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佛教与内地佛教法乳一脉
觉真法师
香港的六月,是灿烂;香港的七月,是精彩。
2007年6月、7月,香港佛教界四喜临门,五福俱臻。一喜:喜庆的佛诞节——佛诞公众假期施行九周年纪念,一连举行了四日的庆祝活动。二喜:香港佛教领袖、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觉光长老八秩晋八米寿祝寿庆典又临。尽管觉公上人一再表示不希望安排这样隆重的寿庆活动,但他的海内外贤徒、法子和香港佛联的董事们还是聚会香江恭祝寿诞——顺便说一句,中华民族传统的拜寿礼仪也确实在这里完整地、审美地、精彩地保存下来了。三喜:庆祝香港回归祖国十周年,6月30日子夜至7月1日凌晨,香港佛教界在尖沙咀文化中心广场举行了鸣钟大典,108位高僧诵药师灌顶真言,唱钟声偈,鸣吉祥钟108响。接着于7月2日假湾仔会展中心大厅举行“香港佛教南传、汉传、藏传三系祈福法会”,参加的四众弟子三千余人,法会历时3个多小时。四喜:香港特区政府于7月1日颁令:颁授香港佛教领袖觉光长老金紫荆勋章。喜讯传来,香港佛教界莫不踊跃欢庆,忻慰无量。
四喜即是四福。另添一福:6月28日香港观宗寺举行隆重的天台宗传法大典,有来自北京中国佛教协会的普正法师、浙江宁波的可祥法师、天台山允观法师、温州达照法师,以及来自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的共18位法子,从天台宗第四十六世教观总持觉光法主和尚手中接传了第四十七世、四十八世衣钵法卷。这是天台宗祖灯辉腾、灯灯相续、龙象踵至的真福德啊!
香港佛教界喜庆回归祖国十周年系列活动,隆重庄严,四喜五福,盛世盛举。饮水思源,我们离不开伟大祖国的支撑,离不开中央政府和国家宗教局的关怀、护持。在庆祝回归鸣钟大典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先生亲临致祝福词,并率先鸣响吉祥钟。中共中央统战部朱维群常务副部长、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国务院港澳办陈佐洱副主任,中央驻港联络办公室高祀仁主任、黎桂康副主任,还有特区政府各司局长官,均亲临主礼,鸣钟祝福。国家宗教局叶小文局长、蒋坚永副局长,以及中国佛教协会会长一诚长老、副会长兼秘书长学诚法师,都在百忙中莅港出席上述各有关庆祝活动。为此,觉光长老在致答谢词中一再表示,佛教徒要报四恩,报佛恩、报父母师长恩、报众生恩、报国土恩,要热爱自己的祖国。觉公上人言传身教,他的爱国、爱港、爱教的深情让我们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无时不受到深深的感染。
觉光长老是一位爱国高僧,并且成为香港宗教界人士中的一位杰出表率,这是由历史证明了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觉公上人即率香港佛教代表团回大陆访问,促进两岸四地的友好交流。我们难忘1984年10月4日,当时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亲切接待香港各界代表,特别与觉光长老握手交谈,如同故人,当他知道觉公上人故乡是东北辽宁时,还嘱咐长老要回辽宁老家去看看。1994年12月18日,当时国家主席李先念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接见了觉光长老在内的参加《中英联合声明》签字仪式的香港各界人士。其时,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亲自颁授基本法起草委员委任证书与觉光长老。在后来的筹备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诸多会议中,觉光长老不止一次受到当时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接见。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在接见香港国庆访京团成员时,与觉光长老合十互相问候,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历史性合影。
我们难忘1999年,觉光长老率领香港佛教代表团到北京迎请灵光寺佛牙舍利来香港供奉,2004年觉光长老再次率领香港佛教界代表到陕西扶风法门寺迎请佛指舍利来港供奉,这两大历史盛事,在香港佛教与内地佛教的交流史上写下了最为灿烂的一页。这正体现了中央政府和内地佛教界对香港佛教徒和香港同胞的巨大关爱。佛牙舍利来港供奉7日,既是庆祝香港特区政府将农历四月初八日定为公众假日的首个佛诞节,又是对当时因受亚洲金融风暴影响而一度陷入经济低迷、人心不稳的香港,给予了有力的拉动,及时地增强了香港的社会经济活力。佛指舍利来港供奉10日,亦值沙士肆虐之后,人心有不安,戾气亦重,佛指舍利给港人带来佛陀慈光,也带来佛陀的教化启示:和谐、慈悲、中道、清净、自在。前来参观、瞻仰、礼拜者达一百万之众,增进了港人的团结互爱,为谋求社会繁荣、更大发展增添了力量源泉,也成为香港680万人民的福德因缘。诚如叶小文局长曾经在他对《大公报》记者的一次谈话中所说:“我同觉光长老相识10年,这10年也是我任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的10年。10年里,我有幸结识了许多高僧大德、诸山长老和其它宗教界的领袖、朋友们。其中,觉光长老是我十分尊敬和钦佩的长者。正是他老人家几十年如一日在香港奔走努力,护教弘法,才使佛法深深扎根于香港这个举世闻名的动感之都、现代之都。他为佛法在香港的传播贡献至巨,他广大无边的宏深愿力,慈悲济世的菩萨心肠,勇猛精进的行者风范和欢喜乐观的行事风格,都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我想,叶局长的这番谈话,发自肺腑,语语感人,也正是对香港佛教与内地佛教深厚法谊的最好总结。
我们难忘,觉光长老作为香港佛教领袖,还是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的倡议人与发起人之一。为了成功举办这次历史性盛会,觉光长老亲率香港佛教代表团出席了2005年4月22日至25日在海南三亚举行的海峡两岸暨港澳佛教圆桌会议与海南三亚南山海上观音圣像开光大典。圆桌会议包括台湾星云、圣严、净心、净良诸位长老都有出席,觉公上人在会上发表了《继往开来,承担佛教在全球化时代中的社会使命》的重要讲话,获得与会代表的热烈响应。这次会议,达成并发表了《三亚共识》,为稍后召开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作了必要的筹备工作。2006年4月13日至16日,觉光长老亲率香港佛教代表团前来浙江省府所在地杭州和着名佛教胜地南海普陀山,出席庄严隆重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这次胜会,共有3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以及政府要员前来参加,并发表了着名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普陀山宣言》。会议为一切热爱世界、关怀众生、护持佛教、慈悲为怀的各国有识之士,搭建了一个平等、多元、开放的高层次对话、交流、合作平台,为这个并不安宁的世界,吹来一股和风,带来一团和气,为创建一个和谐世界产生了重大的积极影响。
香港佛教不但注重祖传教制的承传,律仪清规的持守,而且重视佛教义理的弘扬,行为修持的体现。强调“生为佛子,当作佛事”,要把“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化为自己的行动。香港佛教与内地佛教总是心连心、枝连根。驰名世界的敦煌莫高窟,于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由于敦煌莫高窟位于沙漠地带,长期受到风沙侵蚀,洞内珍贵佛教壁画受到损害,为了帮助沙害威胁下的敦煌石窟得到有效保护,香港佛教界成立了“香港敦煌佛迹防护功德林筹备委员会”,在港开展慈善筹款工作。香港佛教联合会发动各界人士于2000年8月19日参加“敦煌佛迹善缘慈善活动”,共同拯救佛教历史瑰宝。2000年5月21日至27日,香港佛教联合会常务董事衍空法师率团一行28人又前往河北省赞皇县上马峪村参加植树绿化及防洪扶贫工程日“功德心、功德林计划”,同时将50万港元捐款送来支持那里的植树项目。
在资助内地希望工程、为失学青少年解忧除困活动中,香港佛教界始终不遗余力,时任香港大屿山宝莲禅寺秘书长(亦是香港佛教联合会常务董事)的绍根法师,大概踏遍了贵州、湖南、江西、四川、广西的山山水水。更曾深入到四川开县、奉节、梁平、宝兴、马边彝族自治县等偏僻山区去考察危房校舍与失学儿童的具体情况。从1998年至2000年,香港佛联希望工程项目由董事广琳法师负责,她每次到贵州探访,除了兴建学校,给贫困学生赠送大量文具、日常用品,还发动她的善信弟子们在贵州创河县援建了两所乡村医院。由绍根法师担任团长、香港佛教联合会副会长林汉强居士任副团长的代表团在实地考察后,在贵州一次就援建了38所中小学希望工程。包括大屿山宝莲禅寺的捐建在内,至今香港佛教界在内地所捐助创建的希望工程中小学已达200多所。在这里,我还不能不提到以佛教慈善家杨钊居士为主席的香港旭日集团与香港佛教慈辉基金会会长杨洪居士,他们同样也为祖国的希望工程作出了默默无闻的巨大奉献。从山西、陕西干旱的黄土高原,到青海、新疆大西北的戈壁荒漠,从粤北的贫困山区到冰天雪地的北国哈尔滨,哪里有助学、扶贫的需要,哪里就有佛教慈辉人的足迹和身影。他们把佛教的慈悲关怀送到偏远山乡农舍。他们深入到西藏昌都地区,送医送药,送生活用品,送大米茶叶,棉被衣服。帮助贫困山区修建公路桥梁,仅2004年6月对广东惠州惠城区的一次助学,就捐助228万港元,帮助3560名特困学生重返校园。杨钊居士是一位“为善不使人知”的十分低调的慈善家,我现在仅据一篇采访记的部分资料,略作引述:他捐资3000万港元在故乡惠州建立“西纺广东服装学院”,这是上世纪70年代全国第一所采用国际高等服装教学标准的专业学院。1993年,他捐资1000万港元给惠州大学建教学楼,捐资1000万港元给上海纺织大学建实验大楼。2000年捐资300万港元为祖国偏远贫困地区白内障患者提供免费手术治疗。最着名的是在抗击“非典”期间,杨钊居士捐资2000万港元给国家卫生部以及佛教界作治疗救助之用。而捐建中小学希望工程的助学扶贫费用已达3亿多元。至于为内地救灾捐款,则已难计其数了。所捐直接用于佛教事业的,2002年捐资700万元为四川成都建成“爱道堂”,捐资2600 万元给河北赵县柏林禅寺建佛殿与教学楼。内地第一家佛学研究中心在南京大学成立,由旭日集团提供了全部费用,使“南京大学旭日佛学研究中心”成为专注于佛学人才培养与研究的高等教育机构。2003年7月厦门大学与闽南佛学院共同成立“厦门大学佛学研究中心”时,由觉光长老和衍威法师代表杨钊居士捐赠100万港元。
最后,我还要补记的是:今年6月,由香港菩提学会、香港西方寺与辽宁大学合作,在辽宁大学成立了我国首家以研究天台与净土为专业特点的“永惺佛学研究中心”,西方寺捐款100万元为成立启动费用,续捐50万港元为研究基金,这是香港佛教与内地佛教交流合作的又一最新成果。
香港佛教的肇始,我们可以远溯到南北朝(梁)元嘉年间(317—420)着名的杯渡禅师经东莞来到今屯门,驻锡青山,因而至今青山仍有杯渡岩、杯渡寺、杯渡刻石等古迹遗存,青山亦别名杯渡山。然而,香港佛教越过茅蓬、山林草舍期,进入城市期,蔚为规模,则仍然是在上世纪之初,尤其是在以觉光长老为核心的香港佛教联合会成立、发展以后,才有今日之圣者气象。觉光长老生于东北辽宁,夙有佛慧,童真入道,10岁出家,11岁途经上海,远至浙江宁波天童寺蒙准破例受具足戒,13岁即入读天台宗耆宿、谛闲大师创建的宁波观宗寺戒律学院和研究院。1939年谛闲老法师法嗣宝静大师来港创办了弘法精舍佛学院,青年觉光法师亦随宝静大师来港,由是,开始了他在香港弘法的历程。最近,觉光长老得到香港特区政府褒奖,获颁金紫荆勋章荣衔,这是历史对觉光长老来港弘法66年、担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42年、率领全港佛教四众弟子为社会作出巨大奉献的公正评价,也是历史对以觉光长老为代表的整个香港佛教群体的充分肯定。特别要指出的是,香港近代史至今167年来,香港社会对佛教的认同和首肯,这是具有极大的社会历史意义的,因而这也是整体佛教界的光荣。回顾历史,延续历史,香港佛教与内地佛教法乳一脉,同宗同源,本自一体。祖国好,香港好。祖国明天更好,香港明天亦会更好。香港佛教与内地佛教的法谊,天证地盟,山高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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