當時則尚未傳至中土。依此推之，〈居士請僧福田經〉若屬疑僞之經，則本經(後分)或爲會甯等人僞撰亦未可知。至于其被疑爲僞撰的理由，則或許是因爲此類譯經，多半是從梵文大本中節抄出來的，而非獨立的經本；因此，這些譯經時常會顯得零碎而不完整，以致備受質疑了。

　　參、我國涅槃圖像與涅槃法會的興起

　　涅槃圖像，又稱臥佛像、睡佛像或是“寢釋迦”。乃刻繪釋尊入于涅槃的繪畫、雕刻圖像。其像內容通常爲：在四株沙羅雙樹之間的寶臺上，釋尊枕北右脅，作睡眠狀，其旁有諸菩薩、佛弟子、國王、大臣、天部、優婆塞、鬼神、畜類等五十二衆圍繞，並有佛母摩耶夫人出現其間。印度現存最古的涅槃像遺品，是在聯合州迦斯阿(Kasia)西南方的涅槃堂(亦即佛陀入滅之地)，爲一長約六公尺余的巨大臥佛石像，上並有銘文記載，約爲五世紀頃的作品。我國最初記載印度史迹有關佛涅槃像的書爲《大唐西域記》，其卷一〈梵衍那國條〉曾描述說，該國都城以東二十叁裏處有一伽藍，其內有佛陀入滅的臥像，長千余尺，該國國王每于此涅槃像前舉行“無遮大會”。如此千余尺的巨大涅槃像，也是古來涅槃造像遺迹中所罕見的。此外，著名的阿姜塔石窟(Ajanta)[15]的第二十六窟，亦有佛涅槃浮雕像，全作長七公尺多，屬于五世紀—笈多王朝時代(梵名Gupta， 320～470統一印度，是繼貴霜王朝與南印度案達羅王朝後，代之而起的王朝)的雕刻遺品。

　　而我國最早造立涅槃像的記載，爲《僧祐錄》卷十二的〈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上有“宋明帝陳太妃造*輪寺大泥像並宣福臥像記”，此爲南朝宋明帝時(465～472在位)陳太妃造臥佛像以祈福的刻銘詞，然其所造的像今已不存；不過，至少可推知當時涅槃經說已爲風行，理當相對而有涅槃圖像出現的參考依據。現今我國所存較著名的涅槃像有：大同雲岡石窟(約是北魏至隋朝的遺迹)第六窟的東壁、敦煌千佛洞(相傳石窟最早爲前秦建元二年，西元366年，沙門樂僔所開鑿，其後曆經各代增鑿營建，漸成千余洞窟的大石窟群)的第十九乙窟(此爲唐代所造，被視爲涅槃像中的特出者)、一二○Ｆ窟，及一叁五窟等處。

　　至于涅槃法會，則是每年爲紀念佛陀入于涅槃之日所舉行的法會。有時又稱“常樂會”或是“佛忌日”。然而有關佛陀涅槃日的日期，自古至今，異說紛纭，以梵語書寫經典爲主的北方佛教，如中、日、韓等國，一般認爲佛陀于二月十五日入滅，稱是日爲涅槃節。故每年于該日懸挂釋迦涅槃圖，並念誦《涅槃經》、《佛遺教經》等，以舉行追思佛陀的法會。我國有關涅槃法會的最早記載是南宋

　　志磐所著的《佛祖統紀》，在其卷叁十叁有雲：“如來于周穆王五十叁年二月十五日入滅，凡在伽藍，必修供設禮，謂之佛忌。”[16]

　　由上可知，我國涅槃圖像的雕造(至少可溯至南朝初期，約西元五世紀中)，是遠比明確記錄涅槃法會的興辦(南宋，約西元十叁世紀)來得早許多，這六百年間的差距，只能推說，涅槃圖像雖可作爲涅槃法會的輔助之用，但並不一定我國寺院都會舉辦涅槃法會；此或許是因我國寺院一向是以注重“佛誕節”(又稱“浴佛節”，北傳佛教訂以每年四月八日)爲主有關。也因此，筆者認爲，涅槃像的造建與涅槃經疏的流布較有關連，而涅槃法會的興辦似乎則與涅槃思想及涅槃宗的成立，在時間上較無影涉。

　　肆、大乘涅槃經典在印中的傳譯情形

　　佛教傳入中國，當在兩漢之際。最早的譯經師，要算東漢桓帝時代(147～167)的安世高與支谶。此時，印度正是大、小乘並行，而以大乘爲主的時期。由于大乘涅槃經主張“法身常住”、“一切衆生悉有佛性”及“闡提亦能成佛”，一般學界將其歸列爲如來藏體系的“真常唯心論”[17]，而有關大乘涅槃典籍的傳出，最初應是起源于印度南方，而後經中印度傳至北方，並流行于罽賓(今克什米爾)的。如《北本涅槃經》卷九說：“此大乘典《大涅槃經》亦複如是，爲于南方諸菩薩故，當廣流布、降注法雨彌滿其處。正法欲滅，當至罽賓。”[18]法顯版《佛說大般泥洹經》卷六也有類似說法：“我(佛)般泥洹後，正法衰滅。于時此經(大般泥洹經)流布南方，爲彼衆邪異說、非法雲雨之所漂沒。時彼南方護法菩薩，當持此契經來詣罽賓。”[19]而同屬涅槃經系的《大方等無想經》卷四〈大雲初分如來涅槃健度第叁十六〉也說：“我涅槃後，是經當于南方國土廣行流布，正法欲滅余四十年，當至北方。”[20]另據印順法師的研究指出：“傳說南方有一毗陀耶奈伽羅地方，關于如來藏的偈頌，連童女們都會歌唱，這是真常大乘經大興于南方的說明。笈多王朝前後，(這些如來藏經)都次第傳來中天竺，而且迅速的到達北方。”[21]

　　至于大乘真常經系的傳來中國，早期的主要譯師有叁：一是翻譯《大般涅槃經》的北涼昙無谶(385～433)，二是南朝劉宋時代的求那跋陀羅(394～468)，叁是東晉時期翻譯舊本《華嚴》六十卷的佛馱跋陀羅(覺賢，410～429)。昙無谶與求那跋陀羅兩位，是中天竺人，他們的譯典，應可視爲當時流行于中印度的經典。昙無谶從中天竺帶來的《涅槃經》，代表著稱揚真常我的佛性，嚴持戒行的根本思想(此也與其另一作《大方等無想經》或稱《大雲無想經》思想一致)。後來，昙無谶又從于阗求得了《涅槃經》的余分[22]，這是更融會了盛行于北天竺的“大乘空”與“毗昙有”，而確立了“一闡提人亦有佛性”的教說。[23]至于求那跋陀羅則是由海道而來我國南方，譯有《大法鼓經》、《央掘魔羅經》、《勝鬘經》與《楞伽經》等真常經系(如：不離衆生蘊界的如來藏，《勝鬘經》稱其爲“自性清淨心”；《楞伽經》則更進一步以“如來藏識”爲依止，廣說唯心法門。)而覺賢禅師，則譯出了支法領從于阗取來的大部《華嚴經》[24]，內容也不乏充滿了如來藏與唯心的教說。至于覺賢禅師與法顯共譯的六卷《泥洹經》，則同屬于大乘真常經系。

　　有關此一經系的傳譯情形，印順法師有進一步的發揮：“中國一開始，便是大乘爲主，小乘爲從的局面。雖也偶有偏宗小乘的，如僧伽提婆(四世紀末)說：“《無生》、《方等》之經，皆是魔書”，而大量譯傳《阿含經》、《廣律》、《阿毗昙論》，然大乘始終爲中國佛教的重心。中國佛教主要爲印度的中期佛教，從支婁迦谶的傳譯，經竺法護(叁世紀後半)而到鸠摩羅什的(401)來華，都是著重于大乘經論…

《涅槃經典的傳譯與中國涅槃宗的形成(楊惠宇)》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