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藏經》的曆史源流與判定
覺真
一、《大藏經》述義
《大藏經》是一部佛教典籍叢書，也可視爲一部佛經總彙。在梵文中無法找到與之相對應的原詞，它完全是一個由中國人創造出來的佛教概念，其內涵存在著狹義與廣義之分：就廣義而言，泛指世界上現存最完備的巴利語大藏經、藏文大藏經、漢文大藏經叁大體系；在狹義上則專指我國的漢文大藏經。
從宗教意義上講，佛教的典籍即是住世的“法寶”，是宇宙間至上的法則，因爲佛教徒普遍認爲：“論益物深，無過于法。何者？法是佛母，佛從法生。叁世如來皆供養法。故《勝天王般若經》雲：“若供養法，即供養佛”。是知法教津流，乃傳萬代”。[1]據此筆者想來，正是這諸多爲法亡軀的佛教徒們，憑著這種執著的宗教情懷，才有了後世《大藏經》的産生與流布。
“大”，在這裏顯然是一種褒義，用來表示佛教的典籍窮天地之極致，無所不包。因爲佛教常把只有佛才可能具有的最高智慧稱作“大圓鏡智”，將佛教的法身佛(毗盧遮那佛)稱作“大日如來”，《大藏經》所用的“大”，也無二致。
“藏”，是梵文pitaka的意譯，本意爲放東西的箱子、籠子等器皿。因爲古代印度的僧侶們，常把他們抄寫的貝葉經存放在這類箱子或籠子中。因此，“藏”也就逐漸成爲佛典的計標單位乃至代名詞了。
“經”，是梵文sutra的意譯，原意爲“貫穿”。古印度佛教徒認爲，用一根線把花瓣穿起來，這些花瓣就不會被風吹散。同理，把釋迦牟尼佛的言教總攝在一起，便可永不散失，傳諸後世。中文“經”字原意是指織物的縱線，有綿延之意，故引申爲“常”，指常存之義理、法則。如《左傳》宣公十二年有雲“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2]，就是這個意思。中國人用“經”字來對譯印度的sutra,反映出佛教信徒對釋迦牟尼佛及其言教的無限崇敬與信仰。
那麼中國人爲什麼要用“經”來翻譯印度的sutra呢？因爲中國人長期以來便有 “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認爲宇宙間存在著某種終極真理，對經字的诠解，也是這種心態的反映。在此，僧肇大師的解釋可以說是最具代表性的：“經者，常也。古今雖殊，覺道不改。群邪不能沮，衆聖不能異，故曰“常”也”[3]。意思是說：所謂“經”是一種永久不變的東西，盡管時間流馳，古今情況不同，但釋迦牟尼佛所覺悟的真理不會發生變化。
“大藏經”，最初被稱爲“衆經”、“一切經”，後稱爲“經藏”或“大藏”，有時也簡稱“藏”。“大藏經”這一名稱，在南北朝末期或隋朝初期，方始出現。據考證，這一名稱最早見于隋朝灌頂國師所著的《隋天臺智者大師別傳》中，文內說智者大師在一生中“造寺叁十六所，大藏經十五藏，親手度僧一萬四千余人”[4]。在當時，尚未發明印刷術，要造大藏經，均靠一個字一個字地書寫。造大藏經十五藏，確實是一個頗爲驚人的數字了。同時，這條記載也表明，最遲在隋代，“大藏經”一詞，已經開始被人們普遍地采用了。
從現有的資料來看，大藏經可分作“翻譯佛典”與“中華撰述”兩大部分。翻譯部分的原語種十分繁雜，既包括從梵文、藏文、巴利文翻譯的經典，又包括從中亞一帶各種少數民族語言翻譯的經典，內容涉及大小乘、顯密教等許多部分，而撰述部分均爲中國人的著作。內容有對叁藏所作的疏、鈔、章、記以及史傳著作，各類論著、地志、目錄等，可以說種類繁多，題材廣泛，資料宏富，是研究中國佛教，乃至中國曆史、哲學、社會、經濟等諸多領域重要課題的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料。
佛教典籍自西漢傳入中國以後[5]，西域僧衆東來傳教，中國僧衆西行求法，諸多佛經被陸續譯出，中華佛教撰述也不斷湧現，經曆了南北朝和隋唐兩個時期的長足發展，漢文佛典也在迅速擴充，並最終形成體系龐大曆史久遠的漢文大藏經。這其中存有怎樣的曆史源流，當面對這些珍貴的曆史文物時，應如何去疏理和鑒別，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很實際的問題，本文便是針對上述問題作出一些闡述和說明。
二、曆代《大藏經》簡介
我國的大藏經，在宋代以前，均是以“寫本”形式流通，隨著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大藏經也呈現出顯著的特征。漢文雕版大藏經，流傳至今並有確切實物驗證者，共有二十一部，下面就以時間爲線索，結合每一部大藏經的版本特征，做一簡要說明：
宋代共刻有《開寶藏》、《崇甯藏》、《毗盧藏》、《資福藏》、《圓覺藏》、《碛砂藏》等六部漢文大藏經。其中《開寶藏》是官刻本，其余均是私刻本。
《開寶藏》，宋太祖開寶四年(公元971年)命宦官張從信前往益州(今四川成都)開雕，宋太宗太平興國八年(公元983年)完成，共有經板十叁萬塊。初刻是以唐智昇《開元錄·入藏錄》爲依據，共收經1076部，5048卷，分作480帙，千字文帙號自“天”至“英”。本藏爲卷軸裝，每版正文23行，每行14字。版首另用小字刻有經名、板號、帙號，卷末刻有雕造的年月。後于鹹平、天禧、熙甯年間曾多次修訂，增入《貞元錄》入藏經典及宋代新譯經典1580卷，全藏增至653帙，6620卷左右，並改正彌補了初刻時的若幹謬漏。
《開寶藏》是我國第一部雕版官刻大藏經，但可惜的是，全藏早已佚失，傳世本極爲珍稀。現存年代最早的印本爲刻于開寶五年(公元972年)的《大般若經》卷五八一，“李”字號殘卷。
《崇甯藏》，北宋福州東禅寺私刻大藏經，也是我國第一部私刻大藏經。開雕于宋神宗元豐叁年(公元1080年)，完成于宋徽宗崇甯叁年(公元1104年)。共收經1430余部，5700余卷，分作564函。千字文編號自“天”至“勿”。本藏是我國首次采用經折裝的大藏經，每版30行，折爲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此種版式爲後代多數大藏經所承襲。同時，本藏還首次以“函”爲單位，將原附于各卷的佛經音義獨立成卷，附于該函之末。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間，又續雕了《大慧語錄》等16函，全藏始成1440部，6108卷，580函。該藏的雕印活動一直延續到元泰定年間，共曆240余年。現全藏已佚，日本尚存有部分印本，此外則較爲稀見。
《毗盧藏》，宋代福州開元寺私刻大藏經。開雕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完成于南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公元1151年)，其後，在隆興二年(公元1164年)，淳熙叁年(公元1176年)曾兩次續雕。全藏共收經1451部，6132卷，分作595函，千字文函號自“天”至“頗”。本藏爲折裝本，每板30行，折爲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其卷首之經題及卷尾之千字文等，均與《崇甯藏》相同，只是版面較小，且每函缺少音義。本藏的刷印活動一直持續到元大德年間。現全藏已佚，日本尚存有部分印本。此外則較爲罕見。
《圓覺藏》，又名《前思溪藏》，宋代湖州思溪圓覺禅院私刻大藏經。圓覺禅院系北宋末年密州觀察使王永從與其弟崇信軍承宣使王永錫等特爲王氏家族所創建的寺院。本藏亦由王氏家族獨資雕印。開雕于北宋末年，完成于南宋高宗紹興二年(公元1132年)，共收經1435部，5480卷，分作548函，千字文函號自“天”至“合”。本藏爲折裝本，每板30行，折爲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該藏各經音義分別附于各帖之末，除少數經卷外，全藏無題記與刊刻記。本藏的刷印活動約終止于宋末，現日本所存該藏印本較多。國內則較爲少見。
《資福藏》，又名《後思溪藏》，宋代安吉州法寶資福寺私刻大藏經，該藏開雕及完成年代不詳。全藏共收經1459部，5940卷，分作599函。千字文函號自“天”至“最”，本藏版式與《圓覺藏》相同，每板30行，折爲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目前學術界有部分人認爲，法寶資福寺即是圓覺禅院的後身。《資福藏》的前548函完全依據《圓覺藏》的原板刷印，僅後51函爲其後補雕的，所以兩藏實際上是同一副經版，屬同一部藏經，主張把它們合稱爲《思溪藏》。現日本藏有該藏的印本較多。清朝末年，我國學者楊守敬曾從日本購回一部，但此藏原缺600余卷，且有不少抄補殘缺之處，現藏于北京國家圖書館。
《碛砂藏》，平江府碛砂延聖院的私刻大藏經，約開雕于南宋理宗寶慶(公元1225~1227年)或紹定年間(公元1228~1233年)。中途曾因延聖院火災及南宋滅亡等原因，中斷約30年。直到元英宗至治二年(公元1322年)方始告竣，曆時約90年。全藏共收經1532部，6362卷。分作591函，千字文函號自“天”至“煩”。該藏是折裝本，每板30行，折爲5個半頁，每半頁6行，每行17字。該藏開雕于南宋，完成于元代，直到明代初年仍在刷印流通，經常有人將零本視作元本，但習慣上仍稱爲宋藏。該藏以往未見著錄，自上世紀以來，在陝西開元寺、臥龍寺，山西太原崇善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圖書館(上世紀初購自北京)發現該藏各一部。
遼代所刻的官版大藏經，一般稱爲《契丹藏》或《遼藏》。它約開雕于遼聖宗統和時期(公元983~1012年)，完成于遼道宗清甯年間(公元1055~1064年)或鹹雍四年(公元1068年)之前。共收經1373部，6006卷，分作579帙，千字文函號自“天”至“滅”，本藏屬卷軸裝，每版正文大抵爲24行，亦有27~28行不等者，每行字15~18不等。每版另有小字所刻經題、卷數、板號、千字文編次等。現全藏已佚，但房山雲居寺遼、金時期所刻佛經，即以該藏爲底本，尚有石經存世。1974年又從山西應縣佛宮寺釋迦塔佛像中，發現該藏經本10余卷，人們可據此複睹該藏的風貌。
另據日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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