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作序、注解，给中国禅法的影响很大。
吴末帝孙皓执政时，法令繁琐、残暴。朝廷废止不合礼制的祭祀，波及到佛寺，并打算毁掉佛寺。孙皓说：“佛教由何而兴
佛若是真神，与圣典相应，应事奉其道。若是有名无实，就要毁佛焚寺。”众大臣劝谏说：“佛的威力不同于其它的神，因康僧会的感应，大皇创立了这座寺院，现在若是轻率的把它毁掉，恐怕以后会后悔的。”孙皓派遣张昱到寺院去诘问康僧会。张昱文雅而有才辩，到寺院见到康僧会后，他多方发难，康僧会随机应变，言辞锐利，文理锋出，从早上一直辩论到傍晚。张昱说不过康僧会，只好告辞了。在康僧会送张昱出门时，张昱正巧看到在寺院旁边有人在进行不合礼制的祭祀，张昱说：“佛教的教化既然已经传布，这些人就在你们寺院附近，他们为什么不改信佛教
”康僧会说：“雷霆击破山顶，聋子却听不见，这并不是因为声音太小。如果理义通达，则万众响应，如果阻塞，就会造成对立。”张昱回去后，感叹康僧会的才智超人，希望由孙皓来明察。孙皓请来康僧会，问：“佛教所说的善恶报应，指的是什么
”康僧会回答说：“圣明的君主以孝慈来治理国家，吉祥的神鸟就会在天空飞翔，南极星也会出现在天空；用仁德来育化万物，甘美的泉水就会涌出，长出茁壮的禾苗，这就是吉祥的象征。善有瑞兆，恶有恶兆。所以在隐蔽的地方做了坏事，将会被鬼神惩罚，在明显的地方做了坏事，将会被正义的人讨伐。《易经》中说“积善余庆”，《诗经》中说“求福不回”，这虽然是儒家经典的格言，也是佛教之明训。”孙皓说：“既然是这样，周公和孔子已经把道理讲明白了，还要你佛教有什么用
”康僧会说：“周公和孔子所说，只是浅近的道理，至于佛教，则讲的更透彻、更细致。所以，做坏事就有地狱长苦在等待着你，若是做好事，则有天宫永乐。我举出以上例子，无非是为了明理劝戒。”孙皓听后大为叹服。
孙皓虽然已经闻所佛法，但还是不改昏暴、残酷的性情。后来卫兵在后宫的治园挖到一尊金佛像，有几尺高，呈献给孙皓，孙皓将佛像放在厕所前，用粪汁浇灌佛像，并和大臣们取笑为乐。随即孙皓浑身肿痛，尤其是阴处疼痛难忍，呼叫连天。太史占言，是因为冲犯了大神，孙皓马上到各个神庙里去祈祷，还是不能消除疼痛。有一个敬奉佛法的宫女对孙皓说：“陛下到佛寺里去求福了吗
”孙皓抬起头来问道：“佛神是大神吗
”宫女说，“佛是大神。”这时孙皓才有所感悟。宫女将金佛像迎到大殿上，用香汤洗了好几十遍，又烧香忏悔，孙皓在枕头上叩头，述说自己的罪状，一会儿痛肿减轻了，又派使者到佛寺去问讯和尚，请康僧会来讲经说法。康僧会到后，孙皓详细询问了罪与福的各种由来，康僧会为他一一剖析，言辞精辟、扼要。孙皓也是有才气的人，听后很高兴。孙皓又要求看佛门的戒律，康僧会便取信徒们日常所用戒条给他看。孙皓见佛法慈悲广大，便心生善意，随即请受五戒。此后，孙皓就将康僧会住的寺院加以修饰，并宣示皇族全体成员，必须信奉佛法。由于有了帝王的支持，康僧会后来在建业很顺利地传播了佛法。
关于康僧会在吴的译经，梁《高僧传》卷一有记载说：“会于建初寺译出众经，所谓《阿难念弥》、《镜面王》、《梵皇经》等，又出《小品》及《六度集》、《杂譬喻》等，并妙得经体，文义允正。”这里既说明了康僧会译经的数量，也反映出他的译经质量。他还为《安般守意》、《法镜》、《道树》等三部经作过注释并序。唐道宜的《大唐内典录》卷二收录的康僧会译经则有一十四部，二十九卷。到了唐智升的《开元释教录》则又只剩下七部，二十卷了。智升认为：道宣所录十四部译经中，有四部出自《六度集经》，另外三部是经的注解，不能算作译经，故他的译经只有七部，二十卷。
自安世高开译事以来，中土佛教就存在着两个系统，即安世高所传的小乘和支谶所传的大乘，康僧会把两者结合起来，他的小乘佛学是直接从安世高的三弟子(韩林、皮业、陈慧)学的，而且是“非师不传”，不敢超出。他的异术，也与其小乘佛学的修养有关。从其译籍看，他又十分重视大乘佛教，所译《六度集经》，乃言大乘菩萨所应修持的六种法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明(后译为“智慧”)。小乘佛教讲自度，以禅修正自心，大乘佛教更讲度人，以六度救世人，治国家，两者结合，为“正心治国”(《六度集经》卷八)《明度无极章》云：“教吾子孙，以明佛法，正心治国。”，这极似儒家的修齐治平。
康僧会还融儒家的仁孝学说入佛，他曾告诫末帝孙皓，明主以孝慈训世，以仁德育物，而孝慈仁德“虽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完全可以为佛教所用。儒佛各有特点“周孔所言，略示近迹，至于释教，则备极幽微”，两者可以互补。
康著还多采道家之言，例如，其《安般守意经序》中论“心”云：“心之溢荡，无微不浃，恍惚仿佛，出入无间，视之无形，听之无声，逆之无前，寻之无后。”(《出三藏记集》卷六)这完全是道家的语言风格。康僧会实际上已有三教会通的看法，这在中国佛教史上也是首创。
东吴的译经，除了支谦和康僧会之外，还有维只难、竺将炎、支强梁接等人。维只难为天竺沙门，于孙权黄武三年(224)携《法句经》的梵本来到武昌，由他的同伴竺将炎与支谦共同译出二卷。竺将炎后于黄龙二年(230)，在扬都(建业)为孙权译出《三摩竭经》、《佛医经》各一卷。其中《佛医经》是和支谦共译的。支强梁接于吴废帝亮五凤二年(255)，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即{正法华经》六卷，为(法华经》的第一译。
三国时代佛教的传弘，虽然范围还不广阔，但已逐渐和固有的文化相结合。如支谦、康僧会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汉地，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译籍里，不但文辞典雅，并且自由运用老式的成语，
以表达佛教思想。
吴地的佛教文化，应当提及的是梵呗和寺像。关于梵呗，支谦和康僧会都有制作，据{高僧传》卷一载，支谦依《无量寿经》、
《中本起经》作梵呗三契，康僧会则作泥洹(涅槃)呗。康制梵呗成为以后梵呗的楷模。吴地佛寺，最著名的是孙权帮助康僧会建立的建初寺。佛像也在吴地出现，康僧会到建业后，曾经“设像”，此像当为佛像，从交趾带来。当时的画家曹不兴，工龙、虎、马和人物画像，他在历史上有“佛画之祖”的称誉，据说能在五十尺长的绢上作巨大的佛画，他见到康僧会带来的佛像，曾经加以摹写，为吴地著名的佛画家，但其画迹早已散佚。
到孙綝为帝之时，禁止佛教信仰，拆毁寺庙，使佛教遭受暂时的曲折。
《吴志·孙綝传》曰：“綝意弥溢，侮慢民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又毁浮屠祠，斩道人。”不过孙綝对佛教摧残并没有维持多久，佛教经过短暂的曲折之后，便重新恢复了生机。
二、江苏北部的佛教
在三国时期，江苏长江以南属于吴国管辖，所传佛教概况基本如上所述。扬州(不包括扬州)以北至徐州属于魏国所辖，所以江苏以北受到魏国洛阳一带所传佛教的影响比较大。曹魏之初，曹操曾对佛教和其他神仙方术、鬼神祭祀等加以禁止，但民间佛教信仰并未绝迹。文帝曹丕继位之后，重又开通了西域的交通，焉夷、于阗、鄯善、龟兹都遣使来魏入贡，僧人也先后来魏译经传教，他们都受到曹丕的礼遇。当时由异域来洛阳传教的著名的译经僧人有县柯迦罗、康僧铠、昙帝和白延等人。
昙柯迦罗，中天竺人，家世富贵，常修梵行。昙柯迦罗幼年聪明过人，读书过目文义皆通，擅长星宿图谶之术。年二十五岁，入一僧坊，看见毗昙学之书，他取来观看，茫然不解经义，认真拜读又愈加迷茫。于是感叹说：
“我学习多年，游刃于经籍之中，义不再思，文无重览。今睹一佛书顿出情外，必当理致钩深，别有精要。”他于是请一僧为他解释经义，遂深悟因果通于三世，始知佛教奥义其他书籍都不能及。昙柯迦罗于是舍弃俗世之荣华，坚持出家苦行，他勤奋钻研大小乘经典和诸部毗尼。常贵游化不乐专守。
他于魏齐王曹芳嘉平年间来到洛阳，主要从事当时初成的僧伽团体的组织工作。因为汉地当时还不知道僧伽组织的具体戒律，故只是“着坏色衣，剪落殊俗”而已，昙柯迦罗决心改变现状，他于是举行斋戒、经忏的佛事活动，借此大弘佛法。当时众僧人都请昙柯迦罗翻译戒律经典以供大众学习，昙柯迦罗认为律部曲制文言繁广，佛教未昌未必实用，他于是只翻译出比较通俗的《僧祗戒心》，以供僧众朝夕读诵。同时还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中国佛教戒律由此而开始流传。而昙柯迦罗更成为后代律宗的初祖。
又有沙门白延不知何人，也才明深解。他于魏甘露中至洛阳。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等凡六部经。魏国当时还有一位僧人一一沙门康僧铠，康居国人，他于嘉平年间到达洛阳，译出{郁伽长者经》一卷和《无量寿经》二卷。前者是律典，讲在家居士所守的戒律，后者则是宣传西方净土信仰，为后来净土宗的重要经典，为净土三部经之一，在中国佛教史上有深远的影响。昙无谛是安息国人，善于律学，他于曹魏年间来到洛阳，据说，他曾在白马寺译出法藏部经典《昙无德羯磨》一卷。安法贤，是安息人，也曾在魏国译经。白延，不知为何国人，曹魏正始年间他重译了《首楞严经》，又译《须赖经》和《除患经》，在高僧传中有关于他的简短传记。
这一时期中，中土沙门开始西行求法的人是朱士行。士行，颖州人，出家以后，研钻《般若》。以此经旧译文义不贯，难以通讲，常慨叹其翻译未善；又闻西域有更完备的《大品经》，乃誓志西行寻求。以甘露五年(260)从雍州(在现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到了于阗(今新疆和阗，当时大乘经教盛行)，写得《大品般若》的梵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遣弟子弗如檀(译云法饶)等十人送回洛阳，后于元康元年(291)由竺叔兰译出，名《放光般若经》。他本人即留在于阗，到了八十岁圆寂。
从以上对三国时期的江苏佛教发展概况介绍可以看出，江苏以北的佛教主要是受到洛阳译经高僧所传佛法的影响，而江南的佛教则是以东吴的佛教为主。总体来看，三国时期的江苏佛教还主要是以佛经翻译为主，对于通俗的讲经说法则很少涉及。三国时期的江苏译经事业为中国以后佛教思想的发展和佛法的传扬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佛教发展过程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摘自《寒山寺》佛教双月刊
《三国时期的江苏佛教(远尘)》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