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
韩廷杰
一、中国佛经翻译始于何时尚难确定
中国的佛经翻译始于何时？至今学术界还没有令人信服的一致结论。有二种比较流行的意见：
一、“伊存口授佛经”说。此说据《魏略·西戎传》的一段记载：“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经》。”“浮屠”是梵文buddha的音译，新译佛陀，即佛。浮屠经即是佛经。此中《浮屠经》是泛指佛经，还是特指某一部佛经，没有说清楚。有无笔译？也没有说清楚。把这件事说成是中国佛经翻译的开始，缺乏证据。吕先生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对此提出疑问：“这一材料出自《三国志》裴注引前人鱼豢《魏略·西戎传》的记载，而《魏略》一书已佚。据现代研究西域历史的学者，如日人白岛库吉认为，贵霜王朝前二代是不信佛教的，而大月氏又在贵霜王朝之前，当时是否已有佛教流传，还值得研究，尤其是授经者是国家的大使身份，说明佛教已成为当时统治阶级所崇信才有可能，这就更需要研究了。[1]”
二、《四十二章经》是中国翻译的第一部佛经。此据梁僧佑着《出三藏记集》卷二：“佑检阅三藏，访覆遗源，古经现在，莫先于《四十二章》。传译所始，靡愈于张骞之使。”(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2页)《四十二章经序》(作者不详)称：“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项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第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称数。国内清宁，合识之类，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见僧佑着《出三藏记集》卷六，中华书局点校本第242页)
关于《四十二章经》的具体情况，《出三藏记集》卷二《新集撰出经律论录》第一说明如下：“《四十二章经》一卷，旧录云：《孝明皇帝四十二章》。安法师所撰录缺此经。右一部，凡一卷。汉孝明帝梦见金人，诏遣使者张骞、羽林中郎将秦景到西域，始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其经今传于世。[2]”此中“旧录”，据吕先生考证，是指晋代僧支敏度(生卒年不详)的《经论都录》。这里把《四十二章经》和佛教传入联系在一起，印僧摄摩腾和竺法兰随汉使来到中国洛阳，白马驮来佛经，故建白马寺。两位印僧在此译出《四十二章经》。这里有二个问题很值得注意：
一、东晋道安法师的《综合众经目录》没有记载《四十二章经》，所以很多着名佛教学者如梁启超、陈垣、吕等，断定此经是伪经。梁启超曾着《四十二章经辨伪》一文，断定此经是三国两晋时的伪作。吕先生考证得最详细，他把《四十二章经》和《法句经》进行详细对照，说明《四十二章经》的内容大部分抄自《法句经》。吕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又详细考证如下：“我们认为《四十二章经》不是最初传来的佛经，更不是直接的译本，而是一种经抄。就内容来看，是抄自《法句经》，我们对出来的有二十八章，占全经的三分之二。这还只是此经相当于《法句经》的偈颂部分，《法句经》还有缘起，是长行，此经也抄了几段。所以它是抄录的，但作了一些修词上的工夫。现存的《法句经》是三国时支谦译的，据支谦本序文看，在他之前还有一个译本，所以在汉末时《法句经》就有了。《四十二章经》应该是抄的那个旧本而加以润色的。因此，它抄出的时代还相当的迟。
我们认定此经是东晋抄出的，其理由：一、此经最初见于东晋成帝时的《支敏度录》，所以它应在此录之前。二、惠帝时，道佛争论，王浮着有《老子化胡经》，说佛教是假造诸经，但末提到《四十二章经》的名字，可见当时尚无此经，否则王浮决不会目睹这一所谓初传佛典而不加以攻击。因此，此经抄出的年限，最早不能超过《化胡经》，最晚不能晚于《支敏度录》。惠帝末年是公元306年，成帝末年为公元342年，大约就产生于此三十年间。[3]”
胡适、汤用彤等不同意上述观点，胡适曾着《四十二章经考》一文，认为“《四十二章经》有汉译本，似无可疑。”(详见《胡适论学近着》第一集)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指出：“《四十二章经》，汉晋间有不同之译本，观上所列，甚可置信。译出既不止一次，则其源出西土，非中华所造，益了然矣。”关于《安录》为什么不载此经，汤用彤说明如下：“安公治学精严，非亲过目则不着录。故自知遗漏不少。故谓若欲综理已出一切经典，自知非一人所能为。夫安公之世，《方等》风行，经出更多。《四十二章》为常日所不备，安公固未见之，遂未着录，或亦意中之事也。[4]”我觉得这种说明难以立足，被视为中华第一部佛经的《四十二章》被遗漏，难以置信，用“治学精严”来说明，很难成立。由此可见，《四十二章经》是伪经。
关于《四十二章经》的译者问题，文献记载也很混乱。《出三藏记集》卷二载为竺摩腾所译，《高僧传》卷一《摄摩腾传》也说是摄摩腾所译，《竺法兰传》则说是竺法兰译，而现存的《四十二章经》，署款为迦叶摩腾和竺法兰共译。
汉明帝“感梦”的故事亦出现于牟子《理惑论》：“昔孝明黄帝，梦见神人，身有日光，飞在殿前，欣然悦之。明日，博问群臣，此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之曰佛，飞行虚空，身有日光，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遣使者张骞、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时于洛阳城西雍门外起佛寺，于其璧画千乘万骑绕塔三匝。又于南宫清凉台，及开阳城门上作佛像。明帝存时，预修造寿陵，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5]”这种记载有明显的时代错误，张骞所处的时代是汉武帝在位时期，秦景所处的时代是在哀帝在位时期，王遵所处的时代是在光武帝在位时期，而且，王遵是军人，并非《理惑论》所说的“博士弟子”。很显然，“明帝感梦”的故事，是一个很缺乏历史知识的人杜撰的[6]。
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引用《旧录》的话，明确指出，《四十二章经》“本是外国经钞，元出大部，摄要引俗，似此《孝经》十八章。[7]”“外国经钞”，系指《四十二章经》类似《法句经》，是从大部佛经摘抄的节要经文。又说它类似《孝经》十八章，说明《四十二章经》是中国人按照《孝经》形式伪造的。
《历代三宝记》又记载，三国时支谦亦译《四十二章经》，说明如下：“第二出，与摩腾译者小异，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见《别录》。[8]”据吕先生考证，此中《别录》，既支敏度的《众经别录》。第二出的《四十二章经》“文义允正，辞句可观”，说明支谦对原本的《四十二章经》进行修饰加工，并非重译。
胡适、汤用彤等认为，《四十二章经》不是摩腾、法兰所译，但应肯定后汉时已有此经，因为《后汉书》卷六十有这样的记载：后汉襄楷于延熹九年(166)曾上书桓帝称：“浮图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旦革囊盛血，遂不盼之。其守一如此。”此中“浮图不三宿桑下”，类似于《四十二章经》第三章，“树下一宿”之语，此中“革囊盛血”类似于《四十二章经》第二十六章“革囊众秽”之语。由此推断，在此之前已有《四十二章经》。实际上并非如此，这些话在佛典中很普通，《增一阿含经》卷四十一亦有类似的说法，转轮圣王用一美女考验一个沙门，那位沙门根本不预理睬。转轮圣王问他为何如此？他说女人有九恶法，其中第一即为“臭秽不净”[9]。《增一阿含经》由东晋罽宾三藏瞿昙僧伽提婆正式译出，但东汉时有很多零译出现，襄楷的上书很有可能是借用了这些零译本的内容。
从该经的内容看，基本属于小乘思想，也混有大乘思想及中国的儒道思想。本经序称：“世尊成道已，作是思维，离欲寂静，是最为胜，住大禅定，降诸魔道。于鹿野苑中，转四谛*轮，度陈如等五人而证道果，复有比丘所说诸疑，求佛进止。世尊教敕一一开悟，合掌敬诺，而顺尊敕。”从此内容来看，显然是佛初转*轮，其内容应当是四圣谛、八正道、十二因缘等小乘教法。实则不然，经中混有不少大乘思想。如第二章：“佛言，出家沙门者，断欲去爱，识自心源，达佛深理，悟无为法，内无所得，外无所求，心不系道，亦不结业，无念无作，非修非证，不历诸位，而自崇最，名之为最。”“内无所得，外无所求”，显然是大乘中观学派的“性空”理论。“非修非证，不历诸位”，说明大乘中观学派是“顿悟”法门的理论基础。
《四十二章经》第十一章称：“佛言：饭恶人百，不如饭一善人，饭善人千，不如饭一持五戒者，饭五戒者万，不如饭一斯陀含，饭千万斯陀含，不如饭一阿那含，饭一亿阿那含，不如饭一阿罗汉，饭十亿阿罗汉，不如饭一辟支佛，饭百亿辟支佛，不如饭一三世诸佛，饭千亿三世诸佛，不如饭一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者。”这里从恶人逐步提高，至善人，再至小乘四果，再至佛，最高境界是“无念无住无修无证之人”。这里把大乘中观理论视为最高理论，是佛教徒修行所要达到的最高目标。
《四十二章经》的第十八章又说：“佛言：吾法念无念念，行无行行，修无修修。会者近尔，迷者远乎。言语道断，非物所拘，差之毫厘，失之须臾。”这里说明念、行、言、修，都是超越有、无的中道。这种境界既不能说，又不能想，动口即错，动念即乖。
《四十二章经》还混有中国的儒道思想，如第七章：“问曰，子以礼从人，其人不纳，礼归子乎？对曰，归矣。”这是讲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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