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佛教世俗化之探微——关于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人间净土思想发展的一些思考
项运良
世俗化是现代宗教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现代中国佛教也在经历这个过程，人生佛教、人间佛教、人间净土思想的产生、发展是其突出表现。本文以太虚、印顺和星云三位佛教思想家和实践家为代表，着重探讨现代中国佛教世俗化的历程、趋势，阐述各思想体系之间的异同，指出他们共同点是将净化社会、人的精神满足及物质帮助放在第一位，建立以人为本、适应现代社会、提升现代社会的佛教理念。这也表明了现代中国佛教世俗化过程与现代化过程并行不悖，世俗化，意味着现代中国佛教更多地关注人及人类社会，也就意味着现代化，这符合和谐社会建设的根本要求。
一、世俗化含义
世，即一个时代，有时特指三十年；俗，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等。世俗，意指尘世的、非宗教的。这意味着社会上流行的是所谓平凡的，而与之相对的宗教领域则具有神圣性。
世俗化(Secularization)是西方宗教社会学提出的概念，关于世俗化的概念，学术界还没有定论，一般来说，主要是用来形容宗教在现代社会发生的一种变化，即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逐渐褪去宗教色彩，宗教与社会其他领域相分离，由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影响，退缩到一个相对独立的宗教领域里，从而引起的对其他领域影响的减弱或控制程度的弱化。
可以这样理解，“世俗化”即“非神圣化”，意指宗教传统神圣观念和象征的退隐，人们对宗教的神圣感、神秘感被今日之理性与现实取代。“非神圣化”之后，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仍然保持其相对独立性，在思想、行为、组织、场所上体现着与世俗的极大不同，但宗教本身的价值体系依然存在。同时，“世俗化”也意味着宗教在积极回归现实世界、直面现世人生，强调对现实的关切和自身的现实作为，在任何时候，神圣化与世俗化都并行不悖。这样，宗教并未被“世俗化”所湮灭，而是促使宗教更全面、更广泛地渗入现实生活，在社会存在及发展的方方面面以直接或间接、公开或潜在的方式顽强地体现其自我，为社会作出其积极的贡献。
所以，世俗化是宗教逐渐丧失以往在世俗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回归神圣自我而又相对局限的领域，通过反哺世俗社会，专注于民生问题，体现自身存在价值的一种发展方式，从而通过世俗化实现现代化。
二、现代中国佛教的世俗化
所谓现代中国佛教的世俗化是指：人们对佛教的宗教神圣感、神秘感的消解，佛教神圣地位的逐步弱化；但佛教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依然深刻地影响世俗生活，佛教呈现出积极回归现实世界、直面现世人生的趋势，重视自身现实作为，全面广泛地参与现实生活，专注于民生问题的解决。
佛教所关注的中心是“人”，是现实的人生。“人”是佛教产生、存在、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佛教一切问题的中心，没有人便没有佛教。在这个意义上说，佛教自始至终便是关于“人”的宗教。
(一)“人生佛教”思想是中国现代佛教世俗化的开端
人生佛教是由太虚大师于20世纪初提出的宗教理念。当时佛教发展出现了内外交困的情况，就内部来说：一是佛教给人第一印象总是消极隐遁，清心戒欲，出离苦行，远离人间，独善其身；二是一说到佛教就给人以神秘感，呈现于人们视野的总是念咒、焚香、敲木鱼、超度等，带有迷信色彩，甚至与之等同。此时之佛教，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看，其义理、哲学思想的发展几乎停滞，对现实的关注也随之放松，渐渐远离人生，成为巫鬼教、神教。其次，就外部来说，现代之初的中国，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加之无神论的快速传播，迫于生计，社会上经常出现驱僧夺财、毁坏寺庙佛像、占庙办学的现象。
对此内外交困之情形，太虚大师针对当时佛教某些不符合社会需求的现状，以及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他在致力于整理僧伽制度实践的同时，为展现佛法对人生的真义，努力回溯佛法本源，以寻求推进佛教革新的根本性依据，促进佛教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佛教革命三大主张”。
我对于佛教协进会所定的章程及宣言，虽极和平，然有一次演说，曾对佛教提出了三种革命：一、教理的革命;二、教制的革命；三、教产的革命。第一、关于教理的革命，当时的《佛学从报》曾加反对。我认为今后佛教应多注意现生的问题，不应专向死后的问题上探讨。过去佛教曾被帝王以鬼神祸福作愚民的工具，今后则应该用为研究宇宙人生真相以指导世界人类向上发达而进步。总之，佛教的教理，是应该有适合现阶段思潮底新形态，不能执死方以医变症。第二、是关于佛教的组织，尤其是僧制应须改善。第三、是关于佛教的寺院财产，要使成为十方僧众公有——十方僧物，打破剃派、法派继承遗产的私有私占恶习，以为供养有德长老，培育青年僧材，及兴办佛教各种教务之用。[1]
由此可见，太虚大师之所以提倡佛教改革，就是由于当时佛教自身专事于人死后天堂说教，缺乏对现生的应有关注，躲在神秘之暗处，让大众无法沐浴佛法之灵光。因而，太虚大师强调佛教要“涤除一切近于“天教”、“鬼教”等迷信，于各个时代背景基础上建设“趋向无上正遍觉的圆渐的大乘佛学””。“以实践人乘行果而圆解佛法真理，引发大菩提心”，修学菩萨胜行，“直达法界圆明之极果”。也就是要打破佛教被误认为的神秘而又神圣的灵光圈，将佛教等同于纯粹的精神生活，认为佛教回避现实生活的错误看法。
恰恰相反，佛教立教之本意为拔苦与乐，是要让人直面生死这个人类的根本问题，让活着的人在现实中摆脱“八苦”，排除现实中的万难，积极生活，行善积德，做一切有益于社会和他人的事；让即将入木之人摒除对死的恐惧，给灵魂以人性的关怀，从而使人断灭生死观念，达到极乐。因此，佛教应该积极参与现实生活，不能躲在一处独善其身。“佛教，并不脱离世间一切因果法则及物质环境，所以不单是精神的；也不是专为念经拜忏超度鬼灵的，所以不单是死后的。在整个人类社会中，改善人生的生活行为，使合理化、道德化、不断地向上进步，才是佛教的真相”。在这个意义上说，佛教是人类达到理想生活与境界的手段和载体。所以，太虚大师推行改革是因为佛教的世俗化，即在世俗社会的影响力减弱；太虚大师强调的人生佛教，其本身也是一种世俗化，就是要让佛教进一步与世俗生活接轨，鬼事与人事并重，为世俗社会实实在在地做一番事业，达到扎根于民和影响重建。
可以说，人生佛教理念的传播，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意味着现代佛教世俗化进程的开端。
(二)“人间佛教”思想推动了现代中国佛教世俗化进程
“人生佛教”，是太虚大师针对重鬼神的中国佛教而提出的，“人间佛教”则是印顺法师以佛教的天化、神化情况严重影响到中国佛教，所以不说“人生”而说“人间”，希望中国佛教能去除神化，回到现实的人间，深深地植根于人间。从人生佛教到人间佛教，是现代佛教世俗化的深入发展。
“人间佛教”是人生佛教的发展，其主要代表人物印顺法师(1906－2005)，是当代台湾佛学大师，太虚大师的学生，“人生佛教”理论的坚决拥护者。20世纪40年代末，印顺大师进入台湾后，一直以弘扬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理论为己任，继承和发展了太虚大师的“人生佛教”思想。“印顺法师常说，他提倡的是“人间佛教”，但佛光山的星云法师也说，他提倡的是“人间佛教”。可是，坦白说，两者的内涵并不一致，而且“人间佛教”一词，仍是印顺法师为了修正太虚的“人生佛教”而提出来的。其酝酿此说的思想背景，是为了减低“人天乘”中的“神通色彩”，而合于《阿含经》中“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的说法”。[2]因而印顺法师所倡之人间佛教乃为去除佛教中过于神通之色彩，回到现实人间，把人、人间作为改造的对象。
印顺法师在《人间佛教要略》一文中说：“人间佛教，为古代佛教所本有的，现在不过将他的重要理论，综合的抽绎出来。所以不是创新，而是将固有的“刮垢磨光”。……人间佛教，是整个佛法的重心，关涉到一切圣教。这一论题的核心，就是“人·菩萨·佛”──从人而发心学菩萨行，由学菩萨行而成佛。佛是我们所趋向的目标；学佛，要从学菩萨行开始。菩萨道修学圆满了，即是成佛。”[3]菩萨行的特点是普渡众生，依戒以成佛，施爱于众生，拔除众生之苦，将爱播撒于世间，这意味着“人间佛教”是要在现实世界追求悟道成佛，将人在现实中的广行善事作为成佛的重要标准，即现世菩萨行是成佛的关键。说到底就是要求广大民众以普渡众生为己任，积极入世，参与社会生活和各种公益事业，而不单是精神的跃升。相反，那些所谓的精神神通、善于鬼事会有碍于佛教的发展。
因此，“大师说“人生佛教”，我说“人间佛教”。一般专重死与鬼，太虚特提示人生佛教以为对治。然佛法以人为本，也不应天化、神化。不是鬼教，不是(天)神教，非鬼化非神化的人间佛教，才能阐明佛法的真意义”。[4]这意味着印顺大师继承和发展了太虚的佛教思想，要求佛教徒不偏于神化佛教，而应专注于世俗事务与民生，践修菩萨行，以此达到成佛。他认为：“所以特提“人间”二字来对治他：这不但对治了偏于死亡与鬼，同时也对治了偏于神与永生。真正的佛教，是人间的，惟有人间的佛教，才能表现出佛法的真义……人间佛教是根本而最精要的，究竟彻底而又最适应现代机宜的”。佛教不能只关注人生问题，也不能将佛教神化、天化，佛教更应参与到人间、社会中去，努力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由此，我们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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