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明延寿与僧伽教育
杨笑天
一、永明延寿生平简介
延寿俗姓王，字冲元，号抱一子，钱塘人。出生于唐哀帝天佑元年(904)，入寂于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寿七十二。生有异才，长而叹曰：“大丈夫不可坠于凡伦，立身行道，光显宗亲，莫如为学。”(《释门正统》)遂为儒生，精进习文，昼夜不懈，学问日长，其诗句“江边千里海涛深，蟾蜍彻旦光不沉”(《释门正统》)为时人所叹服。十六岁向吴越王钱武肃献“讲德诗”、“齐天赋”，示学有所成。然而，直到他二十岁时，天下的战乱依然不见平息的征兆，有唐以来靠科举立身出世的路显然已经走不通了。大概是因为经历了这样一个幻灭警醒，他开始觉悟到人生无常，转而修学佛法，传说他持诵《法华经》，六十日内便能全部背诵，可见其勇猛精进，佛缘深厚。后来曾出仕吴越，当过华亭镇将，又为吏，督纳军需。三十四岁时，礼杭州龙册寺翠岩令参(生卒不详)出家受具。
延寿随令参出家后，先在龙册寺习禅，后往天台山天柱峰修行，曾入定九十日，有鸟在其衣中作巢。禅修告一段落后，去参谒天台德韶禅师(891—972)，抉择所见。德韶对他深为器重，密授玄旨(禅宗深奥的宗旨)，预言他“与元帅有缘，他日大兴佛事”[1]。
这里须交代一下，延寿在参谒德韶以前，曾经修行过大约七年的法华忏，通过法华忏的修行，不仅确立了净土信仰，而且还对法华三昧的诸深法门有了很深的证入，所谓九十日入定应当也是属于法华忏的修行[2]。
延寿嗣法德韶后不久，大约在后周广顺元年(951)前后，离开了天台，隐遁于雪窦山，“昼诵莲经夜坐禅”(《永明山居诗》)，后来名声远播，四方学侣云集，因而也时常上堂说法。
北宋建隆元年(960)，宋太祖赵匡胤即皇帝位，废除了后周世宗的排佛政策(955—960)，复兴佛教。于是，吴越忠懿王钱弘俶决定复兴灵隐寺，请延寿主持，这样他又回到了杭州。建隆二年(961)慧日永明院开山祖师道潜入寂，钱弘俶又请延寿入主慧日永明院，称为住持第一世。
延寿自移锡永明院后，直到入寂为止的十五年间，一直住在那里。这一时期的情况，根据《宋高僧传》、《景德传灯录》、《新修往生传》、《禅林僧宝传》、《乐邦文类》、《人天宝鉴》、《释门正统》、《永明道绩》等的记载，大致可以整理归纳如下：
1、受忠懿王之请，修方等忏；
2、上堂说法，受行者参问；
3、度人出家；
4、常讲律文，常行布萨，常为四众乃至七众授菩萨戒；
5、施食放生，奏请西湖为放生池；
6、常勉励信众营造塔像；
7、每日六时散华行道；
8、诵《法华经》达一万三千余部(遍)；
9、撰写“大乘悲智愿文”代众生每日发愿一遍；
10、日课百八事；
11、日暮往别峰行道念佛，行人闻螺呗天乐；
12、忠懿王闻而感叹，为造西方香严殿，以成其志；
13、着《万善同归集》、《宗镜录》及诗、文、偈、赋等数千万言；
14、名声播于海外，高丽国王读其着作感动，遣使致书，申弟子之礼，赠金线织成的袈裟等；
15、高丽国僧求法而来，有三十六人亲承印可授记，先后归国，各化一方；
16、于开宝八年(975)于永明寺入寂，寿七十二，腊三十七。
延寿永明寺以前的修行生活，个人行为的色彩比较浓厚；而永明寺时期的各种修行和教化活动，则具有浓厚的社会行为色彩，其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践和思想，大都出现于这一时期。
二、延寿宗教实践的深切体验——藉教悟宗
延寿出家的寺院龙册寺，当时一直由雪峰系统的禅师主持，初代住持道怤和第二代住持令参都是雪峰义存的法嗣。禅堂生活清规森严，雪峰系统的丛林尤其注重持戒坐禅，所以，诸传记记载他这时期的生活是：“执劳供众，都忘身宰”(《景德传灯录》)，“苦行自砺，唯一食，朝供众僧，夜习禅法”(《人天宝鉴》)，“一食三衣，长坐不卧，朝供堂僧，夜习禅定”(《释门正统》)，说他除了做供养大众的劳务之外，就是修习坐禅。
延寿出家以前，对他影响最大的经典是《法华经》。他从二十岁起开始持诵《法华经》，六十天内把它背诵下来，一直到三十四岁出家为止，持诵不辍，乃至纯熟到“声不辍响”的程度，出家之后依然持诵了“一万三千许部”(《宋高僧传》)，相当于三十多年中每天持诵一遍。可见他与《法华经》因缘之深。
或许是他师父令参的指点，或许是他自己的领悟，反正，他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因缘还是在《法华经》，所以，不久便告别了龙册寺的禅堂生活，回到了他自己佛教信仰的出发点——修持《法华经》上来，去天台山专修法华忏。他长期修法华忏达七年之久，获得了很大收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确立了往生安养的志愿；第二，深有所悟，获得了观音辩才；第三，于德韶处抉择所见，得印可授记为法眼三世。
从延寿这段修行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明显的特征，即：
(一)虽然出家于禅门，但修行开悟的因缘不在禅门，而在其佛教信仰的出发点《法华经》上，所以，他选择了在天台山依天台宗的法华忏修习《法华经》的道路。
(二)修习了七年法华忏，有很深的证悟，但却没有去继承天台宗的衣钵，而是参谒法眼宗的德韶禅师抉择所见，嗣法法眼。
这两个特征意味着什么呢？
离开禅门去修习《法华经》，从本质上说是离“禅”就“教”；修习了七年法华忏，有所证悟之后，去参见德韶，嗣法法眼，是在学教、行教、精进于教、于教有所证悟之后最终达到了禅宗开悟的境界。这一修道的历程，正是一个“藉教悟宗”的过程，与传统禅宗主张的“藉教悟宗”的宗旨不谋而合[3]。所以，可以说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藉教悟宗的体验者。
不过，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同样是达到开悟境界，回归禅门，但他所参谒的禅师为什么是德韶，而不是他出家得度之师翠岩令参，也不是其他宗派的禅师呢？当然，这里有一个机缘的问题，他缘在德韶，这是一种最为理所当然的解释。但是，缘又是什么呢？它体现在什么上呢？
德韶是法眼二世中最出色、最有影响、最众望所归的人物，当时正好又住在天台，便于参访，也是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笔者认为最为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德韶的禅风具有一个特别鲜明的特色，即他对“教”的态度十分积极而明朗。
德韶终身致力于复兴智者旧迹，护持天台教法，对经教的存在和意义有极其深刻的理解和认同。他曾说：“只如诸方老宿言教在世如恒河沙，如来一大藏经卷卷皆说佛理，句句尽言佛心，为什么得不会去？”[4]可见他对诸方老宿的言教(语录)与如来的一大藏教是一视同仁的。其禅风既非如临济之勇猛，以“诃佛骂祖”为家风；也非如雪峰之沉隐，以持戒坐禅为家风；而是切磋琢磨，以循循善诱为家风。这种绵密而重“教”的禅风，世称“玄沙道法”、“法眼宗风”。史传玄沙善用《楞严》，法眼善用《华严》，特别是法眼善用“华严六相义”举唱宗风最为有名。禅宗中唯此派最为重“教”，这种宗风体现在德韶身上也最为显明，所以，有着深刻的“藉教悟宗”体验的延寿一定会认为这种宗风最合乎他的理想，最与他志同道合。所谓机缘应当主要就是体现在这一点上吧。
三、延寿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以身作则与因时制宜
(一)以身作则
延寿于永明寺十五年间的修行，大体皆可归纳于日课百八事中。这个非常人所能胜任的修行实践，自延寿入寂千余年来，一直深深感动和鼓舞着中国乃至异国的广大佛教徒，激励他们在信仰和修行的道路上勇猛精进，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详细记录百八事的是《自行录》，它的记录者行明是跟随延寿多年的弟子[5]，所以，此录的可信度和资料价值都很高。
从整体上看，《自行录》的全篇可分为引言部分和记录百八事的正文部分。引言部分全文如下：
恭惟古圣罔伐己能，缅想前贤靡彰自德，然释典有先自行化他之教，儒宗标内举不避亲之文。师常示徒云，因观《弘明集》，先德有检覆三业门云：夫克责之情犹昧，审的之旨未彰，故以事检校心，凡所修习(《广弘明集》的原文是“以事检心，校所修习”)，既知不及，弥增疏忽(《广弘明集》原文是“悚恧”)。何谓检校？我此身从旦至中、从中至暮、从暮至夜、从夜至晓，乃至一时一刻、一念一顷，有几心、几行、几善、几恶、几心欲摧伏烦恼、几心欲降伏魔怨、几心念三宝四谛、几心悟苦空无常、几心念报父母恩慈、几心愿代众生受苦、几心发念菩萨道业、几心欲布施持戒、几心欲忍辱精进、几心欲禅寂显慧、几心欲慈济五道、几心欲劝励行所难行、几心欲超求辨所难辨(宋元本《广弘明集》作“办”)、几心欲忍苦建立佛法、几心欲作佛化度群生。上已检心，次复检口。如上时刻，(《广弘明集》此下有一“从”字)旦已来，已得演说几句深义、已得披读几许经典、已得理诵几许文字、已得几回叹佛功德、已得几回称菩萨行、已得几回赞叹随喜、已得几回回向发愿。次复检身。如上时刻，已得几回屈身礼佛几拜、已得几回屈身礼法礼僧、已得几回执劳扫塔涂地、已得几回烧香散花、已得几回扫除尘垢正列供具、已得几回悬旛表刹合掌供养、已得几回绕佛恭敬十百千匝。如是检察，会理甚少，违道极多，白净之业，才不足言，烦恼重障，森然满目，闇碍转积，解脱何由？如上校察，自救无功，何有时闲议人善恶？故须三业自相训责，知我所作几善几恶。是以若不自先检责，何以化导群机？故菩萨为度众生故，先自修行。所以《净名经》云：资材无量摄诸贫民，奉戒清净摄诸毁禁，以忍调行摄诸恚怒，以大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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