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禅教一致
張文良
慧能創立禅宗是中國佛教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所揭橥“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宗旨，爲芸芸衆生指出了一條自性自度、自性成佛的殊勝法門。禅宗所標榜的“教外別傳，不立文字”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和特定的內涵，並非否定教相，棄絕文字。無奈後世淺智鈍根，不明就裏，判宗與教爲兩家，各立門戶，互相傾軋，習宗者執宗以非教，習教者執教以輕宗，饒饒喋喋無有窮已。徑昔古德如圭峰宗密、永明延壽及明末四大高僧雲棲襯宏、憨山德清、紫柏真可、藕益智旭等，以明心爲衡准，陶镕理性，抉擇是非，力倡性相不二，禅教合一，拔迷霧而佛日重朗，祛無明而佛心顯，其不刊之論與苦心孤詣，誠足淩礫萬古者也。本文欲依其遺教撮其大要，申而明之，以期參禅者藉教以悟宗，習教者明心而見性，盡去遍計情執，普皆悟入佛之如見。
教爲佛語禅爲佛心
宗與教兩種法門之分，雖始自中土禅宗，而其端緒實本于《楞伽經》。經雲：“佛告大慧，一切聲聞緣覺菩薩，有二種通相，謂宗通與說通。大慧，宗通者，謂緣自得勝進相，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趨無漏界自覺地自相，遠離一切虛妄覺想，降伏一切外道衆魔，緣自覺趨光明輝發，是明宗通相。雲何說通相？謂說九部種種教法，離異不異有無等相，以巧方便隨順衆生，如應說法，今得度脫，是名說通相。”
佛在這裏所說的宗通，即自參自證的禅法；說通，即說法自在的教理。此二法門，一爲直接的生命體悟，一爲間接的領受解悟，一在心行，一由耳聞。這兩種法門，既是釋尊宣教利生之法，又是衆生祛除無明煩惱，獲得涅槃解脫的途徑。值得注意的是，佛將宗說二法皆視爲開示悟入的善巧方便，其方法雖不同，其最後目標一致。佛雖開示宗說二通，但並沒有揚此抑彼或將二者對立起來的傾向。
迨達摩東來，獨標見性成佛的微妙法門，謂無上妙道，在離言親證，非語言文字所能及，于是有一代藏教之外的單傳心印的說法。然而所謂不立，所謂教外，並非摒棄一切言教文字之意，不過以文字言教爲指月之指、渡河之筏而已。後世不明斯旨者，錯會祖意，以不通而妄稱不立，將一切文字言教視爲悟道之障，一切經論置之高閣。自唐末五代，禅教相非，性相角立，去聖愈遙，流弊愈熾，幾使初入宗門者莫知所依。
達摩來華時，中國佛教處在由譯經進入研究的過渡時期，佛教界偏重于教理研究，有的宗派熱衷于繁瑣的辨名析理，結果名愈辨愈繁，而理愈析愈晦，而對佛法的根本、生命的解脫則有所疏忽，可以說墮到戲論中去了。達摩大師特別提出佛教的本旨，不在經教語言文字，警示衆生不能陷于文字窠臼，應以了生死大事，求根本解脫爲務，可以說是應病予藥，感時而發。圭峰宗密禅師在《禅源諸诠集都序》中說：“達摩受法天竺，躬至中華，見此方學人，多未得法，唯以名數爲解，事相爲行。欲令知月不在指，法是我心故，但以心傳心，不立文字，顯宗破執，故有斯言。非離文字，說解脫也。”
宗密是禅宗史上有影響的著名禅師。他嗣法禅宗荷澤神會系禅師道圓，曾“集諸宗禅言”而成百卷禅藏《禅源諸诠集》。但他又崇奉當時的佛教華嚴宗，爲華嚴宗的重要傳人，史稱華嚴五祖。正是這種禅教兼修的經曆，宗密跳出宗與教的窠臼，掃相破執，和會頓漸二門，明確提出並詳細論證了教禅一致的思想。
宗密于《禅源諸诠集都序》卷一開宗明義雲：“經是佛語，禅是佛意，諸佛心口必不相違。諸祖相承，根本是佛親付；菩薩造論，始末唯弘佛經。”教家以經典爲依據，經典是佛語的記錄，禅門主張“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禅機體現佛的心意。佛的言論和心意是一致的，決不相互違背，因此教門和禅門本來統一，不應該互相抵毀、攻擊。對具體的修行來說，經論與禅悟各有其不可替代的功用。宗密認爲，經如繩墨，參禅者要避免盲修瞎煉之誤，須據經論以指定邪正。此即“繩墨非巧，工巧者必以繩墨爲憑；經論非禅，傳禅者必以經論爲准。”從另一方面看，佛所說的各種經典，因對象不同而內容有別，但“文或敵體相違，義必圓通無礙。”而要確切地領會經典中的“佛意”，就須借助直顯心性的禅宗。曆代祖師、菩薩對此深有體會，故而“未有講者毀禅，禅者毀講”的情況。只是後來因行者學修各有側重，“所執各異，彼此互違”，才有教禅的種種互相非議。
宗密“凡修禅者，須依經論”的觀點，尤其是以華嚴圓融學說會通禅宗的理路，對後世影響深遠。禅宗五家中最後形成的法眼宗即有明顯的禅教合一傾向。法眼宗創始人清涼文益即會通華嚴教義講禅，且運用入化，不滯文字不露痕迹，顯示出具眼者的宗師風範。其《宗門十規論》有頌雲：“今人看古教，不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但知看古教。”鼓勵禅者研習經典，反對脫離經教的淩空乏談。法眼宗的這一傳統在文益的再傳弟子永明延壽那裏得以發揚光大。據載，爲了解決禅教之間和教內各家之間的矛盾，延壽曾召集唯識、華嚴、天臺叁家的佛教學者，“分居博覽，互相質疑”，最後由他以禅門“心宗旨要”加以“折中”，完成百卷巨著《宗鏡錄》。在此書中，延壽“舉一。心爲宗，照萬法如鏡”，層層剖析，重重引證，全面、深入地論證了禅教一致的原理。
延壽認爲，禅宗之所以“綿曆歲華，宗風不墜”，是因爲從上祖師“以聖言爲定量”，“用至教爲指南”，以禅契教，依教印心，因此念念皆佛，句句皆禅。後世宗徒輕視古教，“暗于名相，一句不識”，反而高標不立文字，結果只能是“發狂慧而守癡禅，迷方便而違宗旨”。基于此，延壽力倡參禅與研習經典並重。在延壽看來，往昔祖師之所以極言不許看教，是擔心宗徒不詳佛語，隨文生解，失于佛意，辜負佛祖心心相傳之宗旨。如果能夠因诠得旨，言下頓悟，不作。心境對治，直下了悟自心，則明師何愆，寶藏何過？真正的具眼宗師，莫不守一心而不廢萬法，習教以涵養其大，參禅以妙通其神，力用交徹，舒卷同時。造乎其極，則即禅教而不滯禅教，名義雙絕，佛心俱寂，俱寂而念念皆佛，雙亡而句句皆禅。
宗密所提倡的禅教一致說，經延壽等人大力弘揚，在北宋以後逐漸成爲禅學的主流。講求藉教悟宗或以心解教者，代不乏人。北宋高僧圓悟克勤曾以華嚴宗的圓融無礙“四法界”學說向居士張商英說禅，禅的最高境界就是華嚴的“理事無礙”、“真俗無礙”的境界。南宋孝宗時有儒士薛澄，從學于天臺草庵。草庵去世後，爲文作祭，雲：“吾佛明心，禅必用教，教必用禅。如江如湖，流雖不同，所鍾一源；如日如月，時或雲殊，所麗一天。”元代中峰明本禅師也認爲：“豈佛法果有教、禅之二哉！以其神悟，教即是禅；以存所知，禅即是教。”
禅宗發展到明代，流弊日盛。參禅者雖不乏其人，但大都以禮誦爲下務，以行門爲賤役，以佛法爲冤家，以套語爲己見，以弄唇舌爲機鋒，以持黠慧爲妙悟，棒喝機鋒亂用，公案話頭泛濫，禅宗幾乎走入窮途沒路。爲扼挽頹風，匡正時弊，明代的禅門耆宿大都重視經教，強調學禅必須以經論所說爲依據，否則難以實現真正的悟解。雲棲襯宏雲：“參禅者借口教外別傳，不知離教而參是邪因也，離教而悟是邪解也。”他強調學人應隨時隨地將禅觀和經教緊密結合，以達徹悟。參而得悟，必須以教印證，不與教合則必是邪證。藕益智旭生活在明末清初，目睹當時禅宗的衰敗，“每每中夜痛苦流涕”。他曾有志于弘傳律學，其後又遍習諸宗，于苦志參禅之余，廣讀經論，尤其于天臺教觀用力最勤。從自己的參悟經驗中，智旭體會到離教而參禅，不可能得道，故而屢屢強調禅教兼重並習。他曾提出：“宗者無言之教，教者有言之宗，至言也。叁藏十二部，默契之，皆宗也；既無言矣，安得謂之教！千七百公案，舉揚之，皆教也；既有言矣，安得謂之宗！”這段話可以說是禅教合一的最好概括。
文字般若實相般若
自從釋尊于靈山會上拈花微笑，迦葉尊者無言承旨，禅宗重親證而輕經論似乎成爲一大特征。後世宗師更是極盡鄙薄經論之能事。德山宣鑒說：“十二分教是鬼神薄，是拭瘡疣紙。”夾山方會雲：“一大藏教是老僧坐具；祖師玄旨是破草鞋，不著更好。”古靈神贊禅師見受業本師在窗下看經，蜂子投窗紙求出，有感而發曰：“世界如許廣闊，不肯出，鑽他故紙，驢年去！”這是說明心見性是一種神秘境界，須人親自體驗。這種境界不在經典文字裏，不是知識的探究，所以向故紙堆裏鑽，是沒有出路的。
然細究之，禅門雖雲不立文字，不重經典，實則未曾或時離言離教。世尊拈花示衆後，隨即說雲：“我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此八句非語言、非教理而何？至若初祖達摩以《楞伽經》傳慧可，五祖弘忍以《金剛經》授慧能，四祖有《法語》，六祖有《壇經》，又爲宗門皆知之事實。即素以不立文字爲本色的宗師，如道一、百丈、臨濟、雪峰、雪窦等，皆有法語著作行世，並未完全摒棄文字。
那麼從禅宗的究竟義講，到底應如何看待語言文字(語言是有聲的文字，文字是無聲的語言)與終極真實的關系呢？
語言文字，依人的思維而生，思維又依一念無明而起。無明妄識念念生滅，虛幻不實，故思想文字亦虛幻不實。不僅虛幻不實，因其由無明生故，其體性又是染汙的。雲門文偃嘗示衆雲：“即使我能用一句話使你們頓悟，那也只是把糞撒在你們頭上罷了。”即是說語言文字從不淨的識心中流出來，是不淨的，所以不能用以表诠清淨無染的自性。還因爲語言文字是有生滅的有爲法，不能表達無生滅的無爲法，所以文字不能直接顯現絕對的佛性。《楞伽經》雲：“第一義者(指絕對佛性)，聖智自覺所得，非言說妄想覺境界，是故言說妄想，不顯第一義。言說者，生滅動搖展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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