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经》的历史源流与判定
觉真
一、《大藏经》述义
《大藏经》是一部佛教典籍丛书，也可视为一部佛经总汇。在梵文中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原词，它完全是一个由中国人创造出来的佛教概念，其内涵存在着狭义与广义之分：就广义而言，泛指世界上现存最完备的巴利语大藏经、藏文大藏经、汉文大藏经三大体系；在狭义上则专指我国的汉文大藏经。
从宗教意义上讲，佛教的典籍即是住世的“法宝”，是宇宙间至上的法则，因为佛教徒普遍认为：“论益物深，无过于法。何者？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故《胜天王般若经》云：“若供养法，即供养佛”。是知法教津流，乃传万代”。[1]据此笔者想来，正是这诸多为法亡躯的佛教徒们，凭着这种执着的宗教情怀，才有了后世《大藏经》的产生与流布。
“大”，在这里显然是一种褒义，用来表示佛教的典籍穷天地之极致，无所不包。因为佛教常把只有佛才可能具有的最高智慧称作“大圆镜智”，将佛教的法身佛(毗卢遮那佛)称作“大日如来”，《大藏经》所用的“大”，也无二致。
“藏”，是梵文pitaka的意译，本意为放东西的箱子、笼子等器皿。因为古代印度的僧侣们，常把他们抄写的贝叶经存放在这类箱子或笼子中。因此，“藏”也就逐渐成为佛典的计标单位乃至代名词了。
“经”，是梵文sutra的意译，原意为“贯穿”。古印度佛教徒认为，用一根线把花瓣穿起来，这些花瓣就不会被风吹散。同理，把释迦牟尼佛的言教总摄在一起，便可永不散失，传诸后世。中文“经”字原意是指织物的纵线，有绵延之意，故引申为“常”，指常存之义理、法则。如《左传》宣公十二年有云“兼弱攻昧，武之善经也”[2]，就是这个意思。中国人用“经”字来对译印度的sutra,反映出佛教信徒对释迦牟尼佛及其言教的无限崇敬与信仰。
那么中国人为什么要用“经”来翻译印度的sutra呢？因为中国人长期以来便有 “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想，认为宇宙间存在着某种终极真理，对经字的诠解，也是这种心态的反映。在此，僧肇大师的解释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经者，常也。古今虽殊，觉道不改。群邪不能沮，众圣不能异，故曰“常”也”[3]。意思是说：所谓“经”是一种永久不变的东西，尽管时间流驰，古今情况不同，但释迦牟尼佛所觉悟的真理不会发生变化。
“大藏经”，最初被称为“众经”、“一切经”，后称为“经藏”或“大藏”，有时也简称“藏”。“大藏经”这一名称，在南北朝末期或隋朝初期，方始出现。据考证，这一名称最早见于隋朝灌顶国师所着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文内说智者大师在一生中“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亲手度僧一万四千余人”[4]。在当时，尚未发明印刷术，要造大藏经，均靠一个字一个字地书写。造大藏经十五藏，确实是一个颇为惊人的数字了。同时，这条记载也表明，最迟在隋代，“大藏经”一词，已经开始被人们普遍地采用了。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大藏经可分作“翻译佛典”与“中华撰述”两大部分。翻译部分的原语种十分繁杂，既包括从梵文、藏文、巴利文翻译的经典，又包括从中亚一带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经典，内容涉及大小乘、显密教等许多部分，而撰述部分均为中国人的着作。内容有对三藏所作的疏、钞、章、记以及史传着作，各类论着、地志、目录等，可以说种类繁多，题材广泛，资料宏富，是研究中国佛教，乃至中国历史、哲学、社会、经济等诸多领域重要课题的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佛教典籍自西汉传入中国以后[5]，西域僧众东来传教，中国僧众西行求法，诸多佛经被陆续译出，中华佛教撰述也不断涌现，经历了南北朝和隋唐两个时期的长足发展，汉文佛典也在迅速扩充，并最终形成体系庞大历史久远的汉文大藏经。这其中存有怎样的历史源流，当面对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时，应如何去疏理和鉴别，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本文便是针对上述问题作出一些阐述和说明。
二、历代《大藏经》简介
我国的大藏经，在宋代以前，均是以“写本”形式流通，随着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大藏经也呈现出显着的特征。汉文雕版大藏经，流传至今并有确切实物验证者，共有二十一部，下面就以时间为线索，结合每一部大藏经的版本特征，做一简要说明：
宋代共刻有《开宝藏》、《崇宁藏》、《毗卢藏》、《资福藏》、《圆觉藏》、《碛砂藏》等六部汉文大藏经。其中《开宝藏》是官刻本，其余均是私刻本。
《开宝藏》，宋太祖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命宦官张从信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开雕，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完成，共有经板十三万块。初刻是以唐智昇《开元录·入藏录》为依据，共收经1076部，5048卷，分作480帙，千字文帙号自“天”至“英”。本藏为卷轴装，每版正文23行，每行14字。版首另用小字刻有经名、板号、帙号，卷末刻有雕造的年月。后于咸平、天禧、熙宁年间曾多次修订，增入《贞元录》入藏经典及宋代新译经典1580卷，全藏增至653帙，6620卷左右，并改正弥补了初刻时的若干谬漏。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雕版官刻大藏经，但可惜的是，全藏早已佚失，传世本极为珍稀。现存年代最早的印本为刻于开宝五年(公元972年)的《大般若经》卷五八一，“李”字号残卷。
《崇宁藏》，北宋福州东禅寺私刻大藏经，也是我国第一部私刻大藏经。开雕于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完成于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共收经1430余部，5700余卷，分作564函。千字文编号自“天”至“勿”。本藏是我国首次采用经折装的大藏经，每版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此种版式为后代多数大藏经所承袭。同时，本藏还首次以“函”为单位，将原附于各卷的佛经音义独立成卷，附于该函之末。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又续雕了《大慧语录》等16函，全藏始成1440部，6108卷，580函。该藏的雕印活动一直延续到元泰定年间，共历240余年。现全藏已佚，日本尚存有部分印本，此外则较为稀见。
《毗卢藏》，宋代福州开元寺私刻大藏经。开雕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完成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其后，在隆兴二年(公元1164年)，淳熙三年(公元1176年)曾两次续雕。全藏共收经1451部，6132卷，分作595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颇”。本藏为折装本，每板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其卷首之经题及卷尾之千字文等，均与《崇宁藏》相同，只是版面较小，且每函缺少音义。本藏的刷印活动一直持续到元大德年间。现全藏已佚，日本尚存有部分印本。此外则较为罕见。
《圆觉藏》，又名《前思溪藏》，宋代湖州思溪圆觉禅院私刻大藏经。圆觉禅院系北宋末年密州观察使王永从与其弟崇信军承宣使王永锡等特为王氏家族所创建的寺院。本藏亦由王氏家族独资雕印。开雕于北宋末年，完成于南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共收经1435部，5480卷，分作548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合”。本藏为折装本，每板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该藏各经音义分别附于各帖之末，除少数经卷外，全藏无题记与刊刻记。本藏的刷印活动约终止于宋末，现日本所存该藏印本较多。国内则较为少见。
《资福藏》，又名《后思溪藏》，宋代安吉州法宝资福寺私刻大藏经，该藏开雕及完成年代不详。全藏共收经1459部，5940卷，分作599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最”，本藏版式与《圆觉藏》相同，每板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目前学术界有部分人认为，法宝资福寺即是圆觉禅院的后身。《资福藏》的前548函完全依据《圆觉藏》的原板刷印，仅后51函为其后补雕的，所以两藏实际上是同一副经版，属同一部藏经，主张把它们合称为《思溪藏》。现日本藏有该藏的印本较多。清朝末年，我国学者杨守敬曾从日本购回一部，但此藏原缺600余卷，且有不少抄补残缺之处，现藏于北京国家图书馆。
《碛砂藏》，平江府碛砂延圣院的私刻大藏经，约开雕于南宋理宗宝庆(公元1225~1227年)或绍定年间(公元1228~1233年)。中途曾因延圣院火灾及南宋灭亡等原因，中断约30年。直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方始告竣，历时约90年。全藏共收经1532部，6362卷。分作591函，千字文函号自“天”至“烦”。该藏是折装本，每板30行，折为5个半页，每半页6行，每行17字。该藏开雕于南宋，完成于元代，直到明代初年仍在刷印流通，经常有人将零本视作元本，但习惯上仍称为宋藏。该藏以往未见着录，自上世纪以来，在陕西开元寺、卧龙寺，山西太原崇善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上世纪初购自北京)发现该藏各一部。
辽代所刻的官版大藏经，一般称为《契丹藏》或《辽藏》。它约开雕于辽圣宗统和时期(公元983~1012年)，完成于辽道宗清宁年间(公元1055~1064年)或咸雍四年(公元1068年)之前。共收经1373部，6006卷，分作579帙，千字文函号自“天”至“灭”，本藏属卷轴装，每版正文大抵为24行，亦有27~28行不等者，每行字15~18不等。每版另有小字所刻经题、卷数、板号、千字文编次等。现全藏已佚，但房山云居寺辽、金时期所刻佛经，即以该藏为底本，尚有石经存世。1974年又从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佛像中，发现该藏经本10余卷，人们可据此复睹该藏的风貌。
另据日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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