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禅教一致
张文良
慧能创立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所揭橥“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宗旨，为芸芸众生指出了一条自性自度、自性成佛的殊胜法门。禅宗所标榜的“教外别传，不立文字”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和特定的内涵，并非否定教相，弃绝文字。无奈后世浅智钝根，不明就里，判宗与教为两家，各立门户，互相倾轧，习宗者执宗以非教，习教者执教以轻宗，饶饶喋喋无有穷已。径昔古德如圭峰宗密、永明延寿及明末四大高僧云栖衬宏、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藕益智旭等，以明心为衡准，陶镕理性，抉择是非，力倡性相不二，禅教合一，拔迷雾而佛日重朗，祛无明而佛心显，其不刊之论与苦心孤诣，诚足凌砾万古者也。本文欲依其遗教撮其大要，申而明之，以期参禅者藉教以悟宗，习教者明心而见性，尽去遍计情执，普皆悟入佛之如见。
教为佛语禅为佛心
宗与教两种法门之分，虽始自中土禅宗，而其端绪实本于《楞伽经》。经云：“佛告大慧，一切声闻缘觉菩萨，有二种通相，谓宗通与说通。大慧，宗通者，谓缘自得胜进相，远离言说文字妄想，趋无漏界自觉地自相，远离一切虚妄觉想，降伏一切外道众魔，缘自觉趋光明辉发，是明宗通相。云何说通相？谓说九部种种教法，离异不异有无等相，以巧方便随顺众生，如应说法，今得度脱，是名说通相。”
佛在这里所说的宗通，即自参自证的禅法；说通，即说法自在的教理。此二法门，一为直接的生命体悟，一为间接的领受解悟，一在心行，一由耳闻。这两种法门，既是释尊宣教利生之法，又是众生祛除无明烦恼，获得涅槃解脱的途径。值得注意的是，佛将宗说二法皆视为开示悟入的善巧方便，其方法虽不同，其最后目标一致。佛虽开示宗说二通，但并没有扬此抑彼或将二者对立起来的倾向。
迨达摩东来，独标见性成佛的微妙法门，谓无上妙道，在离言亲证，非语言文字所能及，于是有一代藏教之外的单传心印的说法。然而所谓不立，所谓教外，并非摒弃一切言教文字之意，不过以文字言教为指月之指、渡河之筏而已。后世不明斯旨者，错会祖意，以不通而妄称不立，将一切文字言教视为悟道之障，一切经论置之高阁。自唐末五代，禅教相非，性相角立，去圣愈遥，流弊愈炽，几使初入宗门者莫知所依。
达摩来华时，中国佛教处在由译经进入研究的过渡时期，佛教界偏重于教理研究，有的宗派热衷于繁琐的辨名析理，结果名愈辨愈繁，而理愈析愈晦，而对佛法的根本、生命的解脱则有所疏忽，可以说堕到戏论中去了。达摩大师特别提出佛教的本旨，不在经教语言文字，警示众生不能陷于文字窠臼，应以了生死大事，求根本解脱为务，可以说是应病予药，感时而发。圭峰宗密禅师在《禅源诸诠集都序》中说：“达摩受法天竺，躬至中华，见此方学人，多未得法，唯以名数为解，事相为行。欲令知月不在指，法是我心故，但以心传心，不立文字，显宗破执，故有斯言。非离文字，说解脱也。”
宗密是禅宗史上有影响的着名禅师。他嗣法禅宗荷泽神会系禅师道圆，曾“集诸宗禅言”而成百卷禅藏《禅源诸诠集》。但他又崇奉当时的佛教华严宗，为华严宗的重要传人，史称华严五祖。正是这种禅教兼修的经历，宗密跳出宗与教的窠臼，扫相破执，和会顿渐二门，明确提出并详细论证了教禅一致的思想。
宗密于《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一开宗明义云：“经是佛语，禅是佛意，诸佛心口必不相违。诸祖相承，根本是佛亲付；菩萨造论，始末唯弘佛经。”教家以经典为依据，经典是佛语的记录，禅门主张“以心传心”，“不立文字”，禅机体现佛的心意。佛的言论和心意是一致的，决不相互违背，因此教门和禅门本来统一，不应该互相抵毁、攻击。对具体的修行来说，经论与禅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宗密认为，经如绳墨，参禅者要避免盲修瞎炼之误，须据经论以指定邪正。此即“绳墨非巧，工巧者必以绳墨为凭；经论非禅，传禅者必以经论为准。”从另一方面看，佛所说的各种经典，因对象不同而内容有别，但“文或敌体相违，义必圆通无碍。”而要确切地领会经典中的“佛意”，就须借助直显心性的禅宗。历代祖师、菩萨对此深有体会，故而“未有讲者毁禅，禅者毁讲”的情况。只是后来因行者学修各有侧重，“所执各异，彼此互违”，才有教禅的种种互相非议。
宗密“凡修禅者，须依经论”的观点，尤其是以华严圆融学说会通禅宗的理路，对后世影响深远。禅宗五家中最后形成的法眼宗即有明显的禅教合一倾向。法眼宗创始人清凉文益即会通华严教义讲禅，且运用入化，不滞文字不露痕迹，显示出具眼者的宗师风范。其《宗门十规论》有颂云：“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闹；欲免心中闹，但知看古教。”鼓励禅者研习经典，反对脱离经教的凌空乏谈。法眼宗的这一传统在文益的再传弟子永明延寿那里得以发扬光大。据载，为了解决禅教之间和教内各家之间的矛盾，延寿曾召集唯识、华严、天台三家的佛教学者，“分居博览，互相质疑”，最后由他以禅门“心宗旨要”加以“折中”，完成百卷巨着《宗镜录》。在此书中，延寿“举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层层剖析，重重引证，全面、深入地论证了禅教一致的原理。
延寿认为，禅宗之所以“绵历岁华，宗风不坠”，是因为从上祖师“以圣言为定量”，“用至教为指南”，以禅契教，依教印心，因此念念皆佛，句句皆禅。后世宗徒轻视古教，“暗于名相，一句不识”，反而高标不立文字，结果只能是“发狂慧而守痴禅，迷方便而违宗旨”。基于此，延寿力倡参禅与研习经典并重。在延寿看来，往昔祖师之所以极言不许看教，是担心宗徒不详佛语，随文生解，失于佛意，辜负佛祖心心相传之宗旨。如果能够因诠得旨，言下顿悟，不作。心境对治，直下了悟自心，则明师何愆，宝藏何过？真正的具眼宗师，莫不守一心而不废万法，习教以涵养其大，参禅以妙通其神，力用交彻，舒卷同时。造乎其极，则即禅教而不滞禅教，名义双绝，佛心俱寂，俱寂而念念皆佛，双亡而句句皆禅。
宗密所提倡的禅教一致说，经延寿等人大力弘扬，在北宋以后逐渐成为禅学的主流。讲求藉教悟宗或以心解教者，代不乏人。北宋高僧圆悟克勤曾以华严宗的圆融无碍“四法界”学说向居士张商英说禅，禅的最高境界就是华严的“理事无碍”、“真俗无碍”的境界。南宋孝宗时有儒士薛澄，从学于天台草庵。草庵去世后，为文作祭，云：“吾佛明心，禅必用教，教必用禅。如江如湖，流虽不同，所钟一源；如日如月，时或云殊，所丽一天。”元代中峰明本禅师也认为：“岂佛法果有教、禅之二哉！以其神悟，教即是禅；以存所知，禅即是教。”
禅宗发展到明代，流弊日盛。参禅者虽不乏其人，但大都以礼诵为下务，以行门为贱役，以佛法为冤家，以套语为己见，以弄唇舌为机锋，以持黠慧为妙悟，棒喝机锋乱用，公案话头泛滥，禅宗几乎走入穷途没路。为扼挽颓风，匡正时弊，明代的禅门耆宿大都重视经教，强调学禅必须以经论所说为依据，否则难以实现真正的悟解。云栖衬宏云：“参禅者借口教外别传，不知离教而参是邪因也，离教而悟是邪解也。”他强调学人应随时随地将禅观和经教紧密结合，以达彻悟。参而得悟，必须以教印证，不与教合则必是邪证。藕益智旭生活在明末清初，目睹当时禅宗的衰败，“每每中夜痛苦流涕”。他曾有志于弘传律学，其后又遍习诸宗，于苦志参禅之余，广读经论，尤其于天台教观用力最勤。从自己的参悟经验中，智旭体会到离教而参禅，不可能得道，故而屡屡强调禅教兼重并习。他曾提出：“宗者无言之教，教者有言之宗，至言也。三藏十二部，默契之，皆宗也；既无言矣，安得谓之教！千七百公案，举扬之，皆教也；既有言矣，安得谓之宗！”这段话可以说是禅教合一的最好概括。
文字般若实相般若
自从释尊于灵山会上拈花微笑，迦叶尊者无言承旨，禅宗重亲证而轻经论似乎成为一大特征。后世宗师更是极尽鄙薄经论之能事。德山宣鉴说：“十二分教是鬼神薄，是拭疮疣纸。”夹山方会云：“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师玄旨是破草鞋，不着更好。”古灵神赞禅师见受业本师在窗下看经，蜂子投窗纸求出，有感而发曰：“世界如许广阔，不肯出，钻他故纸，驴年去！”这是说明心见性是一种神秘境界，须人亲自体验。这种境界不在经典文字里，不是知识的探究，所以向故纸堆里钻，是没有出路的。
然细究之，禅门虽云不立文字，不重经典，实则未曾或时离言离教。世尊拈花示众后，随即说云：“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实相无相，微妙法门，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此八句非语言、非教理而何？至若初祖达摩以《楞伽经》传慧可，五祖弘忍以《金刚经》授慧能，四祖有《法语》，六祖有《坛经》，又为宗门皆知之事实。即素以不立文字为本色的宗师，如道一、百丈、临济、雪峰、雪窦等，皆有法语着作行世，并未完全摒弃文字。
那么从禅宗的究竟义讲，到底应如何看待语言文字(语言是有声的文字，文字是无声的语言)与终极真实的关系呢？
语言文字，依人的思维而生，思维又依一念无明而起。无明妄识念念生灭，虚幻不实，故思想文字亦虚幻不实。不仅虚幻不实，因其由无明生故，其体性又是染污的。云门文偃尝示众云：“即使我能用一句话使你们顿悟，那也只是把粪撒在你们头上罢了。”即是说语言文字从不净的识心中流出来，是不净的，所以不能用以表诠清净无染的自性。还因为语言文字是有生灭的有为法，不能表达无生灭的无为法，所以文字不能直接显现绝对的佛性。《楞伽经》云：“第一义者(指绝对佛性)，圣智自觉所得，非言说妄想觉境界，是故言说妄想，不显第一义。言说者，生灭动摇展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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