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求法的旅程

　　入竺求法僧的涌现

　　松　本　前面我们追述了佛法从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国的过程。现在想改变一下方式，反过来看一看中国的佛教徒从西域去印度求法的经过。

　　池　田　可以。传到中国的佛教，走的并不只是从西域而去的单行道。最初虽然被当作异域的宗教遭到排斥，但随着逐渐为民众所接受，自己主动去天竺求法的时机也成熟了起来。其具体的表现就是所谓入竺求法僧的大批涌现。求法僧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佛教信仰由过去的被动状态向前迈进了一步，变成了主动。

　　野　崎　中国的佛教界在最初的两三百年期间，确实令人感到是由来自西域各国的译经僧们指导的。

　　但在鸠摩罗什进入长安的两年前，即弘始元年的己亥年，公元３９９年，与法显从长安出发相前后，已有几位求法僧动身去印度了。如宝云一行已于隆安年间(公元３７９－４０１)初期前往西域，到张掖之后与法显汇合同行。又如智猛［智猛，生卒年月不详。东晋时代雍州京兆新丰(陕西省)人。后秦弘始六年，与１５名沙门同伴从长安出发，经西域的龟兹、于阗、波沦等地至罽宾。赴迦毗罗卫拜访佛迹，得大泥洹和僧祇律梵本各一部以及其他经典回国。到凉州时仅有同伴２人。译出《泥洹经》２０卷。元嘉十四年(４３７年)入蜀。元嘉末年于成都去世。］继法显之后，于弘始六年(４０４年)与１５名同伴一起从长安出发，登上去西域的旅程。

　　这作为一种宣告新时代到来的现象，确实是值得注意的。

　　池　田　从当时的交通情况来看，人们一旦出了玉门关往西行，就很难保证究竟能否活着回来。到天竺去寻求佛法真理的求法旅程，确实可以说是一次“不惜身命”的远征。这也可以说自己主动地去求法的时机成熟了。

　　松　本　中国佛教界入竺求法时机成熟的背景，可以考虑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刚才已经提到，作为异域宗教的佛教日益真正地在中国人的心里扎下了根；第二，与希望迎来像鸠摩罗什那样的名僧的心情一样，他们希望能寻求佛教的正确的知识；第三，在所谓魏晋南北朝时代［魏晋南北时代，公元２２１年至５８６年，中国分裂为南北好几个国家到隋、唐统一中国的３６０多年的时期。三国时代，魏晋时代、五胡十六国时代、南北朝时代均包括在这一时代之内。特别是在建都于江南的建业(现在的南京)的吴、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佛教文化繁荣。］，由于僧尼和寺院迅速大量增多，佛教僧团内戒律有些松弛，也现了堕落的倾向，因而想到天竺去寻求正确的戒律。这些一般都可以看作是入竺求法的背景。

　　野　崎　尤其法显等入是属于第三种类型。著名的《法显传》［《法显传》，为东晋的法显(３４０？－４２０？)游历西域、印度各国的旅行记，１卷，别名《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等。是现存最早的西域旅行记，与以后玄史料，受到人们的重视，有法文、英文的译本。］(别名《佛国记》的一开头就明确写出了这一点：

　　“法显昔在长安慨律藏残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岁在己亥，与慧景、道整、慧应、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寻求戒律。”

　　这表明当时中国佛教界还没有完美的戒律。

　　池　田　一般来说，所谓大乘佛教一开始就以在家修行为主，有着不太重视戒律之嫌。另外，在中国，像僧伽之类的组织，可以说是一种出家修行僧人的自治集体，我想是一种崭新的事物。那么，法显为什么要远道跑到天竺去寻求戒律呢？我觉得重要的问题是在这里。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出家的僧尼自不用说，就是在家的信徒，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佛教徒，都必须要遵守应当遵守的纪律。这一点在任何时代基本上都应有错的。

　　松　本　弘始三年１２日进入长安的罗什，也是一方面大力把许多大乘经典译成汉文，同时早在弘始５年就着手翻译《十诵律》［《十诵律》为姚秦的弗若多罗和鸠摩罗什合译。是说一切有部所传的广律，将戒律项目分为十种，详加解说。］。仅这一点也反映了当时的中国佛教界寻求正确的戒律的愿望是很强烈的。

　　野　崎　详细情况想以后再谈。中国的佛教徒曾多次遭到国家权力像“三武一宗之难”之类的镇压。镇压的理由就是僧尼的堕落。如寺院里囤积武器、隐藏私酒，密室里发现妇女……

　　池　田　这当然不会是镇压佛教的根本原因。要考虑到其背后还有着同儒教、道教等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思想的对立。对于以燎原之势传遍全中国的佛教，那些阴险的策士、道士们会巴结国家权力，进行镇压的。——这么看，恐怕才是妥当的。

　　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即使没有佛教僧团的堕落，恐怕也会利用其他的借口来进行镇压。但为了让第三者——民众信服，这些丑闻事件当然也就成了绝好的镇压机会。

　　不过，这里还有一点不能搞错，那就是单纯的严格遵守戒律并不是佛道修行。也就是说，尽管遵守戒律是到达佛道的途径，但其本身不能成为目的。特别是在像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上具有高度发展历史的国家，以戒律为中心的小乘佛教之所以没有获得发展，应该考虑到这也是一个原因。

　　法显纪行的意义

　　松　本　不管怎么说，法显去佛教的发祥地印度，还是为了想在那里补救律藏的残缺。他勇敢地进行了这次前后长达１４年的伟大的长征，结果总算是达到了目的，回到了故国，译出了据说是大众部所传的４０卷《摩诃僧祇律》［《摩诃僧祇律》是法显归国后，与东晋的佛陀跋陀罗一起住在建业的道场寺时所译。为小乘部派佛教传于大众部的律书。由比丘戒法和比丘尼戒法组成。载有很多本生谭，这一点也值得注意。］。

　　野　崎　不过，人们评价法显在佛教史上的功绩的侧重面，还是略有不同。

　　首先是他勇敢地进行了当时不可想象的巨大冒险的旅行。他鞭促自己年过六旬的老躯，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西行，越过帕米尔的峻岭，悬渡印度河上游的天险，终于到达了天竺，共花了六年的时间。

　　又在天竺逗留了六年之后，归途走的是危险的海路。首先途经师子国［师子国，Sinhala国的音译，亦译僧伽罗、执师子等，即现在的斯里兰卡。法显曾从东印度的海港乘海船西南行，１４个昼夜到师子国。当时这个国家有僧侣６万人，佛教昌盛。法显在这里待了两年，获得五分律、长阿含、杂阿含、杂藏等书，于公元４１１年从这里回国。］——现在的斯里兰卡，然后东行，漂流到爪哇附近，又北上，最后终地辗转到达了青州(山东省)，估计这时法显已经是７７岁的高龄了。

　　他游历的国家共２７个。令人感到确实是一次空前的伟大长征。

　　池　田　是呀。要说入竺求法僧，在一般人中最有名的还是《西游记》中的人物的原型玄奘三藏。但也不能忘记早在他２００多年前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先觉者。

　　另外，硬要说的话，法显也好，玄奘也好，他们是把自己的见闻详细地记录了下来，所以才传说到后世。而我反而更多地想到其他许多无名的求法僧。因为在名人的光荣凯旋的背后，有着许多无名的求法僧的挺身协助。

　　而且正是由于寻求佛法真髓的求法僧的不断涌现，佛法思潮才从遥远的印度传到中国，传到日本。因为有了寻求佛法的顽强的一念，佛教才能绵延三千多年，流传到今天，成为世界宗教。

　　野　崎　我总有一种严肃、神圣的感觉。

　　现在再来看看法显的旅行记。它简洁而准确地记载了５世纪初从西域到天竺一带的佛教情况，所以在学术上也是宝贵的文献资料，连欧美也多次出版了英文译本和法文译本……

　　池　田　刚才已经谈过。法显自身本来的目的，始终是在于去天竺寻求佛教真理。他一定做梦也未想到自己的记录会在学术受到２０世纪西方学者的高度评价。

　　所以尽管是这么样一次伟大的旅行，写成的纪行文却很简洁、平淡，全文还不到一万字。不过，正因为如此，反而更加感人，也可以说是一篇名文。

　　松　本　法显的这本《佛国记》成为后来入竺求法僧必读的文献。不仅如此，肯定有些人是读了这本书之后才下了去天竺的决心。不论是玄奘还是义净，对于其他许多求法僧来说，这本书已成为他们去天竺的路标。义净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唐天授二年(６９１年)义净著，２卷，略称《西域求法高僧传》或，《求法高僧传》。是唐初至义净时代约５０年期间，去西域、印度求法的６０多名僧侣的传记，也是了解当时印度佛教及西域情况的宝贵史料。］中就这样写道：“显法师则首辟荒途……”由此也可以得到证明。

　　野　崎　另外，法显《佛国记》的意义，还在于它充分地描述了佛教在西域至印度一带最兴盛时期的情况。释尊创始的印度佛教在当时(公元４世纪至５世纪初)已发展到顶点，可以说已经“广宣流布”。

　　相比之下，在玄奘入竺的７世纪，印度的佛教已日薄西山，开始衰落了。这种差异是可以清楚理解的。

　　松　本　法显进入印度以后，这样描述了佛教在西域各国和天竺的盛况：

　　“凡沙河已西、天竺诸国，国王皆笃信佛法，供养众僧时则脱天冠，共诸宗亲、群臣手自行食。行食已，铺毡于地，对上座前坐于人僧前，不敢坐床。佛在世时，诸王供养法式相传至今。”

　　池　田　沙河以西各国就是戈壁沙漠以西各国，也就是今天的中亚。就是说从中亚到印度次大陆、几乎整个亚洲都传遍了佛法。而且西域各国由国王带头，举国尊敬众僧，笃崇佛法。这段描述看来基本上是准确无误的历史事实。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法显在这个时代游历了二十几个国家，一次也没有碰上诸如被卷入战乱之类的事。当时的中亚各国可以说是地处文明的十字路口。它们一方面笃信佛教，同时在和平的环境中相互进行文化交流和往来。——我们不能不再一次想到这一历史事实。而过去以西欧为中心的世界史观却完全忘记了这样的事实。

　　松　本　是这样的。如果在２０世纪后期的现代…

《续·我的佛教观 五 求法的旅程》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