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常当即大悟。后来法常离开道一到大梅山,道一知道后就派一僧人去试探他开悟后的情况;“问云:和尚见马师得个什么,便住此山
师云:马师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这里住。僧云:马师近日佛法又别。师云:作么生别
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师云;这老汉惑乱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后来这个僧入把这一情况向道一作了汇报,道一听了便叹道;“梅子熟也。”从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尽管后来道一已经提出了“非心非佛”的主张,但仍然同意法常禅师坚持“即心是佛”的观点,还称赞他是“梅于熟也”,意即得到了很高的觉悟。
道一不但对什么是“道”、什么是“心”都作了论述,同时也对“道”与“心”的关系作了一些说明,这就是宗密在《圆觉经大疏钞》中评述洪州禅思想时所说的:“道即是心,不可将心还修于心,恶也是心,不可以心断心,”这里把“道”和“心”看作是一种“相即”的关系。
总之,马祖道一所创之洪州禅的中心思想“触类是道”、“任心为修”,其主要意思是,禅师们个人的行、住、坐、卧以及所触及的事物和境界都是“道”,它把禅与个人的日常生活、行为、意义、感情等等打成一片,而这个“道”不需要从“修”得来,只要任运自然地从自心中体悟出来。这些思想,对后来禅宗顿悟思想的创立和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
洪州禅禅风盛行的主要原因
马祖道一创立的洪州禅,在当时盛极一时,有其多种多样的原因,,概括起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地方官吏的重视与支持
道一在江西传禅之所以能取得很大的成功,原因之一是曾得到地方官吏的重视和支持。
积极支持道一到江西传禅的是路嗣恭。他在大历六年(771)出任江南西道(包括今江西、湖南在内)都团练观察使,以善理财赋而闻名当时。大历八年兼任岭南节度使,在平息哥舒晃广州之乱时,因起用“流人”、招集“义勇”而致胜。他曾特地邀请道一进入洪州(南昌)传禅,在当时影响极大。其后,他的儿子路应。于贞元初出任虔州刺史,诏嗣父封,累迁宣歙池观察使。他的另一个儿子路恕,曾任鄜坊、宣歙观察使,死后赠“洪州都督”。他们兄弟俩都能继其父志,全力支持道一禅系在江西的流传,由于路氏家族的两代人约有半个世纪都积极支持道一在江西弘禅,故道一禅系能在江西得到迅速的发展。
曾为道一撰写塔铭的权德舆,也是洪州禅的积极支持者。权德舆在贞元、元和间为缙绅羽仪,早年从江西观察使李兼府为判官,又曾是裴胄幕僚。李兼是道一禅系的支持者,裴胄是以佞佛受讥的斐宽宰相之子,也曾出任过江西观察使,他和其父一样,是道一的支持者之一。裴宽的另一儿子裴谞,历任虔州(江西赣州)、饶州(江西波阳)等地刺史,晚年拜河南尹,也保持其父禀承佛教的家风,积极支持道一,权德舆大概是受到他们的影响,对道一非常钦佩,全力支持。他自称“往因稽首,粗获击蓑”,“已被清凉”。他为道一所作的《塔铭》,实事求是地对道一作了很高的评价。时至今日,这一《塔铭》仍然是我们研究道一禅学思想的重要史料。根据有关史料的记载,自代宗以来,凡是在江西作官的,几乎无一不扶植道一禅系的发展。
正是由于一些地方官吏的重视和支持,为道一禅系在江西的弘传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其影响还扩展到周边省区和皇室,从而使洪州禅系最终成为中唐时期的最大禅系。
二、众多门徒的弘扬
道一门下弟子之多,在中国禅宗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的。《祖堂集》称“大师下亲承弟子八十八人,出现于世及隐遁者莫知其数,”《古尊宿语录》及《景德传灯录》则称“师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为一方宗主,转化无穷。”这些徒众,他们分布于四方,弘传道一禅系的禅法。据有关史料记载,道一的徒众主要分布于江南两道,特别是分布在以洪州(南昌)为中心的江西,以潭州(长沙)为中心的湖南,以及京兆、洛阳、河中地区。此外,安徽的池州(贵池),江苏的扬州、常州和苏州,浙江的越州(绍兴)和杭州,福建的泉州,江西的处州(赣州),广东的韶州(韶关),湖北的鄂州(武汉)、随州(随县)、荆州(沙市)、襄阳(襄樊),湖南的朗州(常德)、澧州(澧县东),河南的唐州(泌阳)、洛阳,陕西的长安(西安)等地,都分布有道一的门徒。甚至在山西、河北境内,也有少数道一的弟子在那里弘传禅法。如此众多的门徒,分布地域如此之广,这在中国禅宗史上可说是绝无仅有。
这许多门徒,他们各自弘化一方,虽然见解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是打着道一禅系的旗号,弘传的都自称是道一禅系的禅法。杜继文和魏道儒合着的《中国禅宗通史》一书,认为道一的众多门徒,他们各以自己对道一思相的理解而进行传禅活动,因而带上了许多特点,这些特点概括起来,可分三类:其一为应唐王朝征召的京禅类,以惟宽和怀晖为代表,二是在理论上多有发挥的理禅类,以大珠慧海为代表,三是在实践上大有创新的农禅类,以百丈怀海为代表。这些分析,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
正是由于道一众多徒众的大力弘扬,才使洪州禅很快得到迅速的发展。
三、在禅学思想上有所创新
道一创导的洪州禅,在禅学思想上有许多创新,他提出的“触类是道”、“任心为修”的说法,实际上是在禅宗内部提倡一种思想解放运动。认为禅僧们的一举一动,所谓起心动念,弹指磐咳,扬眉动睛,都是“佛性全体之用”,因而“随时着衣吃饭”,也能“长养圣胎”,这样,他就把禅推向了世俗生活,使禅趋向生活化,同时,他以此为基础,在禅的实践上建立起了另一种体系,即极力否定坐禅和语言文字对于悟道的作用,强调一种直觉的心领神会。这种思想和实践,后来发展成为专以隐语、动作、画圆相、踢打喝骂等等的“机锋”。这种禅风,对于一些长期受物质和精神压抑的知识阶层以及下层民众渴望精神解脱者来说,无疑有很大的吸引力,从而获得了更多的信徒。同时,道一由主张“即心即佛”发展到提倡“非心非佛”等等的禅学思想,也非常新颖,很适合渴望思想自由的禅僧们的口味。
正是由于洪州禅的禅学思想有许多创新之处,而道一本人又根据自己的思想,坚持以社会生活为禅的实践舞台,深入下层,与广大民众为伍,了解民间疾苦,在失意的知识阶层及普通平民中弘传禅法,所以洪州禅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获得很大的发展。
总起来说,洪州禅能在不很长的时期内获得较快的发展,除了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外,也是禅宗内部自身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其中道一及其门下弟子的努力,起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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