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人的社会道德行为的意义，来划分人格的高下，而社会发展要求是改变低劣的，塑造高尚的，赞叹那些对社会具有积极意义的高尚人格。
人格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孤立的，它最终以社会普遍的道德标准来评判。在中国传统的文化理念中，成贤作圣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国为民，大公无私，乃至奉献一切。用现代的标准看，理想的人格，必须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促进社会文明的健康发展，造福于全人类，崇高而神圣。一切优秀的文化和美好的理想，最终都要靠众多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去实现。所以，人格体现着一定的信仰理念，是信仰活动的关键。
佛教修行，就是塑造人格的过程。比如，《华严经》中提出了塑造崇高人格的基本条件，要经历严格的精神修炼和社会实践：坚定的信念(十信)，坚毅的心志(十住)，切实的实践(十行)，恢弘的胸襟(十回向)，高尚的境界(十地)。大乘佛教推崇菩萨精神，反对只追求个人解脱的小乘思想，而号召人们做菩萨，直至成佛。佛的本义就是富有智慧的最高尚的人格形象，是众生学习的精神楷模。佛教修行的最高层次，应该是个人人格被社会普遍地承认。
(三)辅助弱势，化俗之本。
社会现实的苦难，以及人类乃至所有众生界存在的不平等、不合理、不圆满现象，正是佛教创立的基本出发点。对社会现实消极面的体察与批判，并积极寻求解决的办法和途径，是佛教的本色和职责，也正是佛教生命力之所在。
佛陀反对当时印度社会不合理的种姓制度，深切同情被压迫而处于弱势的群体，闪耀着人性真善美的光辉。在佛陀《本生经》里，诸如舍身饲虎等等故事，不仅反映出众生平等的思想，而且显示出扶贫救弱的价值取向。大乘佛教精神，更是进一步的升华。
目前世界存在着严重的两极分化，已成为社会动乱、战争的根源。弱势群体分布在各个社会阶层，虽然有相对性差异，但是其结果都是一样的，造成相关人群心理的、精神的、权益的、生存状态的不平衡，导致社会体系的瓦解，和平安宁的破坏。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的矛盾，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加之相关社会保障体制尚未建立和完善，可能会不断加剧。尤其是在开放的国际大都市里，必须高度重视。那么，作为以救度众生为己任的佛教(也包括其他宗教)，应该从理论到实践，都要关注和辅助弱势群体。化世导俗，最重要的是“雪中送炭”，不论是精神上的鼓励，还是物质上的帮助。这是都市佛教界信仰活动中应该、也能够坚持不懈的方向。
当然，谈到弱势群体，人们往往把它限定在物质生活上贫困的人群，而忽视了精神生活层面的弱势群体。前者是硬性的、明显的，后者却是软性的、隐性的。但是，贫困的人，不一定精神弱势，甚至充满了朝气，也不一定必然需要救助；相反，生活富裕的人群，却存在着严重的精神疾病，处于需要关怀和精神救助的弱势地位。根据调查，在发达的大都市里，富裕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中，由于社会、工作的压力，普遍存在着精神抑郁症，所引发的比如自杀等社会问题不断增加。所以有人预言，21世纪是精神疾病流行的世纪。在都市佛教发展中，在尽力而为地帮助社会救助贫困者同时，更应该关注精神上的弱势群体。这正是佛教发挥特长的机会。
所谓“三要”，就是为了能够固守根本，起到应有的社会作用，必须处理好的三个重要问题。它们是：
(一)媚俗与庸俗化问题。
主要针对都市佛教活动中本末倒置的不良现象。
国际大都市是开放的移民城市，多元文化并存，社会阶层复杂。因此，不同阶层和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素质的人群，对精神信仰的需求是不同的。复杂多变的信仰心理，形式不一的活动要求，的确为都市佛教提出了多种信仰要求和难题。比如激烈的生存竞争、紧促的时间安排、变化的生活环境、众多的精神诱惑等等，都使都市信徒难以适应冗长的宗教活动、固定的活动时间、严格的饮食要求、清净的行为自律，他们对信仰活动具有“变通性”要求。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宗教信仰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不同社会人群的不同生活信念进行引导、净化、整合、升华，要化导世俗，而不是被世俗所化。这就是“化俗”还是“俗化”的问题。上面讲到的终极关怀，就是要通过对人生理念的规范引导，确立最高的理想追求和生命价值，达到化世导俗的目的。
佛教是主张“随缘”、“入世”的，根据众生机缘和社会环境，去教化引导。但是，必须作到“随缘不变，不变随缘”。随缘是方便手段，不变是根本和目的，不变的是佛教的精神和特质。然而，佛教界存在一些糊涂认识，人们需要什么就给什么，喜欢什么就满足什么；社会流行什么就赞叹什么，社会有的都要有……佛门似乎成了自由市场，什么都吆喝，什么都买卖，弘法者宛如小商贩，廉价出售“商品”！结果，假冒伪劣充斥“市场”，既坑害了“消费者”，也毁辱了自己的声誉。因此，目前社会上一些人有意无意地把佛寺只看作旅游场所，不是没有道理的。
人类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关怀是永恒的。佛教敢于对现实生活状态进行切实的评判，保持一种无私无畏的批判精神，也是最值得推崇的道德风骨。不能保持和宣扬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体信仰，大搞相似佛法，媚俗与庸俗，正是佛教衰落的历史教训，被社会轻贱的直接根源。
(二)浮躁与贵族化问题。
主要针对都市佛教个人修行中的奢靡风气。
大都市的商业化氛围，勾起人们的欲望，光怪陆离的生活方式，也容易教人心猿意马。有人评价过去上海的商业化特点，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上海人开始逐步远离自然经济的生存方式，市场成为人们生活存在的必要前提；二是上海人的心理和生活方式趋向奢靡，行为“往往逾制”，没有严固的心理束缚和禁锢。(尹继佐主编《2002年上海社会发展蓝皮书：城市管理与市民素质》页3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2月版)也就是说，都市商业化发展使人们渐渐抛弃了淳朴节俭的良好生活习惯，追求个人主义的奢靡生活方式，缺乏自律，甚至腐化堕落，使信仰和生命被铜臭气污染。
佛教信徒，特别是出家人，从自然属性上讲，也是普通的个体人，他们当然有七情六欲，也有追求富足生活的权力。而且，佛教并不反对现实生活水平的提高，反对苦行和极端禁欲还是佛教创立的思想基础之一；相反，佛教关于极乐世界的描绘，实际是鼓励人们追求健康美好的富足生活，充满了乐观向上的现实主义风貌。所以，佛教不是消极避世的。没有对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创造，就不会有持之以恒的信仰动力。但是，佛教认为淡化对物质生活的过度追求(贪欲)，有利于精神品位的提高，进而有利于超脱物累欲缚，减少精神的沉沦、社会的争斗、生命的贬损。因此，佛教利用严肃的戒律，节制信徒以及众生的欲望，要求担当“人天导师”的正法主持者们朴素节俭，体现出一种生活价值理念，昭示着一种高尚的生活情趣。“超凡脱俗”不是一句空话，是要付出代价的，而得到的将是思想的弘扬与品格的提升。
可惜，佛教界一些人越来越在形象上下工夫，一掷千金，摆阔斗富，金缕玉衣，龙床高卧；上行下效，追名逐利，嫌贫爱富，聚敛钱财，殿宇高广；……“修行人”成了爆发户，“人天导师”家财万贯、俗不可耐，还要装腔作势、附庸风雅！——都市佛教中，佛教徒的浅薄、浮躁和生活贵族化倾向，已经成为社会批判的焦点。其实质隐含着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沦丧。回想历史上“三武一宗”法难的内因，就是僧众生活的腐化与堕落，才授人以柄的。
(三)势利与冷漠化问题。
主要针对都市佛教徒社会责任中的道德缺陷。
人的道德行为与一定的社会风气是密切关联的。新的时代，都市人有了新的精神面貌。但是，即使谈到道德风尚已经今非昔比的上海人，不少人还认为其市民素质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一是自我意识增强了，但是公共意识还不足；二是公益意识还不足，对于困难人群，有些人还有漠不关心的现象；三是创造、创业和创新意识还不足，不敢冒险，容易安于现状，小富即安；四是协作意识还不足，自己办事劲头十足、成功率也高，与人合作老是算计别人、斤斤计较(同上，页274)。其实，所说的四种不足归结到一点，就是社会责任意识不强，自私自利。对佛教徒来讲，就是缺乏积极的大乘菩萨精神。应该承认，佛教徒生长在同样的社会风气中，必然受到消极的影响，事实也是这样的。
因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自然要势利，对其他社会成员和贫弱的信徒冷漠化，就是自然的了。都市佛教徒中也存在一定的“弄堂情结”，有“小市民气”，是需要批评和引导的。而作为带头人的出家人、法师们，能否以身作则，积极主动、真诚自然地去关心信徒、帮助大家，起到楷模的作用，将成为推进佛教道德建设的关键。
另外，佛教如何应对城乡之间的差异性和矛盾性，并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这是都市佛教发展过程中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实质上是都市佛教界如何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推动佛教界(包括自身)相互借鉴，从对优秀传统与不良习惯的扬弃过程中，共同进步，最终提高佛教整体社会形象，寻求到一个合适的社会价值定位。
首先，从总体上讲，城市与乡村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和矛盾性。城乡对立隐含着中心与边缘、工业文明与农业文明、开放与保守等文化上的二元对立组合。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居于主导地位，领导着社会文明的发展方向。随着城乡群众经济收入差距的拉大，分化出不同的社会阶层，“阶级矛盾”的产生与激化都是在所难免的。这种社会现象还将广泛地存在，不仅是城乡之间，即使城市或乡村内部也在所难免。也就是说，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如何利用佛教“众生平等”的思想教理，去关注不同的社会阶层，特别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以及引导社会强势阶层树立平等友爱的人生观、价值观，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责任，也是一个佛教能够发挥作用的机遇。
同时，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向是城乡一体化进程会加快，城市化将是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突出标志。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过程，是一种综合的复杂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现象。从文化的角度说，所谓城市化，就是人类在经历自然生态的过程中组合成高密度的会聚地，以此来建构自己独有的文化形态。城市是创造新文化、新知识、新理念的场所，城市中汇集了知识、人才和科技，起着文化主导的作用，代表着现代文明。从文化的特点看，城市文化的精神是属于物质化和世俗化的，城市是世俗的发源地，市民在实际生活中讲究实用和现世主义，追求实际利益；城市生活节奏是紧张快速的，城市人的行为价值具有理智、冷静和功利的特点，在人际交往中更注重理性原则；而乡村生活则是悠闲缓慢的，乡村人的行为价值是重于情感的、直观的、淳朴的，是基于生命的感觉脉动，在人际交往中涂有鲜明的血缘色彩。在城乡居民的交流过程中，城市人在才智上、生活上的优越感，容易产生对乡村居民的鄙视感；其开放的、理性的、功利的行为趋向，也与乡村居民的行为趋向不同，而产生不同的信仰价值追求。佛教如何应对不同的信仰需求，在促进社会城乡一体化进程中能够发挥特殊的积极作用，也是一个必须切实对待、并要拿出具体可行措施的现实问题。
(本文主要内容曾在上海玉佛寺内刊《觉群》上分别发表，笔名释索。现为修改稿。)
《社会城市化发展中的佛教信仰问题》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