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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江苏佛教(远尘)

  三国时期的江苏佛教

  远尘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不休,经过黄巾军大起义之后,逐步分为魏、蜀、吴三国。江苏在三国时期分属魏、吴两国管辖。扬州以北至徐州的广大地区属于魏国所辖范围,扬州以南(包括扬州)的江南地区属于东吴所辖的范围。三国时期,吴国的国都设置在建业(今江苏南京),而且吴国的几代帝王还比较信奉佛教,所以江南的佛教在当时比江苏北部的佛教兴盛。因此,通常我们说江苏佛教,都是以东吴的佛教为主。下面就对三国时期江苏南北佛教分别予以介绍,重点以东吴为主。

  一、江南佛教概况

  东汉后期,农民暴动此起彼伏,影响波及江南。以黄巾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斗争十分激烈。富春人孙坚当时就参与了与黄巾军的战争。黄巾军失败后,他又参加了讨伐董卓的联军,隶属于袁术。孙坚死后,其子孙策率领孙坚的旧部东渡,削平了江南刘繇、王朗的势力,又吞并了刘勋部属三万余人,控制了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建安五年,孙策死,策弟孙权(公元182-252)统治江南。赤壁战后,孙权的势力逐步在荆州扩展。建安十五年(210年)孙权派步骘进兵岭南,招抚了岭南一带达二十余年的士燮兄弟,东南半壁大致都处于孙权的统治之—F。建安十六年,孙权将治所由京城(今江苏镇江)迁到建业(今南京),建立了吴国政权。

  孙权英武果断,胆略过人。他在吴国建都之后,平定了江南一带叛军,使东吴政治安定,人民安居乐业。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他还采取各种措施减免赋税、兴修水利;他还鼓励技术熟练的手工业工人从事丝织、冶铸生产。这些措施促进了东南地区经济的发展,提高了东吴的综合国力,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安定了民心。

  在工农业生产都得以稳定发展之后,孙权逐步重视对思想文化的建设。由于孙权起初是一个道教的倡导者,在他统治的时期,道教是当时宗教的主体。孙权对神仙巫术情有独钟。他曾专门封一个名叫“王表”的奇人术士为“辅国将军”,国内有什么自然灾害、疫病等不幸事件发生,孙权都直接向他请教。自支谦和康僧会来到建业之后,孙权由于受到佛教的影响,开始正式支持佛教的发展。

  吴地佛教,其时间跨度自黄武元年(222)至天纪四年(280),共近六十年的历史。吴地佛教以建业为中心,活动以译经为主,与魏地佛教相比,吴地译经更具规模,著名的译经僧为支谦和康僧会,这两人虽然祖籍西域,但由于生长在汉地,长期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因而在其译经中能够注意佛教文化和汉地文化的结合,这是印度佛教在中土生长的重要基础。

  (一)支谦的建业译经

  支谦先于康僧会来到建业,受到孙权的重视。据《高僧传》记载:支谦,字恭明,一名越,中国佛教史上著名翻译家,多才多艺的佛教居士。其祖本月支人,汉灵帝时,归化中国。谦十岁学书,十三岁精通六种西域方言,曾受业于支亮(支谶的弟子),博览群箱,莫不究练,世间技艺,多所综习,时人称为“智囊”。献帝末年,汉室大乱,谦乃与乡人奔吴,吴主孙权闻其博学有才慧,召见之,试问经义,谦应机释难,无疑不析,权大悦,拜为博士,命辅导东宫,教授太子。太子死后,他隐居于穹窿山中,不参与世务。他曾从沙门竺法兰受持五戒,凡所交游,也皆是沙门,俨然一出家人。谦既得权的信任,以善华语之长,乃从事译经工作,并曾作梵呗三契行世。晚年隐居穹窿山,春秋六十而卒。

  支谦从小胸怀不忍之心,据《居士传》(传一)记载,支谦七岁时在邻居家骑竹马游戏,不小心被狗咬伤小腿,邻人欲杀死狗取其肉敷于伤口上,支谦劝阻说:“天生此狗为人守家,我若不来,终不见咬,失在于我,非关于狗。杀之得差尚不可为,况无益而招大罪。”邻人被其言辞感动,从此不再杀生。还有记载说,汉末寇乱时,支谦随乡人避乱到吴地,初离家时,仅有一被,有客随行而无被,夜里支谦叫他与自己同睡一铺。不料夜半时,客人掠被而去。次日,乡人问其被子,支谦说出原因,乡人都很气愤,劝他告发此客。支谦说:“我如告发,此人必将遭死刑,难道因为一被而要杀害一个人的性命吗

  ”乡人听后无不感叹。

  支谦的佛教事迹主要在译经上,居吴地期间,他前后共译经三十六部、四十八卷。其中主要是大乘经典,皆辞旨文雅,盛传于世。《出三藏记集》卷十三《支谦传》说他“收集众本,译为汉言,从黄武元年至建兴中(公元223—253年),所出《维摩诘》、《大般泥洹》、《法句》、《瑞应本起》等二十七经”。支谦译经数量,各说不一。据近代佛学家吕潋先生考证,晋道安《经录》中有三十部,梁僧祜据《别录》补充了六部,慧皎《高僧传》说有四十九部,隋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则增至一百二十九部。他考订支谦译经只有二十九部。部分经名如下:

  《无量寿经》二卷、《须赖经》一卷、《维摩诘经》二卷、《私诃末经》一卷、

  《差摩羯经》一卷、《月明童子经》一卷、

  《龙施绘》一卷、《七女经》一卷、《了本生死经》一卷、《大明度无极经》四卷、

  《慧应三昧经》一卷、《无量门微密持经》一卷、《菩萨本业经》一本、《释摩男经》一卷、《赖吒和罗经》一卷、《梵摩渝经》一卷、《斋经》——卷、《大般泥洹经》二二卷、《义足经》二卷、《法句经》二卷、

  《四愿经》一卷、《盯难四事经》一卷、

  《八师经》一卷、《孛经抄》一卷、《瑞应本起经》二卷、《菩萨本缘经》四卷、《老女人经》一卷、《撰集百缘经》七卷。

  上述译经中,有的是他人所译,支谦略加修改或作注,如《了本生死经》,有的是他与别人共译,如《法句经》、《佛医经》等。另外,《历代三宝记》中的《菩萨本缘经》与{大唐内典录》,虽出处不明,但从文体判断,公认为支谦所出。这些译典中,最为重要,在中国佛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当是《维摩诘经》,此经讲述了在家居士维摩诘的故事,强调佛法不离世间,信佛不一定要出家,关键在于要有坚定的信仰和自觉的修行。此经的核心理论,乃是“不二法门”,所谓“不二”,是一种非一非异的中观思想,生灭不二,垢净不二,善恶不二,罪福不二,有漏、无漏不二,世间、出世间不二,生死、涅槃不二,明、无明不二,色空不二,佛与众生不二,等等,共有三十一种不二法门,然其意在说明,一切都是无差别的,是没有对待的境界。这种思想极受魏晋士人的欢迎,也成为中国佛教的一个重要理论来源。

  支谦对佛经的改定、翻译和注释,都贯彻了他自己特有的思想和风格。东晋支敏度赞扬他说:“越才学深澈,内外备通,以季世尚文,时好简略,故其出经,颇从文丽。然其属辞析理,文而不越,约而义显,真可谓深入者也。”支谦所译经典的最大特色是在“深入”原著的基础上,力求文丽、简约,并且为了适合汉人的口味,多用意译代替音译。这样一来,译文的忠实性不能不受到一定的影响,他的译经虽不若后世罗什、玄奘译经之准确,但支谦所开创的文丽简约的译风在推动佛教普及化方面,无疑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在佛教译经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从这方面看来,他仍然是一位有突出贡献的翻译家。

  (二)康僧会的江南弘法

  在支谦之后,康僧会于东吴赤乌十年

  (公元247年)来到建业,据《高僧传》记载,康僧会的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印度。其父因经商而移居交趾(今越南河内)。康僧会即出生于交趾。十几岁时父母先后去世,他便在交趾出家为僧。出家后,他广泛阅读,对佛经和儒家六经,以及诸如天文、地理、图谶等方面的典籍,都有很深的了解,他也写得一手好文章。

  公元247年(吴赤乌十年),康僧会来到当时还没有佛教的建业,于是便设像行道,传播佛法。由于康僧会身着僧服,形象奇特,东吴都觉得很奇怪。不久孙权召见了这位西域天竺来的僧人。康僧会利用这个直接见面的机会,向孙权介绍佛教的创始和基本教义。孙权听不明白深奥的经义,就要求康僧会也像道士一样弄一些“显灵”的东西来让他信服。康僧会要求给他七天的时间,他对弟子们说:“佛法兴废,在此一举,如若不成,以后不会再有机会了。”他于是洁斋于清静之室,将一个铜瓶放在几上,烧香礼请舍利。七日的期限到了,却寂然无应,康僧会请求再延长七天,孙权又答应了,可是第二七天又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反应。康僧会于是要求孙权再宽限他七天时间,又得到孙权的准许。康僧会对徒弟说:“佛法灵验,应该降临,只是我们这些人没有感应,当以誓死为期I”到第三个七天的傍晚,还没有反映,到夜里五更十分,忽然听到铜瓶中铿然有声响,康僧会前去看视,果然得到了一颗舍利。第二天早上呈给孙权,满朝的官员都来围观,舍利的五色光芒,照曜船上。孙权拿着瓶子,把舍利倒在一个铜盘上,舍利落下,将铜盘撞碎了。孙权大惊,肃然而起,说:“真是世上稀有之瑞啊!”康僧会进言道:“舍利的神威,岂是仅仅只有光相,劫火烧它不能焚,金刚杵砸它不能碎。”孙权令人来试试。康僧会发出誓言道;“佛法广大无边,遍及万众,苍生仰望泽被,愿佛法再次降下神迹,以显示威灵。”孙权让人把舍利放在铁钻锤上,让大力士用力敲击,钻锤都打坏了,舍利却丝毫没有损伤。孙权大为叹服,立即下令为康僧会建造寺院,这就是吴国最早建立的佛寺,取名为建初寺。建佛寺的地方也被叫做佛陀里,从此,江左一带佛法兴起。

  康僧会在建初寺前后30多年,讲授并译出了《p町难念集经》、《镜面王经》、《察微王经》、《梵皇经》、《杂譬喻经》、(六度集经》等,还为《法镜经》、《道树经》及安世高翻译的《安般守意经》注解、作序。他还曾从安世高的弟子陈慧那里学习禅法。《安般守意经》经康僧会及后来道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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