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求法的旅程

　　入竺求法僧的湧現

　　松　本　前面我們追述了佛法從印度經西域傳入中國的過程。現在想改變一下方式，反過來看一看中國的佛教徒從西域去印度求法的經過。

　　池　田　可以。傳到中國的佛教，走的並不只是從西域而去的單行道。最初雖然被當作異域的宗教遭到排斥，但隨著逐漸爲民衆所接受，自己主動去天竺求法的時機也成熟了起來。其具體的表現就是所謂入竺求法僧的大批湧現。求法僧的出現，也可以說是中國人的佛教信仰由過去的被動狀態向前邁進了一步，變成了主動。

　　野　崎　中國的佛教界在最初的兩叁百年期間，確實令人感到是由來自西域各國的譯經僧們指導的。

　　但在鸠摩羅什進入長安的兩年前，即弘始元年的己亥年，公元３９９年，與法顯從長安出發相前後，已有幾位求法僧動身去印度了。如寶雲一行已于隆安年間(公元３７９－４０１)初期前往西域，到張掖之後與法顯彙合同行。又如智猛［智猛，生卒年月不詳。東晉時代雍州京兆新豐(陝西省)人。後秦弘始六年，與１５名沙門同伴從長安出發，經西域的龜茲、于阗、波淪等地至罽賓。赴迦毗羅衛拜訪佛迹，得大泥洹和僧祇律梵本各一部以及其他經典回國。到涼州時僅有同伴２人。譯出《泥洹經》２０卷。元嘉十四年(４３７年)入蜀。元嘉末年于成都去世。］繼法顯之後，于弘始六年(４０４年)與１５名同伴一起從長安出發，登上去西域的旅程。

　　這作爲一種宣告新時代到來的現象，確實是值得注意的。

　　池　田　從當時的交通情況來看，人們一旦出了玉門關往西行，就很難保證究竟能否活著回來。到天竺去尋求佛法真理的求法旅程，確實可以說是一次“不惜身命”的遠征。這也可以說自己主動地去求法的時機成熟了。

　　松　本　中國佛教界入竺求法時機成熟的背景，可以考慮有以下幾個原因：

　　第一，剛才已經提到，作爲異域宗教的佛教日益真正地在中國人的心裏紮下了根；第二，與希望迎來像鸠摩羅什那樣的名僧的心情一樣，他們希望能尋求佛教的正確的知識；第叁，在所謂魏晉南北朝時代［魏晉南北時代，公元２２１年至５８６年，中國分裂爲南北好幾個國家到隋、唐統一中國的３６０多年的時期。叁國時代，魏晉時代、五胡十六國時代、南北朝時代均包括在這一時代之內。特別是在建都于江南的建業(現在的南京)的吳、東晉、宋、齊、梁、陳六朝，佛教文化繁榮。］，由于僧尼和寺院迅速大量增多，佛教僧團內戒律有些松弛，也現了墮落的傾向，因而想到天竺去尋求正確的戒律。這些一般都可以看作是入竺求法的背景。

　　野　崎　尤其法顯等入是屬于第叁種類型。著名的《法顯傳》［《法顯傳》，爲東晉的法顯(３４０？－４２０？)遊曆西域、印度各國的旅行記，１卷，別名《曆遊天竺記傳》，《佛國記》等。是現存最早的西域旅行記，與以後玄史料，受到人們的重視，有法文、英文的譯本。］(別名《佛國記》的一開頭就明確寫出了這一點：

　　“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缺。于是遂以弘始二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

　　這表明當時中國佛教界還沒有完美的戒律。

　　池　田　一般來說，所謂大乘佛教一開始就以在家修行爲主，有著不太重視戒律之嫌。另外，在中國，像僧伽之類的組織，可以說是一種出家修行僧人的自治集體，我想是一種嶄新的事物。那麼，法顯爲什麼要遠道跑到天竺去尋求戒律呢？我覺得重要的問題是在這裏。

　　爲什麼要這麼說呢？因爲出家的僧尼自不用說，就是在家的信徒，作爲一個人，作爲一個佛教徒，都必須要遵守應當遵守的紀律。這一點在任何時代基本上都應有錯的。

　　松　本　弘始叁年１２日進入長安的羅什，也是一方面大力把許多大乘經典譯成漢文，同時早在弘始５年就著手翻譯《十誦律》［《十誦律》爲姚秦的弗若多羅和鸠摩羅什合譯。是說一切有部所傳的廣律，將戒律項目分爲十種，詳加解說。］。僅這一點也反映了當時的中國佛教界尋求正確的戒律的願望是很強烈的。

　　野　崎　詳細情況想以後再談。中國的佛教徒曾多次遭到國家權力像“叁武一宗之難”之類的鎮壓。鎮壓的理由就是僧尼的墮落。如寺院裏囤積武器、隱藏私酒，密室裏發現婦女……

　　池　田　這當然不會是鎮壓佛教的根本原因。要考慮到其背後還有著同儒教、道教等中國自古以來的傳統思想的對立。對于以燎原之勢傳遍全中國的佛教，那些陰險的策士、道士們會巴結國家權力，進行鎮壓的。——這麼看，恐怕才是妥當的。

　　從這一意義上來看，即使沒有佛教僧團的墮落，恐怕也會利用其他的借口來進行鎮壓。但爲了讓第叁者——民衆信服，這些醜聞事件當然也就成了絕好的鎮壓機會。

　　不過，這裏還有一點不能搞錯，那就是單純的嚴格遵守戒律並不是佛道修行。也就是說，盡管遵守戒律是到達佛道的途徑，但其本身不能成爲目的。特別是在像中國這樣一個文化上具有高度發展曆史的國家，以戒律爲中心的小乘佛教之所以沒有獲得發展，應該考慮到這也是一個原因。

　　法顯紀行的意義

　　松　本　不管怎麼說，法顯去佛教的發祥地印度，還是爲了想在那裏補救律藏的殘缺。他勇敢地進行了這次前後長達１４年的偉大的長征，結果總算是達到了目的，回到了故國，譯出了據說是大衆部所傳的４０卷《摩诃僧祇律》［《摩诃僧祇律》是法顯歸國後，與東晉的佛陀跋陀羅一起住在建業的道場寺時所譯。爲小乘部派佛教傳于大衆部的律書。由比丘戒法和比丘尼戒法組成。載有很多本生譚，這一點也值得注意。］。

　　野　崎　不過，人們評價法顯在佛教史上的功績的側重面，還是略有不同。

　　首先是他勇敢地進行了當時不可想象的巨大冒險的旅行。他鞭促自己年過六旬的老軀，在塔克拉瑪幹沙漠中西行，越過帕米爾的峻嶺，懸渡印度河上遊的天險，終于到達了天竺，共花了六年的時間。

　　又在天竺逗留了六年之後，歸途走的是危險的海路。首先途經師子國［師子國，Sinhala國的音譯，亦譯僧伽羅、執師子等，即現在的斯裏蘭卡。法顯曾從東印度的海港乘海船西南行，１４個晝夜到師子國。當時這個國家有僧侶６萬人，佛教昌盛。法顯在這裏待了兩年，獲得五分律、長阿含、雜阿含、雜藏等書，于公元４１１年從這裏回國。］——現在的斯裏蘭卡，然後東行，漂流到爪哇附近，又北上，最後終地輾轉到達了青州(山東省)，估計這時法顯已經是７７歲的高齡了。

　　他遊曆的國家共２７個。令人感到確實是一次空前的偉大長征。

　　池　田　是呀。要說入竺求法僧，在一般人中最有名的還是《西遊記》中的人物的原型玄奘叁藏。但也不能忘記早在他２００多年前就已經有了這樣的先覺者。

　　另外，硬要說的話，法顯也好，玄奘也好，他們是把自己的見聞詳細地記錄了下來，所以才傳說到後世。而我反而更多地想到其他許多無名的求法僧。因爲在名人的光榮凱旋的背後，有著許多無名的求法僧的挺身協助。

　　而且正是由于尋求佛法真髓的求法僧的不斷湧現，佛法思潮才從遙遠的印度傳到中國，傳到日本。因爲有了尋求佛法的頑強的一念，佛教才能綿延叁千多年，流傳到今天，成爲世界宗教。

　　野　崎　我總有一種嚴肅、神聖的感覺。

　　現在再來看看法顯的旅行記。它簡潔而准確地記載了５世紀初從西域到天竺一帶的佛教情況，所以在學術上也是寶貴的文獻資料，連歐美也多次出版了英文譯本和法文譯本……

　　池　田　剛才已經談過。法顯自身本來的目的，始終是在于去天竺尋求佛教真理。他一定做夢也未想到自己的記錄會在學術受到２０世紀西方學者的高度評價。

　　所以盡管是這麼樣一次偉大的旅行，寫成的紀行文卻很簡潔、平淡，全文還不到一萬字。不過，正因爲如此，反而更加感人，也可以說是一篇名文。

　　松　本　法顯的這本《佛國記》成爲後來入竺求法僧必讀的文獻。不僅如此，肯定有些人是讀了這本書之後才下了去天竺的決心。不論是玄奘還是義淨，對于其他許多求法僧來說，這本書已成爲他們去天竺的路標。義淨的《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唐天授二年(６９１年)義淨著，２卷，略稱《西域求法高僧傳》或，《求法高僧傳》。是唐初至義淨時代約５０年期間，去西域、印度求法的６０多名僧侶的傳記，也是了解當時印度佛教及西域情況的寶貴史料。］中就這樣寫道：“顯法師則首辟荒途……”由此也可以得到證明。

　　野　崎　另外，法顯《佛國記》的意義，還在于它充分地描述了佛教在西域至印度一帶最興盛時期的情況。釋尊創始的印度佛教在當時(公元４世紀至５世紀初)已發展到頂點，可以說已經“廣宣流布”。

　　相比之下，在玄奘入竺的７世紀，印度的佛教已日薄西山，開始衰落了。這種差異是可以清楚理解的。

　　松　本　法顯進入印度以後，這樣描述了佛教在西域各國和天竺的盛況：

　　“凡沙河已西、天竺諸國，國王皆笃信佛法，供養衆僧時則脫天冠，共諸宗親、群臣手自行食。行食已，鋪氈于地，對上座前坐于人僧前，不敢坐床。佛在世時，諸王供養法式相傳至今。”

　　池　田　沙河以西各國就是戈壁沙漠以西各國，也就是今天的中亞。就是說從中亞到印度次大陸、幾乎整個亞洲都傳遍了佛法。而且西域各國由國王帶頭，舉國尊敬衆僧，笃崇佛法。這段描述看來基本上是准確無誤的曆史事實。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法顯在這個時代遊曆了二十幾個國家，一次也沒有碰上諸如被卷入戰亂之類的事。當時的中亞各國可以說是地處文明的十字路口。它們一方面笃信佛教，同時在和平的環境中相互進行文化交流和往來。——我們不能不再一次想到這一曆史事實。而過去以西歐爲中心的世界史觀卻完全忘記了這樣的事實。

　　松　本　是這樣的。如果在２０世紀後期的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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