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止唯佛陀 俯首礼太虚
菩提
绪言
“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①这四句脍炙人口的格言，是中国近代佛教界的泰斗，新佛教运动的巨擘──太虚大师的言教。大师到他方教化，眨眼间已五十年了，但是他留给中国及世界佛教徒的印象却是永不磨灭的，一部七百余万言的《太虚大师全书》，德厚流芳，光照人天，嘉惠后学。纵观当今之佛教现状，不禁感慨万分，亦不由得想起民国时，曾于逆流中为扫荡教界腐朽，革新佛教，勇猛无畏，一往直前，奋斗不息的太虚大师。我渴望大师乘愿再来，更期望今日的佛子，能承受大师精神的感召。以“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的嘉言盛德为针石，振兴中国佛教。在大师示寂五十周年之际，撰写此文，以期与诸学发菩提心，学修菩萨行的佛子共勉。亦申对大师的微分供养。
一、大师之生平简略
太虚大师(1889-1947)，俗姓吕，名淦森，法名唯心，字太虚，浙江崇德县人(一说海宁县人)。幼年父母俱亡，家贫体弱。依外祖母周氏生活于大隐庵，从学于次舅子纲。少年时，就业于百货商店为学徒，然以体弱不堪作繁重工作而辞退。因从小随外祖母往九华、普陀诸山晋香，“于仙佛神通深生歆慕”，②遂兴出家之念。
1904年四月，大师藉故离长安镇，拟去普陀山出家，辗转抵平望。于小九华寺；猛忆九岁之秋，曾随外祖母入寺晋香，宿缘契合，遂入寺求度，礼士达上人为师，时年十六岁。同年十月，从天童寺八指头陀寄禅和尚受具足戒后，至宁波永丰寺岐昌法师座下，学习《法华》、《楞严》及《四教仪》等经论。十九岁，由圆瑛法师亲送慈溪县汶溪西方寺阅藏。“一日，读《般若经》，忽然失却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无数尘刹焕然炳现，如凌虚影像，明照无边。座经数小时，如弹指顷；历好多日，身心犹在轻清安悦中”。③“旋取阅华严经，恍然皆自心中现量境界。伸纸飞笔，随意舒发，日数十纸，累千万字。所有禅录疑团，一概冰释，心智透脱无滞。所学内学教义，世谛文字，悉能随心活用”。④大师一生佛学之造诣，肇基于此。
1908年初春，大师读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等着作，慨然以佛学救世之宏愿，革除佛教之流弊为己任，且一发不能自遏。1909年，大师于南京杨仁山居士创办的祗洹精舍，学习半年。之后因栖云之邀，赴广州组织僧教育会，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因与革命党人往来密切，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又作诗凭吊，故为清庭追捕，遂往普陀山避难。1912年，大师与同学仁山等在金山创办中国佛教协进会，此为大师革新佛教运动之始。1913年，在上海举行的八指头陀寄禅追悼会上，大师首次提出了教理革命，教制革命，教产革命的口号，撰文宣传“佛教复兴运动”建立新的僧伽制度。
1914年冬，大师掩关于普陀山锡麟堂。1917年，应请至台湾弘法，归途顺游日本，考察佛教。1918年，在上海与章太炎、陈元白等组织觉社，出版《觉社丛书》季刊，次年《海潮音》创刊。大师云：“海潮音者，人海思潮之觉音也。”⑤1921年，在武昌始创佛学院，培育僧材。1924年，于庐山大林寺，召开世界佛教联合会，集东西佛子于一堂，以谋佛教国际之合作。时有中、日、英、法、芬、德、比诸国佛教代表参加，可谓盛况空前。1927年四月，受请为厦门南普陀寺住持兼闽南佛学院院长，于是学风大振，而佛门革命思潮亦澎湃于鹭岛。
1928年，在南京创设中国佛学会，是年秋，出国访问，历游英、法、德、比诸国，宣讲佛学，有《环游记》记其事，实为中国高僧弘法欧美之第一人。1932年，在重庄北碚缙云山寺创办汉藏教理院，用以沟通汉藏文化，融洽民族。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大师被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会”设计委员，扩大组织中国佛教会，并任“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名誉主席。大师曾数次发出告日本佛教徒书，劝励他们本着佛陀大悲兼利之精神，联合全国佛教徒，向他们的政府抗议，请息其残暴之侵略。
1939年，大师组织中国佛教访问团，从云南出发，访问缅甸、印度、锡兰、泰国，从而使西南抗战大动脉──滇缅公路得以顺利开放。
1940年，大师得教育部资助，派遣法舫等赴锡兰、印度传布大乘佛教，研究巴利文、梵文、以谋中印文化进一步之合作。
1945年，抗战胜利，大师作“告世界佛教徒”书，并出任中国佛教整理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7年2月，由宁波抵上海玉佛寺，拟待全国佛教整理工作次第完成，定于四月初八日召开中国佛教徒代表大会于南京，不意3月12日于玉佛寺，旧疾中风复发，3月17日下午1时安祥舍报，享年五十九岁，僧腊四十有四，在海潮寺火化后，心脏不坏，得大小五色舍利三百余粒，于奉化雪窦寺建塔供养。
二、大师之三种革命说
清末民初，战祸连绵，烽烟四起。国家的内忧外患，新旧思想的强烈斗争，洋教、洋文化的不断输入，迫使一些仁人志士四处奔走，通过各种渠道，寻求救国安民的真理。1908年，二十岁的太虚大师，从华山法师那里，接触到当时的新思想──康有为的《大同书》，染启超的《新民说》，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的《天演论》等，开始从深山古寺中走出来，发现这快要变动的社会。欣逢此际，大师深感救国兴教的势在必行，于是掀起了佛教改革运动的篇章。1912年，大师与仁山等开佛教协进会成立会于镇江金山寺，有“大闹金山寺”事件，震动佛教界，大师自谓：“我的佛教革命名声，从此被传开，受着人们的尊敬、或惊惧、或厌恶、或怜惜。”⑥
1913年1月，寄禅法师圆寂，二月二日，上海佛教界，于静安寺举行八指头陀追悼会时，大师即在会上发表：组织革命、财产革命、教理革命的三种革命演说，力主除旧布新。所谓组织(教制)革命：即是要废除剃度和传法制度，倡办佛教学院，从学僧中选拨品学兼优的僧才主持寺庙。财产(教产)革命：即是废除财产寺庙所有制，主张寺庙财产为佛教公有，用来办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教理(学理)革命：即是剔除佛教思想中神教、鬼教、巫教等的迷信成份，主张建立人生佛教，并提出：“如果发愿成佛，先须立志做人。”“人成即佛成”的着名论断。大师的三种革命是思想、制度、经济并重，实能握佛教革新的全盘论题。他所写的《整理僧伽制度论》，代表了他改革佛教的具体主张。他把旧日佛教僧众的组织分作：“教所”、“教团”、“教藉”、“教产”、“教规”加以整理，一一订立革新的制度，其最突出之点，是主张政教分离，建立由僧伽统一自主的僧团。
可是，大师的这种佛教革命，却遭到了恪守旧制、固步自封的旧势力的强烈反对。《佛学丛报》的主编濮一乘诋毁大师说：“佛教革命之词，发现不久，度亦妄人之邪说耳！若大庭广众间，明目张胆，放言高论，未免肆无忌惮矣！然即如某僧演说佛教宜革命有三，亦唯第二条财产问题尚有讨论之余地。若第三条之牵设学理，窃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达多从地狱复起不可！至第一条之组织革命四字，则不但无理由之可言，且并逻辑亦不可解矣。”⑦大师因作《敢问佛学从报》以驳之。大师的佛教革命运动，是摧毁腐旧而建立新生的，是必须对某些挑战而要求改变的，一般的信教者，对于教理、教制，总多少感有神圣性，不可毁犯性，所以大师一提至，“组织革命”、“财产革命”、“教理革命”时，佛教丛报的编者濮一乘，就要以恶辣不过的词句来痛骂他，特别是关于佛理的。其实大师的教理革命的主要意义是：“我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的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应变症。”⑧
大师的三种革命说，虽然失败了，可是他的那种“愤僧众之萎靡顽陋，拟用金刚怒目，霹雳轰顶之精神，摇撼而警觉之”的气慨，横扫千军，目空一切的狂飙精神，诚如民国1913年的《春霄感梦》的诗说：
“从来般若原非有，最是贪嗔不可无。颠倒乾坤见魔力，总持凡圣此灵珠。
图南漫作鲲鹏变，成佛当行鸟兽途。忽地横刀向天笑，万星今夜属狂夫。”⑨
三、大师之僧伽教育
1912年，辛亥革命成功，大师在当时社会上维新办学的影响下，到南京发起组织佛教协进会，并与仁山共议改镇江金山寺为佛教学校，把办佛教学校作为佛教协进会的一件重要事项，希图通过办僧教育培养新型佛学人才，以促进中国佛教的改革与振兴，此为大师从事僧伽教育的初声。
1917年，大师代圆瑛法师赴台湾讲演佛法，顺便到了“久思未去”的日本进行佛教组织和管理的考察，“考察所得，深觉《整理僧伽制度论》之分宗，颇合于日本佛教之情况，而本原佛教以联成一体，则犹胜一筹，乃于革新僧制之素志，弥增信念。”⑩
1922年，太虚大师之法友李隐尘、陈性白等邀大师到武汉弘法，在武汉军政要人、社会名流及其信徒的护持协助下，经过半年的筹备，终于在7月间促成了武昌佛学院的创立。大师撰写的《佛学院缘起》，文简意赅，凝结了大师的佛学基本思想，其中最主要之点是佛学救世、大乘为重、八宗平等、契理契机、应化多方。这与当时一些僧校，旨在培养一宗一派的讲经法师是截然不同的。大师说：“有一言不得不正告者，此之八宗，皆实非权，皆圆非偏，皆妙非粗，皆究竟菩提故，皆同一佛乘故。”⑾大乘八宗，各有特胜，各有特胜而无不究竟，平等普应，为大师此期思想纲要。
1924年，武院开学时，大师为武院学生讲学佛者应知应行之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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