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人的社會道德行爲的意義，來劃分人格的高下，而社會發展要求是改變低劣的，塑造高尚的，贊歎那些對社會具有積極意義的高尚人格。
人格不是抽象的、空洞的、孤立的，它最終以社會普遍的道德標准來評判。在中國傳統的文化理念中，成賢作聖要立德、立功、立言，要“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爲國爲民，大公無私，乃至奉獻一切。用現代的標准看，理想的人格，必須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促進社會文明的健康發展，造福于全人類，崇高而神聖。一切優秀的文化和美好的理想，最終都要靠衆多具有理想人格的人去實現。所以，人格體現著一定的信仰理念，是信仰活動的關鍵。
佛教修行，就是塑造人格的過程。比如，《華嚴經》中提出了塑造崇高人格的基本條件，要經曆嚴格的精神修煉和社會實踐：堅定的信念(十信)，堅毅的心志(十住)，切實的實踐(十行)，恢弘的胸襟(十回向)，高尚的境界(十地)。大乘佛教推崇菩薩精神，反對只追求個人解脫的小乘思想，而號召人們做菩薩，直至成佛。佛的本義就是富有智慧的最高尚的人格形象，是衆生學習的精神楷模。佛教修行的最高層次，應該是個人人格被社會普遍地承認。
(叁)輔助弱勢，化俗之本。
社會現實的苦難，以及人類乃至所有衆生界存在的不平等、不合理、不圓滿現象，正是佛教創立的基本出發點。對社會現實消極面的體察與批判，並積極尋求解決的辦法和途徑，是佛教的本色和職責，也正是佛教生命力之所在。
佛陀反對當時印度社會不合理的種姓製度，深切同情被壓迫而處于弱勢的群體，閃耀著人性真善美的光輝。在佛陀《本生經》裏，諸如舍身飼虎等等故事，不僅反映出衆生平等的思想，而且顯示出扶貧救弱的價值取向。大乘佛教精神，更是進一步的升華。
目前世界存在著嚴重的兩極分化，已成爲社會動亂、戰爭的根源。弱勢群體分布在各個社會階層，雖然有相對性差異，但是其結果都是一樣的，造成相關人群心理的、精神的、權益的、生存狀態的不平衡，導致社會體系的瓦解，和平安甯的破壞。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矛盾，隨著市場經濟發展，加之相關社會保障體製尚未建立和完善，可能會不斷加劇。尤其是在開放的國際大都市裏，必須高度重視。那麼，作爲以救度衆生爲己任的佛教(也包括其他宗教)，應該從理論到實踐，都要關注和輔助弱勢群體。化世導俗，最重要的是“雪中送炭”，不論是精神上的鼓勵，還是物質上的幫助。這是都市佛教界信仰活動中應該、也能夠堅持不懈的方向。
當然，談到弱勢群體，人們往往把它限定在物質生活上貧困的人群，而忽視了精神生活層面的弱勢群體。前者是硬性的、明顯的，後者卻是軟性的、隱性的。但是，貧困的人，不一定精神弱勢，甚至充滿了朝氣，也不一定必然需要救助；相反，生活富裕的人群，卻存在著嚴重的精神疾病，處于需要關懷和精神救助的弱勢地位。根據調查，在發達的大都市裏，富裕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人中，由于社會、工作的壓力，普遍存在著精神抑郁症，所引發的比如自殺等社會問題不斷增加。所以有人預言，21世紀是精神疾病流行的世紀。在都市佛教發展中，在盡力而爲地幫助社會救助貧困者同時，更應該關注精神上的弱勢群體。這正是佛教發揮特長的機會。
所謂“叁要”，就是爲了能夠固守根本，起到應有的社會作用，必須處理好的叁個重要問題。它們是：
(一)媚俗與庸俗化問題。
主要針對都市佛教活動中本末倒置的不良現象。
國際大都市是開放的移民城市，多元文化並存，社會階層複雜。因此，不同階層和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素質的人群，對精神信仰的需求是不同的。複雜多變的信仰心理，形式不一的活動要求，的確爲都市佛教提出了多種信仰要求和難題。比如激烈的生存競爭、緊促的時間安排、變化的生活環境、衆多的精神誘惑等等，都使都市信徒難以適應冗長的宗教活動、固定的活動時間、嚴格的飲食要求、清淨的行爲自律，他們對信仰活動具有“變通性”要求。這是可以理解的。
但是，宗教信仰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對不同社會人群的不同生活信念進行引導、淨化、整合、升華，要化導世俗，而不是被世俗所化。這就是“化俗”還是“俗化”的問題。上面講到的終極關懷，就是要通過對人生理念的規範引導，確立最高的理想追求和生命價值，達到化世導俗的目的。
佛教是主張“隨緣”、“入世”的，根據衆生機緣和社會環境，去教化引導。但是，必須作到“隨緣不變，不變隨緣”。隨緣是方便手段，不變是根本和目的，不變的是佛教的精神和特質。然而，佛教界存在一些糊塗認識，人們需要什麼就給什麼，喜歡什麼就滿足什麼；社會流行什麼就贊歎什麼，社會有的都要有……佛門似乎成了自由市場，什麼都吆喝，什麼都買賣，弘法者宛如小商販，廉價出售“商品”！結果，假冒僞劣充斥“市場”，既坑害了“消費者”，也毀辱了自己的聲譽。因此，目前社會上一些人有意無意地把佛寺只看作旅遊場所，不是沒有道理的。
人類對生命終極意義的關懷是永恒的。佛教敢于對現實生活狀態進行切實的評判，保持一種無私無畏的批判精神，也是最值得推崇的道德風骨。不能保持和宣揚自己的宗教品格和主體信仰，大搞相似佛法，媚俗與庸俗，正是佛教衰落的曆史教訓，被社會輕賤的直接根源。
(二)浮躁與貴族化問題。
主要針對都市佛教個人修行中的奢靡風氣。
大都市的商業化氛圍，勾起人們的欲望，光怪陸離的生活方式，也容易教人心猿意馬。有人評價過去上海的商業化特點，導致了兩個結果：一是上海人開始逐步遠離自然經濟的生存方式，市場成爲人們生活存在的必要前提；二是上海人的心理和生活方式趨向奢靡，行爲“往往逾製”，沒有嚴固的心理束縛和禁锢。(尹繼佐主編《2002年上海社會發展藍皮書：城市管理與市民素質》頁39，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2月版)也就是說，都市商業化發展使人們漸漸抛棄了淳樸節儉的良好生活習慣，追求個人主義的奢靡生活方式，缺乏自律，甚至腐化墮落，使信仰和生命被銅臭氣汙染。
佛教信徒，特別是出家人，從自然屬性上講，也是普通的個體人，他們當然有七情六欲，也有追求富足生活的權力。而且，佛教並不反對現實生活水平的提高，反對苦行和極端禁欲還是佛教創立的思想基礎之一；相反，佛教關于極樂世界的描繪，實際是鼓勵人們追求健康美好的富足生活，充滿了樂觀向上的現實主義風貌。所以，佛教不是消極避世的。沒有對美好生活的憧憬與創造，就不會有持之以恒的信仰動力。但是，佛教認爲淡化對物質生活的過度追求(貪欲)，有利于精神品位的提高，進而有利于超脫物累欲縛，減少精神的沈淪、社會的爭鬥、生命的貶損。因此，佛教利用嚴肅的戒律，節製信徒以及衆生的欲望，要求擔當“人天導師”的正法主持者們樸素節儉，體現出一種生活價值理念，昭示著一種高尚的生活情趣。“超凡脫俗”不是一句空話，是要付出代價的，而得到的將是思想的弘揚與品格的提升。
可惜，佛教界一些人越來越在形象上下工夫，一擲千金，擺闊鬥富，金縷玉衣，龍床高臥；上行下效，追名逐利，嫌貧愛富，聚斂錢財，殿宇高廣；……“修行人”成了爆發戶，“人天導師”家財萬貫、俗不可耐，還要裝腔作勢、附庸風雅！——都市佛教中，佛教徒的淺薄、浮躁和生活貴族化傾向，已經成爲社會批判的焦點。其實質隱含著信仰的缺失、道德的淪喪。回想曆史上“叁武一宗”法難的內因，就是僧衆生活的腐化與墮落，才授人以柄的。
(叁)勢利與冷漠化問題。
主要針對都市佛教徒社會責任中的道德缺陷。
人的道德行爲與一定的社會風氣是密切關聯的。新的時代，都市人有了新的精神面貌。但是，即使談到道德風尚已經今非昔比的上海人，不少人還認爲其市民素質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一是自我意識增強了，但是公共意識還不足；二是公益意識還不足，對于困難人群，有些人還有漠不關心的現象；叁是創造、創業和創新意識還不足，不敢冒險，容易安于現狀，小富即安；四是協作意識還不足，自己辦事勁頭十足、成功率也高，與人合作老是算計別人、斤斤計較(同上，頁274)。其實，所說的四種不足歸結到一點，就是社會責任意識不強，自私自利。對佛教徒來講，就是缺乏積極的大乘菩薩精神。應該承認，佛教徒生長在同樣的社會風氣中，必然受到消極的影響，事實也是這樣的。
因爲只考慮自己的利益，自然要勢利，對其他社會成員和貧弱的信徒冷漠化，就是自然的了。都市佛教徒中也存在一定的“弄堂情結”，有“小市民氣”，是需要批評和引導的。而作爲帶頭人的出家人、法師們，能否以身作則，積極主動、真誠自然地去關心信徒、幫助大家，起到楷模的作用，將成爲推進佛教道德建設的關鍵。
另外，佛教如何應對城鄉之間的差異性和矛盾性，並在城市化進程中發揮積極作用？這是都市佛教發展過程中應該認真考慮的問題，實質上是都市佛教界如何發揮自己的“區位優勢”，推動佛教界(包括自身)相互借鑒，從對優秀傳統與不良習慣的揚棄過程中，共同進步，最終提高佛教整體社會形象，尋求到一個合適的社會價值定位。
首先，從總體上講，城市與鄉村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和矛盾性。城鄉對立隱含著中心與邊緣、工業文明與農業文明、開放與保守等文化上的二元對立組合。城市在政治、經濟、文化上都居于主導地位，領導著社會文明的發展方向。隨著城鄉群衆經濟收入差距的拉大，分化出不同的社會階層，“階級矛盾”的産生與激化都是在所難免的。這種社會現象還將廣泛地存在，不僅是城鄉之間，即使城市或鄉村內部也在所難免。也就是說，在未來的社會生活中，如何利用佛教“衆生平等”的思想教理，去關注不同的社會階層，特別是幫助社會弱勢群體，以及引導社會強勢階層樹立平等友愛的人生觀、價值觀，促進社會的健康發展，將是一個不容回避的責任，也是一個佛教能夠發揮作用的機遇。
同時，中國社會未來發展的一個趨向是城鄉一體化進程會加快，城市化將是社會現代化的一個突出標志。城市化是一個動態的發展的過程，是一種綜合的複雜的經濟和社會文化現象。從文化的角度說，所謂城市化，就是人類在經曆自然生態的過程中組合成高密度的會聚地，以此來建構自己獨有的文化形態。城市是創造新文化、新知識、新理念的場所，城市中彙集了知識、人才和科技，起著文化主導的作用，代表著現代文明。從文化的特點看，城市文化的精神是屬于物質化和世俗化的，城市是世俗的發源地，市民在實際生活中講究實用和現世主義，追求實際利益；城市生活節奏是緊張快速的，城市人的行爲價值具有理智、冷靜和功利的特點，在人際交往中更注重理性原則；而鄉村生活則是悠閑緩慢的，鄉村人的行爲價值是重于情感的、直觀的、淳樸的，是基于生命的感覺脈動，在人際交往中塗有鮮明的血緣色彩。在城鄉居民的交流過程中，城市人在才智上、生活上的優越感，容易産生對鄉村居民的鄙視感；其開放的、理性的、功利的行爲趨向，也與鄉村居民的行爲趨向不同，而産生不同的信仰價值追求。佛教如何應對不同的信仰需求，在促進社會城鄉一體化進程中能夠發揮特殊的積極作用，也是一個必須切實對待、並要拿出具體可行措施的現實問題。
(本文主要內容曾在上海玉佛寺內刊《覺群》上分別發表，筆名釋索。現爲修改稿。)
《社會城市化發展中的佛教信仰問題》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