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般若思想的现代意义
觉真法师
2001年11月6日晚,慧觉法师从上海玉佛寺打来长途电话,约我为《觉群丛书系列》第一辑(共6种)写其中的一种。他提出了详细的具体要求,如篇幅在8万字左右,2002年元旦前交稿,读者对象为初机学佛者,等等。我答应了,报的题目是"佛教善恶观"。动笔之后,写得还比较快。但12月20日,慧觉法师再来电话,告知“善恶观”一书已有一位专家写好,希望我另选一个专题。我说,那就写《佛教智慧观》吧。但时间肯定来不及了,我建议顺延到02年2月交稿,慧觉法师很宽宏地允诺了。这是我执笔写《佛教智慧观》的一段前缘。
佛陀的言教、佛陀留给我们的人格垂范、佛门的法宝,一句话,佛法大海,无处不是智慧。让我在8万字范围内系统地全面地完整地介绍佛教的智慧,的确非我力所能及。我只能找到一个切入点,由此揭出佛教智慧观的核心,我想,这是我应该可以做到的。经过思索,我找到了写作此书的切入点,即首先回答:什么是智慧?智慧和聪明的区分在哪里?由此生发开去,必然要提出佛教的智慧是什么?这就自然揭出佛教智慧观的内核了。沿着这一思路,我搜集资料,进入研究。想不到在《辞源》里解释"智慧"这一词目时,竟直截了当的说"佛教指破除迷惑,证实真理的识力,梵语般若之意译,有彻悟意。"这是直接以般若来解释智慧的。《辞海》中解释“般若”(prajna)一词时,说:“智慧之意,佛教用以指如实了解一切事物的智慧。为表示它和一般智慧不同,故用音译。”这是指出般若即是智慧,而用音译的“般若”,是为了与一般智慧相区别。(注2)可见,我们的语文工具书中也都知道:佛教智慧的核心即是般若。
什么是般若?
据铃木大拙先生说:“般若,在英文中──以及整个欧洲语文中──没有一个字和此字相当。因为欧洲人没有完全相等于般若的经验。”(注1)在中文里,或汉语里,有一个词和它近似,这就是“智慧”。般若,是梵语prajna的音译,有时也译作“班若、波若、钵若、般罗若、钵剌若、波赖若”等等。完整地说,般若的全称是“般若波罗蜜多”(鸠摩罗什译为“般若波罗蜜”,玄奘大师译为“般若波罗蜜多”,虽多一字,实为新译)。《大智度论》卷四十三中云:“般若者,秦言智慧。一切诸智慧,最为第一,无上无比无等,更无胜者。”可见这不是一般的智慧,而是体悟佛陀真理的一种特殊的智慧,所以又译作“妙智慧”,“无上智慧”或中梵结合为“般若智慧”、“般若胜智”等等。
话说到这里,要我对“般若”下一条定义,的确很难。“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佛教,已从信仰文明上升到了亲证文明,必须靠自己的体悟,即自证自悟、亲证亲悟而得,任何言说玄谈,只恐怕越说越远,我在讲课、写文章、回答提问时,的确常怀惴惴。
《大智度论》卷八十四中云:“般若名慧,波罗蜜名到彼岸。”这是明确的解释:一为智慧,一为到达彼岸。合起来即是渡到彼岸的智慧。能到达解脱的彼岸,这当然是人生的最高智慧了。这一智慧,是释迦世尊当初在菩提树下禅定49日,豁然开悟,圆证无上正等正觉而得。证悟之时,他慨然叹道:“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可见,如来智慧,人人本有,人人皆具。经过诸天恳切劝请,释迦世尊放弃了不住俗世,不说妙法,不打算传教的初衷,才向鹿野苑走去,对其后的弟子们演说四圣谛、八正道。他讲的是中道:不要纵欲,也不要苦行,这两者都是偏执,不利于悟道修证。要行中道,只有凭健康的身体,清醒的心灵,正确的知见,明确的方向,才能产生智慧。
据《因果经》、《大智度论》等记载,佛陀最初是为舍利弗讲解“般若波罗蜜多”甚深妙法的。舍利弗皈依释迦世尊之前原本是六师外道之一的删阇那的弟子,信奉怀疑论,始终未找到解脱法门。有一天在王舍城遇到佛陀的弟子、五比丘之一的阿说示(Assaji,又译马胜比丘),舍利弗为他庄重的威仪、高雅的气质所吸引,主动上前问道:“请问你是谁的弟子?令师是怎样的人呢?”阿说示说:“我的老师是佛陀,他教我因缘之法,使我开悟,我才这么自在。”阿说示随口说出一偈:“诸法因缘生,缘谢法还灭。吾师大沙门,常作如是说。”又讲出“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己,寂灭为乐。”舍利弗听后,如山崩地裂,又如醍醐灌顶,往日怀疑一扫而空,即时得到体悟。他马上带了目犍连及其200弟子前来追寻佛陀。佛陀见他们来了,对他身边的弟子们指着舍利弗说:“这位是舍利弗,是我弟子中智慧第一。”
舍利弗的智慧,是舍利弗自己亲证亲悟的结果。你要对佛家的智慧下一个定义,确非容易。有一次,一个外道问世尊:“您昨天讲什么法?” 世尊说:“讲定法。” 外道又问:“今天讲什么法?” 世尊说:“讲不定法。” 外道怀疑地问:“昨天说定法,今天为何又说不定法呢?” 世尊说:“昨天定,今天不定。” 一下子把全部外道破个干干净净──说定法,破掉了怀疑论,散漫无序;说不定法,破掉了条条框框,执着系缚。什么是般若?我想上面两则佛陀故事,就是最形象的解释。
般若学在中国的弘传
般若思想传入我国有十分悠久的历史,早在东汉晚期,大月氐僧支娄迦谶和来自印度的竺佛朔合作,在汉灵帝光和、中平年间(178-189)译出《道行般若经》十卷,这是《小品般若》的最早流传。尽管他的译文“贵尚实中,不存文饰”,有晦涩难懂之处,但他毕竟第一个把般若思想介绍进来了。至三国时,支谦又改译为《大明度无极经》十卷。其后,竺叔兰译《放光般若经》,竺法护又译《光赞般若经》,自汉末到南北朝四百年间,般若学风行社会,与当时中国的魏晋玄学相互渗融,相互助长,风靡一时,并使上层社会、广大知识界对般若特别青睐。东晋之际,名僧辈出,个个精通般若,其中,支道林(314-366)即名僧支遁,几乎成了当时知识界的核心人物,《世说新语》中有大量关于他的故事。当时的哲学、文学、思想理论权威,主要移向了僧侣,就因为般若能出“新义”,能启人新的思路。以致于在佛门演化出“格义”之学和“六家七宗”的生动局面。历史在前进,印度的大乘佛教进一步传入,佛经翻译到了鸠摩罗什时代,般若学才真正在中国得到了空前的传播。鸠摩罗什(343-413)不仅重译了小品般若,又再译大品般若(即《摩诃般若波罗蜜经》40卷),而且,他把龙树、提婆的般若中观之学传入中国,翻译了着名的《中论》、《十二门论》、《百论》和《大智度论》(亦称《摩诃般若释论》)等“四论”。这不仅从根本上澄清了人们对般若性空之学的种种误解,而且把般若学从与玄学的混淆比附中解脱出来,确立了正确的清晰的以中道思想为核心的般若性空学说,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而,鸠摩罗什在佛教译经事业上的贡献,以及他的着名弟子僧肇在其《不真空论》中对般若思想的深刻阐述,都对般若思想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可以说,佛教般若学在佛教传入中国的早期,就给佛教在中国的土壤中植根,发芽,生长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般若的主要内容
般若的中心思想是缘起性空。我想,介绍般若的主要内容,首先要介绍支持这个中心思想的理论基础,就是佛教所独有的“缘起论”。
一. 缘起论
人,是怎么产生的?宇宙,是怎么产生的?世间的一切──万事万物,是怎么产生的?佛教回答说:缘起。由缘而起,由缘而生。缘为何物?缘就是条件和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缘又包括“因”与“缘”。因是内缘,即任何事物、任何现象的内部规律。缘是外缘,即任何事物、任何现象的外部条件。比如种子,种下去,种子是因(内缘),土壤、水份、阳光、空间是缘(外缘,条件),有此内缘外缘,它才能生根,发芽,生长。所以佛家的缘起论,包括了内缘起与外缘起。我们认识客观世界,事实上离不开人的自身的作用和感觉。这就有了两类不同的因缘关系。一是客观的,物质的。例如,琴,要有木、有柱、有弦。箫,要有竹。鼓,要有皮,有鼓身。画壁画,要有墙,有彩色,有笔。二是主观的、精神的。声音,要有听者,要有耳、有耳的功能和耳识。形象,要有视者,要有目、有视的功能,还要有光,有眼识。若视,若听,都必须是上述二者的结会。上述二者的存在,就是条件,二者的结合就是关系。而这二者,既不是并列的,也不是等同的,不存在谁主谁次,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的,而是它们之间的结合,即“因缘会合”。这是缺一不可的关系。没有竹,不能成其为箫。没有吹奏者,不可能发出箫的乐声。没有听的人,也无从表现为箫音之美之悲切。总之,作为箫音的产生或箫音这一现象的存在,不是某一个单一因素决定的,也不是有其“造作者”的。因为某一单一因素,都不含有箫音的成份。只有“因缘相聚,众缘和合”,才能产生箫音。这就是佛家的缘起论。
可见,般若思想中的缘起论,是尊重客观事物的,是主张任何事物的产生,都是由普遍联系和多重因素相统一的结果。缘起论告诉我们:事物既不是孤立的独自的存在(无独存性),又没有谁是“自作者”(无自性无主宰),所以佛家并不承认有什么“造物主”,也不承认有什么祸福命运的主宰。当然,事物既不会孤立存在,也不会独自运动,那么,世界上就不存在不受因果联系和条件制约的永恒不变的实体(无恒常性)。所以,佛说“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龙树菩萨也说“未曾有一法,不从因缘生”。一切法(即一切事物)皆由因缘和合而生,因缘离散即灭。大至宇宙星辰山河大地,小至细胞原子分子,无不是缘生缘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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