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安对译经事业的贡献
韩廷杰
道安俗姓卫，常山扶柳(今河北省正定県南)人。生于晋怀帝永嘉六年(公元312年)。出身于书香门第，幼丧双亲，被表兄孔氏收养，七岁读书，五经文义，已稍微通达。十二岁出家为僧，非常聪明，但外貌丑陋，不被师父看重，让他到田园干活，长达三年。他辛勤劳动，毫无怨言。他精进努力，斋戒无缺。数年之后，才向师父要求念经。师父给他《辨意经》一卷，有五千多字。道安携此佛经到田地干活，休息时抽空阅读。晚上回来后，把佛经还给师父，又要另一本。师父说：“昨天给你经了，你不读，今天又来要经。”道安说：“昨天你给我的经，我读过了。”师父有疑，不相信他说的话。又给他《成具光明经》一卷，不到一万字。道安像往常一样，携书到田，抽空阅读，晚上回来还给师父。师父让他复述，竟然一字不差。师父大为惊异，对他特别敬重。后来，让他受具足戒，正式成为一名比丘，让他外出游方参学。至邺，入中寺，遇佛图澄。佛图澄很赞赏他，与他谈话一整天，别人见他其貌不扬而轻视他。佛图澄对他们说：“这个人有远见卓识，你们比不上他。”因而拜佛图澄为师。佛图澄每次讲经，都让道安复述。有些人不服气，故意刁难他，提些怪问题，他都能挫锐解纷，行有余力。当时人们都赞叹说：“漆道人，惊四邻。”⑴“道人”是指出家人，和尚。“漆”是说道安长的黑。
道安声望不断提高，四方学士竞相前来拜师，受业弟子有法汰、慧远等五百多人。后遇石氏之乱，道安感到天灾人祸，率众入王屋女机山，不久后又渡河至陆浑(今河南嵩県东北)，山栖木食修学。不久后，慕容暐攻河南，道安等南投襄阳，行至新野(今河南西南)，道安对弟子们说：“今遭凶年，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⑵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见。道安派法汰等去扬州，派法和等入蜀，道安率弟子慧远等至襄阳。习凿齿听说后，前来拜访，坐稳后说：“四海习凿齿。”道安回答说：“弥天释道安。”⑶ 习凿齿曾给谢安写信说：“来此见释道安，故是远胜，非常道士。师徒数百，斋讲不倦。无变化伎术可以惑常人之耳目，无重威大势可以整群小之参差，而师徒肃肃，自相尊敬，洋洋济济，乃是吾由来所未见。其人理怀简衷，多所博涉，内外群书，略皆遍观，阴阳算数，亦皆能通。佛经故最是所长，作义乃似法兰、法祖辈，统以大无，不肯稍齐物等智，在方中驰骋也。恨不使足下见之，其亦每言思得一见足下。”⑷由此可见，道安不靠神通，不以势压人。而靠广博的学问，靠高尚的道德行为，统率大众，受到当时人的赞美。苻坚素闻其声，常说：“襄阳有释道安是名器，方欲致之，以辅朕躬。”⑸苻坚攻破襄阳，道安、习凿齿被擒，苻坚说：“朕以十万之师取襄阳，唯得一人半。”“安公一人，习凿齿半人也。”⑹从此以后，道安住长安五重寺，僧众数千人，大弘法化。建元二十一年(公元365年)二月八日卒，葬于五重寺内。
道安既是佛教领袖，又是佛教学者，对中国佛教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组织译经
道安对原有的译经很不满意，《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记载说：“初经出已久，而旧译时谬，致使深义隐没未通。每至讲说，唯叙大意，转读而已。”⑺原有的译经，经常出现错误，佛经的深奥义理表达不出来。致使道安讲经说法的时候，只能讲个大概意思，不能细讲。《出三藏记集》卷八载有道安写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谈到他讲《般若经》的情况：“昔在汉阴十有五载，讲《放光经》岁常再遍。乃至京师渐四年矣，亦恒岁二，未敢堕息。然每至滞句，首尾隐没，释卷深思，恨不见护公、叉罗等。”⑻道安在襄阳(汉阴)十五年，每年讲《放光般若经》两遍，到京师长安快四年了，仍然坚持每年讲两遍，从不懈怠，经常遇到“滞句”、“隐没”之类的情况。恨不得拜见《光赞般若经》的译者竺法护和《放光般若经》的译者无罗叉，向他们请教。
以上遭遇，使他下决心参与译经。道安本人不懂梵文，不能亲自译，但凭他佛教领袖地位，可以组织译经。道安在长安的七年当中，主要任务是组织译经，并为译经写序，《出三藏记集》卷六、七、八、九、十五卷收录道安写的经序十四篇。经过长期的翻译实践，他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具体反应在他写的《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则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令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岁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未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者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以生死人而平平若此，岂将不知法勇乎？斯三不易也。涉此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讵可不慎乎！正当以不闻异言，传令知会通耳，何复大匠之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⑼
“五失本”是说有五种情况可以允许汉语译文与梵文原典不一致：一、从语法上考虑问题，梵语往往是倒装句，一般来说是把动词放在后面，如果死译，汉语不通，所以汉语译文应当服从汉语的语法形式，方成通顺译文。二、一般来说，梵本佛经都很质朴，但中国人喜欢漂亮文雅的汉语。为了迎合中国人的这种喜好，佛经译文一定要修饰。道安提出这一原则，和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个人的爱好密切相关。《出三藏记集》卷十五《道安法师传》记载说：“安外涉群书，善为文章。长安中衣冠子弟为诗赋者，皆依附致誉。与学士杨弘仲论诗风雅，皆有理致。”⑽道安不仅熟读佛教经典，也喜欢读佛教以外的书籍，很会写文章，文笔很好，文学造诣很深，常与学士讨论写诗问题，发表的意见很在行，很有道理。三、梵本佛经当其表达感叹、歌颂或叮咛的时候，行文原原本本，十分详细。再三重复，不厌其烦。这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中国人写文章，喜欢简洁明了。为了迎合中国人的爱好，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把重复的部分删除掉。四、梵本佛经，往往以长行把问题说明以后，再用颂文进行总结，此称“义说”，很像是中国韵文的韵语。从内容来讲，颂文与长行无任何区别，这种情况很多。翻译为汉语的时候，要把重复部分删掉。五、前文已经把所要讲的问题都说清楚了，在后文论述其他问题的时候，又要涉及前述问题。在此情况下，梵本佛经往往出现重复。在译为汉语的时候，要把重复部分删除掉。
“三不易”是说有三种情况，使佛经翻译感到很困难，很不容易：一、《般若经》等佛经，是具三明(三种神通)之佛所说，是佛出广长舌所宣讲。圣人说法因时而宜，因人而宜，把这种典雅的古文，翻译为适合今人的语言，这是第一种不容易。二、佛教经典的作者佛(说经)、菩萨(造论)都是智者，我们凡夫却很愚昧。佛、菩萨都是圣人，我们是凡夫俗子，相距甚远，不属于一个层次。圣人说的话深奥难懂，时间又相距甚远，翻译为适合当今俗人阅读的经典，这是第二种不容易。三、第一次佛教结集时，阿难背诵出佛说的经，离佛涅槃不久，尊者大迦叶让五百名有六种神通的阿罗汉互相审查，互相校对，书写。现在距此已经有一千年了，用现代人的意向进行衡量，那些阿罗汉们是那样的有智慧，处于生死轮回中的有情众生又是这样的平庸，怎能不知传法之难呢？这是第三种不容易。
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是要告诫时人，在翻译佛经的时候，肯定要遇到很多困难，很不容易解决。所以要慎之又慎，千万不可草率行事。把印度人的佛教理论介绍到中国来，让中国人理解，没有“五失本”怎么能行呢？
道安的译经理论影响巨大，姚秦鸠摩罗什译经的时，其助手僧叡 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予既知命，遇此真化，敢竭微诚，属当译任，执笔之际，三惟亡师“五失”及“三不易”之诲，则忧慎交怀，惕焉若厉。”⑾隋代彦悰非常推崇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在其着作《辨正论》中，具体列出“五失本，三不易”的内容，然后赞美说：“余观道安法师，独禀神慧，高振天才，领袖先贤，开通后学，修经录，则法藏逾阐，理众仪，则僧宝弥盛。世称印手菩萨，岂虚也哉！详梵典之难易，论译人之得失，可谓洞人幽微，能究深隐。”⑿此中所说“梵典之难易”即指“三不易”，此中所说“译人之得失”即指“五失本”。彦悰认为，只要执行“三不易，五失本”的译经原则，就能表达印度佛经深奥难懂的佛教义理。
正确表达印度佛经的正确义理，这是译经的根本目的，具体方法可以灵活掌握。如前所述，道安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译经原则，此经已佚，序言仍存。序言说明该经的译出时间是建元十八年(公元382年)，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译经原则的时间，大概也是这个时候。跋澄翻译《鞞婆沙论》的时间是建元十九年(公元383年)，即道安提出“五失本，三不易”译经理论的第二年。道安也为这部论写了序言，其序称：“赵郎谓译人曰：“《尔雅》有《释古》、《释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来出经者，多嫌胡言方质，而改适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传胡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亡，经亡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众咸称善。斯真实言也。遂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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