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予在钱塘，亲见二人。”

　　 此外，东坡在杭州还与孤山惠勤、惠思，祥符寺清顺、宝岩院可久(此四人均系诗僧)、净慈寺宗本等方外缁流来往密切，苏氏尝自谓：“吴越名僧与余善者十九。”诚哉斯言！

　　 但东坡前半生对佛教感兴趣，与僧人交往，只不过是文人当时以谈禅为高雅的风气使然。嘴上说禅，其内心却是以“用舍由时，行藏在我”的正统儒生、正统士大夫自命。《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一诗就是明证：

　　 “天欲雪，去满湖，楼台灭山有无。

　　 水清出石鱼可数，林深无人鸟相呼。

　　 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

　　 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

　　 孤山孤绝谁肯庐，道人有道山不孤。

　　 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圆蒲。

　　 天寒路远愁仆夫，整驾催归及未哺。

　　 出山回望云木合，但见野鹘盘浮图。

　　 兹游淡簿欢有余。到家恍如梦蘧蘧。

　　 作诗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后难摹。”

　　 此诗确为佳作，山水如画，清新而微寒之气扑面而来。这就是苏轼通守钱塘，到官之日，即访诗僧惠勤、惠思之作。名为找和尚谈禅，实则到孤山寻诗。倘若子瞻此时象那些怀才自负，骄纵狂妄的士大夫；或是逐利失利，沽名成空的贪官那样，借谈禅来医治自己的心病，那么，肯定表达不出这种清寂的意境，淡薄的欢娱。也难以用客观的笔触，去淡淡钩勒禅房和浮图。

　　 所以，用“名寻道实自娱”这句诗来概括苏轼前半期的禅学生涯，大概是恰当的罢。在这段时期，他的诗文更多地强调了禅学与儒学的一致性，认为“台阁山林本无异，故应文字不离禅。”(见《次韵参寥寄少游》)按《维摩诘所说 经》云：“一切文字即解脱相，勿离文字求解脱也。”天台宗祖师智kai(538－597年)所着《妙法莲华经玄义．卷五》亦云：“文字是法身气命，读诵明利是圆家数息。”禅宗则强调心印，“见性成佛，不立文字。”苏轼折衷了佛门各宗的观点，而强调了“虽居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换个说法就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这正是南北朝以来封建士大夫所肯定了的政治与宗教的统一。苏氏赞同这个观点、这种生活方式。

　　 熙宁十年(1077)四月，苏轼到徐州任太守。在这里，他结识了诗僧参寥，作有《送参寥师》一诗：

　　 “上人学苦空，百念已灰冷。剑头惟一，焦谷无新颖。胡为逐吾辈，文字争蔚炳。新诗如玉悄，出语便清警。退之论草书，万事未尝屏。忧愁不平气，一寓笔所骋。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阅世走人间，观身卧云岭。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诗法不相妨，此语当更请。”

　　 禅宗的空观和静观，是要让人们把世间的万事万物都看作水中月，镜中花。而苏轼却发现了禅理可以作为诗法的借鉴，可谓特具诗人之卓识。苏氏指出，诗人不妨把空静观借来作为一面镜子，去观察和体味人间的“群动”、“万境”。这样吟成的诗篇，才是“真巧非幻影”，而且其中还蕴含着一种隽永的哲理的“至味”。事实上，苏诗中的不少佳作如《题西林壁》等，都具有这们的理趣。其想象的奇妙，诗语的清隽，都得力于他从禅机中悟得的新奇的观照方式。

　　 苏轼前半生抱着对儒家政治理想和真诚信仰，奔走宦途。他激烈地反对新法，态度是执着而真诚的，不同于那些投机钻营，见风使舵的无耻政客。但他也深知卷入政治斗争的危险性，敏感地察觉到了北宋王朝的盛世之下潜伏着的巨大危机。元丰元年(1078)，他在今江苏铜山所作的《百步洪二首》中写道：

　　 “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

　　 险中得乐虽一快，何意水伯夸秋河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觉一今逾新罗。

　　 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埋铜驼。

　　 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

　　 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窠。

　　 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

　　 诗中，“一念逾新罗”系借用《景德传灯录》典：有僧问金陵宝资大师：“如何是金刚一枝箭？”师云：“过新罗国去。”形容迷念之速如箭。“荆棘理铜驼”则借用《晋书．索靖传》典：“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但应此心无所住”出自《金刚经．庄严净土分第十》和《六祖法宝坛经》，此处从略。苏轼看到了历史纷争，人间劫夺，瞬息万变，一切犹如过眼烟云，因此他表示要断除迷念，忘却世间的善恶好丑，从政治漩涡的言语触刺欺争中解脱出来。他认为不论世事如何变化，只要自己无所系缚，就可以安时处顺，大彻大悟。

　　 元丰三年(1080)着名的“乌台诗案”后，四十三岁的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但又不得签书公事，仅仅挂个空名。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更加倾心空门，深入三藏。苏辙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中说：“既而谪居于黄(州)，杜门深居......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浩然不见其涯也。苏轼在《和子由四首．送春》诗中所亦云：“凭君借取《法界观》，一洗人间万事非”。(原注：“来书云近看此书，余未尝见也。”)这里的《法界观》，是指华严宗五祖圭峰宗密(780－841年)所着《注华严法界观门》。该书乃发挥华严法界缘起理论的重要著作。刚到黄州时，苏轼寓居定慧院，随僧素食，宦海风波的险恶使他灰心钳口。在《与程彝仲推官书》中，他写道：“但多难畏人，不复作文字，惟时作僧佛语耳。”这一时期，他结识了佛印禅师，重晤了诗僧参寥，三人后来成了挚友。“东坡居士”的称号也取自此时，在黄州五年，苏轼进入了政治上的失意时期，但却迎来了文字上的丰收季节，流传千古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记承天寺夜游》等名篇均作于此时。在《念奴娇．赤壁怀古》中，他抒发了“人生如梦”的感慨。“如梦”是大乘十喻之一，是佛教人生观的表现。又如元丰五年(1082)所作的《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郊寻春，忽忆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

　　 “东风未肯入东门，走马还寻去岁村。

　　 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

　　 江城白酒三杯酽，野老苍颜一笑温。

　　 已约年年为此会，故人不用赋招魂。”

　　 同样抒发了人生如梦的感慨，表现了敝屣名利，超然物外，与世无争，心胸旷达，豪放不羁，自得其乐的洒脱态度。

　　 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王安石变法失败。旧派司马光(1019－1086年)入朝为相，尽改新法，恢复旧制。这又引起了刚被擢升为翰林学士兼侍读的苏轼的不满，他认为新法“不可尽废”，而应当“参用所长”。(见《东坡奏议集．卷三》)结果招致了新旧两党夹击，在朝廷中无所适从，不得不连上章疏，请求外放出任地方官，哲宗赵煦元佑四年(1089)，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太守。元佑六年(1091)年，又改知颖州(今安徽阜阳)。他在颖州与人开浚西湖，引来焦陂之水，修筑清河、西湖三闸。在《轼在颖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一诗中，他写道：

　　 “太山秋毫两无穷，巨细本出相形中。

　　 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颖谁雌雄。”

　　 万法平等，所以万物各得其所。祸福苦乐，只是相形而现，是人们的感觉而已。在一切都不断生灭流转的大千世界里，什么是非荣辱都是无所谓的。同年，他在《祭龙井辩才文》中说：

　　 “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有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虽大法师，自戒定通，律无持破，垢净皆空。讲无辩讷，事理皆融，如不动山，如常撞钟，如一月水，如万窍风。八十一年，生虽有终，遇物而应，施则无穷。.....”

　　 根据事理圆融的观点，不但佛教各宗，就是儒、道各家也都有其价值，共同汇合到真理的大海里。而在儒、佛二教之间，东坡认为相反而相为用，不谋而同。宰官行世间法，缁流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有无二，所以他对二者都不偏废。

　　 绍圣元年(1094)，新党再度执政，将苏轼目为旧党。四月，贬为宁远军节度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五十七岁的东坡居士赴惠州途中，路过金陵(今江苏南京)，游崇因寺，见宗袭长老。时崇因寺新塑观世音菩萨像，苏氏于像前礼拜并发愿：“吾如北归，必将再过此地，当为大士作颂。”后果于六年后北返时(1100年)，为作《观世音菩萨颂》。

　　 南迁途中，过曹溪南华寺(在今广东曲江县)。见到六祖惠能(638－713年)漆泞真身，苏轼不禁老泪纵横，作《南华寺》一首：

　　 “云何见祖师，要识本来面。

　　 亭亭塔中人，问我何所见？

　　 可怜明上座，万法了一电。

　　 饮水既自知，指月无复眩。

　　 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

　　 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谴。

　　 抠衣礼真相，感动泪雨霰。

　　 借师锡端泉，洗我绮语砚。”

　　 此诗通篇咏六祖事迹，用《坛经》之典。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一禅宗祖庭，诗人重新发现了自己－－“我本修行人。”在他看来，人生的祸福苦乐，都决定于一念之间，应物处世只决定于主观的认识和态度，表现出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洒脱情怀。

　　 在惠州，苏轼建“思无邪斋”，并用《思无邪斋铭》：

　　 “东坡居士问法于子由，子由报以佛语曰：“未觉必明，无明明觉。”。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于是幅中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摄心正念而无所觉。于是得道，乃铭其斋曰：“思地邪”。.....”

　　 铭文中的“有思而无所思，”深得佛家“中道 ”三昧，有思指无邪之思，即下文的“正念”；无所思则指不为外界所干扰，苏轼要这样做到外轻内顺，即：安则物之感我者轻，和则我之应物者顺，如此心境自然宁静。把释迦牟尼的“正道”与孔子的“思无邪”相统一，这正是他揉合儒佛的表现。

　　 绍圣四年(1097)，朝延加重了对元佑党人的惩处，加之东坡又在惠州写了一首七绝《纵笔》：

　　 “白发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

　　 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用超然洒脱的禅悦方式，对待政敌的迫害。这首诗很快传至汴京(今河南开封)，宰相章惊冷笑道：“苏子尚尔快乐耶！”又重议东坡“草制讪谤”之罪，再贬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别驾，昌化军(今海南儋县)安置。

　　 无符三年(1100)五月，苏轼被赦内迁廉州(今广西合浦)。六月二十日渡海北还，重游曹溪南华寺。未至前，友人苏贤在南华寺迎候，东坡先寄(昔在九江与苏伯固唱和......《一诗，有句云：

　　 “水香知是曹溪口，眼净同看古佛衣。

　　 不向南华结香火，此生何处是真依。”

　　 诗中的“眼净”，系借用《维摩诘所说经》句“远离尘垢，得法眼净。”他又作《追和沈辽顷赠南华诗》：

　　 “善哉彼上人，了知明镜台。

　　 欢然不我厌，肯致远公材。

　　 莞尔无心云，胡为出岫来。

　　 一堂安寂灭，卒岁扃苍苔。”

　　 徽宗赵佶建中靖国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苏轼卒于常州，遗愿葬于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钓台乡上端里小峨眉。

　　 综观东坡的一生，他前期涉及佛教的诗文，往往流露出不堪世事压迫以求解脱的心情。而到后期，则能以透脱的教理来认识世界，看待苦海中的人生，作飒然出离之想。他利用佛教对人生进行理智的思索，深刻的反省，培养出一种超然洒脱，与世无争的襟怀，求得心理上的平静安宁。这种观今与儒家的入世思想相互为用，既矛盾又统一，使他处于危难之间不惧不馁，不悲不忧，而机遇来临之时又能坚持其以仁政治国的崇高理想，奋斗不已。苏辙在《追和陶渊明诗引》中，说东坡谪居琼州时，“日啖薯芋而华堂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喜和陶诗，笔力纵横，挥洒自如 ，“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没有消极颓废，而是乐观向上。可见其得力于佛学修养之深。

《苏轼与禅(李豫川)》全文阅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