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识，以及大都市人所具有的自信心和优越感，加之信仰素质比较高，经济实力比较强，其中不少人都曾经帮助、资助甚至经常性地支持江浙乃至全国各地的佛教寺院和居士团体，有的还经常性地到固定的外地信仰群体中讲经说法，扶持当地信徒。这当然与大都市的地位、影响、实力，特别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作用有关。上海佛教在近现代中国以及世界佛教中的影响，它所产生的巨大辐射作用和历史价值，已经是有目共睹的。自然，城市人所具有的一些毛病(比如骄慢、功利等)也会因为有关人的缺乏正信，而产生消极甚至恶劣的后果，也是不能回避的。比如，有些人我执我慢太重，到外地特别是农村，习惯于反客为主，盛气凌人，并且介入矛盾，不利于佛教徒的团结和信仰的健康发展。这是我调查中耳闻目睹的实际感受。随着大都市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都市佛教的影响也必将扩大。辐射范围广，活动影响大，是都市佛教的一个重要作用。
三、都市佛教的发展方向
随着社会城市化发展，都市佛教的意义将越来越重要，其作用和影响也将越来越大。都市佛教能否健康地发展，关系着佛教的整体发展。那么，都市佛教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或者说，目前佛教界应该关注什么样的现实问题、建构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呢？
当然，与其他宗教一样，佛教界关注什么、如何发展，都必须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相适应，符合国家有关政策和法规要求，更应该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和平与发展、文明与进步。这是都市佛教发展的社会前提。目前，党和政府已经为宗教营造了发挥积极作用的政策保障与社会氛围，思想界、学术界也在不断提出科学求实的理论观点，推动宗教界积极发挥有益的作用。2001年12月16日，《深圳特区报》发表了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副主任潘岳先生的《我们应有怎样的宗教观——论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与时俱进》一文，比较权威地论证了“宗教的特殊功能”等有关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认为，“在经济与科教飞速发展的今天，宗教并没有消亡，其原因在于宗教对于人类社会生活有着科学与物质财富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关于宗教的“无法替代的特殊功能”，他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心理功能。人不仅是物质存在，也是精神存在；不仅是理性存在，也是情感存在。压力与困惑，幸福与快乐，都是心灵对现实的主观反映。很多人对人生的种种不幸与压抑，需要通过宗教的途径来求得慰藉。在今天，宗教颠倒的幻想形式里有着美好内容，宗教的自律与操守，更是其服务社会主义的切入点。
其次是道德功能。宗教曾在理想主义普遍失落、功利主义到处泛滥时期，是一种保持信念道德的精神生活方式。社会不能没有法律，更不能没有道德，法律与道德如鸟之两翼，缺一不可。道德是法律的基础，防患犯罪行为于前；法律是道德的保障，惩罚犯罪行为于后。宗教劝人为善的精神，是宗教影响社会生活最重要的功能。一个民族的精神产生于文化，文化的灵魂体现于道德，道德的支撑在于信仰，而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不要简单排斥宗教道德的合理成分，特别是对宗教价值伦理观中的和平平等、弃恶从善等等，我们都要尊重。
第三是文化功能。在许多以宗教为文化传统的国家中，抽去宗教就等于没有文化。中国文化也是如此，如佛教三大石窟和道教永乐宫壁画，如中国语言中的“世界”、“实际”、“体会”、“觉悟”、“平等”、“解脱”、“想入非非”、“不可思议”、“燃眉之急”、“回头是岸”等等，都产生于佛教。宗教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又要吸收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使之更好地服务于当代社会。“宗教是文化”的理念，将使人们更全面地理解宗教的丰富内涵，为信仰者、研究者、管理者提供互相合作的舞台。
除上述功能外，宗教还兼具服务、公益等多种功能。
他认为，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人文主义精神占主导，国家长期实行君主专制，使我国政教关系有别于他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政治文化传统使一切不是政治形态，而是社会文化形态，佛、道二教在中国历朝历代一直是社会稳定的因素和力量。在中国宗教的发展史上，道教是土生土长的，佛教是请进来的，伊斯兰教是传进来的，基督教是打进来的。就外来宗教与中国文化融合程度而言，佛教最为成功。
作者论证的目的，是依据“三个代表”思想，强调“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必须率先与时俱进”，为了“以新型的执政意识重新审视宗教功能，以理性的管理方法去解决迫在眉睫的政教难题，以现代的思想理念去研究科学合理的政教关系”，从而“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也就是说，作者论证的观点是从执政者、管理者的角度提出来的。尽管有关论述并不一定全面和完善，也不是针对某一种宗教的，但是佛教(都市佛教)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应该重视和发挥有关的社会功能，那是毫无疑问的。
根据佛教的特性，都市佛教未来发展方向，可以概括为“三本三要”。
所谓“三本”，也就是在都市佛教未来发展中，必须固守的根本。分别为：
(一)终极关怀，信仰之本。
终极关怀是任何宗教的最基本特质，是宗教发挥持久魅力的根本所在，是宗教信仰的精神内核。着名学者王雷泉先生认为，宗教不解决任何人生、社会的实用问题，宗教是解决人生终极问题的。人兼具动物性、社会性和超越性，可以下堕为畜生，也可以提升为圣贤，而人之所以为人，在于人有永不满足的精神追求，不断地超越自己的自然、社会层面，使相对、有限、有缺陷的存在趋向绝对、永恒、完美。对社会来讲，宗教提供了一种宣泄和解毒机制，从而维护着社会安定和精神生态平衡；所以，宗教不仅是个人的精神家园，也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公园。宗教的超越性给人生和社会提供了终极的价值标准，无用之用才是大用。(冯林主编《21世纪中国大预测·下》页749，改革出版社，1996年12月版)所言极是！
生命何去何从，生存的理想形态和生命的最终价值是什么，时时萦绕着人们的心灵。这实际上是关于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大问题。不论是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唯心主义哲学，都在探讨这个问题。被划为唯心主义的宗教“神学”，也都利用各自的方式试图解答人们有关的困惑，当然，也都依据各自的理论体系赋予了“神圣性”色彩。所以，提及宗教的终极关怀，现代一般人往往视之为“神秘”或“迷信”。不错，从历史的维度看，“神”与“圣”等是宗教或神学的语言，古代社会那种对生命神圣性的体验曾经采取过宗教体验的形式，关于人生、生命的价值等问题的解答和理论建构，也确实表现出更多的神秘化或者迷信的特点。由于理性、科学时代的冲击，宗教的神秘性逐渐淡化。在西方，人们曾经在人本主义思潮和现代化进程中，提出“上帝死了”的口号，似乎现实功利主义就可以满足人类的一切需求。事实却相反。即使在东方社会里，由于极端的“理性主义”追求，在科学技术和物质生活日益发达的背景下，却不断地出现信仰危机与人生迷茫，在感官刺激不断满足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精神空虚。也就是说，人类没有了信仰的支撑，反而日益失去了尊严和幸福。
正如弗罗姆在《为自己的人》(页184，三联书店，1988年版)中所说的一样，“过去反对信仰，是为了解脱精神枷锁，是反对非理性的东西；它表现了人对理性的信仰，表达了人根据自由、平等、博爱原则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能力。今日缺乏信仰则表现了人的极度混乱和绝望。”缺乏对生命和自身人生价值的深刻认识与体验，没有最高的理想追求和精神信仰，从“什么都不信”到“什么都信”，从绝对的自我(自私自利)到自我的最终消失(丧失人格)，“下堕为畜生”，乃至精神迷乱——这已经是当代社会的通病了。
未来社会，特别是在现代化发达的都市里，人类的生活方式将越来越信息化、自动化，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将给人充裕的闲暇和空间。但是，其结果是人类越来越生活在“虚拟”的人造世界里，随着空间距离的“贴近”，活生生的心灵将被“机械化”，精神空间却要“壅塞”。这样，人将在人造的世界里被奴役或异化的可能性，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大。因此，人类需要重新构筑精神家园，来确立生命的价值和生存的意义。所谓精神家园，是精神和心灵始终离不开的依托，是超越物质层面上的坚定不移的精神追求的目标和人生努力的方向，失去了它就使人生漂泊无助、迷失沉沦。在宗教，它就是终极目标、终极关怀。终极目标是社会群体伦理生活的根，它赋予生活方式、理想追求的价值意义，使社会道德行为成为个人自发的、主动的、神圣的、持久的、美好的、无限的，而且让道德行为者超越世俗、超脱人生。
佛教从对现实社会人生的现状考察开始，探究并引导人们去直接体验、彻悟人生万象的实质，然后树立涅槃寂静与大乘般若的终极理想，来印证生命的最高价值。为众生构筑美好的精神家园，赋予最高的价值理念，是佛教信仰的根本。
(二)人格高尚，修行之本。
信仰是对人类精神追求的整合与陶冶，其根本目的是塑造出高尚的人格。人格就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质的总和，也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形象和作用的统一，体现出一定的行为倾向和生活态度。人格是一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是人的各种心理的、外部的诸多文化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既是社会文化氛围所造就的，也可以影响甚至改变社会文化趋向。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任何人都有不同于其他人的特有的人格形象，有正常与异常、高尚与低劣之分。人们一般根据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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