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予在錢塘，親見二人。”

　　 此外，東坡在杭州還與孤山惠勤、惠思，祥符寺清順、寶岩院可久(此四人均系詩僧)、淨慈寺宗本等方外缁流來往密切，蘇氏嘗自謂：“吳越名僧與余善者十九。”誠哉斯言！

　　 但東坡前半生對佛教感興趣，與僧人交往，只不過是文人當時以談禅爲高雅的風氣使然。嘴上說禅，其內心卻是以“用舍由時，行藏在我”的正統儒生、正統士大夫自命。《臘日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一詩就是明證：

　　 “天欲雪，去滿湖，樓臺滅山有無。

　　 水清出石魚可數，林深無人鳥相呼。

　　 臘日不歸對妻孥，名尋道人實自娛。

　　 道人之居在何許？寶雲山前路盤纡。

　　 孤山孤絕誰肯廬，道人有道山不孤。

　　 紙窗竹屋深自暖，擁褐坐睡依圓蒲。

　　 天寒路遠愁仆夫，整駕催歸及未哺。

　　 出山回望雲木合，但見野鹘盤浮圖。

　　 茲遊淡簿歡有余。到家恍如夢蘧蘧。

　　 作詩火急追亡逋，清景一失後難摹。”

　　 此詩確爲佳作，山水如畫，清新而微寒之氣撲面而來。這就是蘇轼通守錢塘，到官之日，即訪詩僧惠勤、惠思之作。名爲找和尚談禅，實則到孤山尋詩。倘若子瞻此時象那些懷才自負，驕縱狂妄的士大夫；或是逐利失利，沽名成空的貪官那樣，借談禅來醫治自己的心病，那麼，肯定表達不出這種清寂的意境，淡薄的歡娛。也難以用客觀的筆觸，去淡淡鈎勒禅房和浮圖。

　　 所以，用“名尋道實自娛”這句詩來概括蘇轼前半期的禅學生涯，大概是恰當的罷。在這段時期，他的詩文更多地強調了禅學與儒學的一致性，認爲“臺閣山林本無異，故應文字不離禅。”(見《次韻參寥寄少遊》)按《維摩诘所說 經》雲：“一切文字即解脫相，勿離文字求解脫也。”天臺宗祖師智kai(538－597年)所著《妙法蓮華經玄義．卷五》亦雲：“文字是法身氣命，讀誦明利是圓家數息。”禅宗則強調心印，“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蘇轼折衷了佛門各宗的觀點，而強調了“雖居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于山林之中”；換個說法就是“身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這正是南北朝以來封建士大夫所肯定了的政治與宗教的統一。蘇氏贊同這個觀點、這種生活方式。

　　 熙甯十年(1077)四月，蘇轼到徐州任太守。在這裏，他結識了詩僧參寥，作有《送參寥師》一詩：

　　 “上人學苦空，百念已灰冷。劍頭惟一，焦谷無新穎。胡爲逐吾輩，文字爭蔚炳。新詩如玉悄，出語便清警。退之論草書，萬事未嘗屏。憂愁不平氣，一寓筆所騁。頗怪浮屠人，視身如丘井。頹然寄淡泊，誰與發豪猛？細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臥雲嶺。鹹酸雜衆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當更請。”

　　 禅宗的空觀和靜觀，是要讓人們把世間的萬事萬物都看作水中月，鏡中花。而蘇轼卻發現了禅理可以作爲詩法的借鑒，可謂特具詩人之卓識。蘇氏指出，詩人不妨把空靜觀借來作爲一面鏡子，去觀察和體味人間的“群動”、“萬境”。這樣吟成的詩篇，才是“真巧非幻影”，而且其中還蘊含著一種隽永的哲理的“至味”。事實上，蘇詩中的不少佳作如《題西林壁》等，都具有這們的理趣。其想象的奇妙，詩語的清隽，都得力于他從禅機中悟得的新奇的觀照方式。

　　 蘇轼前半生抱著對儒家政治理想和真誠信仰，奔走宦途。他激烈地反對新法，態度是執著而真誠的，不同于那些投機鑽營，見風使舵的無恥政客。但他也深知卷入政治鬥爭的危險性，敏感地察覺到了北宋王朝的盛世之下潛伏著的巨大危機。元豐元年(1078)，他在今江蘇銅山所作的《百步洪二首》中寫道：

　　 “四山眩轉風掠耳，但見流沫生千渦。

　　 險中得樂雖一快，何意水伯誇秋河

　　 我生乘化日夜逝，坐覺一今逾新羅。

　　 紛紛爭奪醉夢裏，豈信荊棘埋銅駝。

　　 覺來俯仰失千劫，回視此水殊委蛇。

　　 君看岸邊蒼石上，古來篙眼如蜂窠。

　　 但應此心無所住，造物雖駛如吾何！”

　　 詩中，“一念逾新羅”系借用《景德傳燈錄》典：有僧問金陵寶資大師：“如何是金剛一枝箭？”師雲：“過新羅國去。”形容迷念之速如箭。“荊棘理銅駝”則借用《晉書．索靖傳》典：“靖有先識遠量，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但應此心無所住”出自《金剛經．莊嚴淨土分第十》和《六祖法寶壇經》，此處從略。蘇轼看到了曆史紛爭，人間劫奪，瞬息萬變，一切猶如過眼煙雲，因此他表示要斷除迷念，忘卻世間的善惡好醜，從政治漩渦的言語觸刺欺爭中解脫出來。他認爲不論世事如何變化，只要自己無所系縛，就可以安時處順，大徹大悟。

　　 元豐叁年(1080)著名的“烏臺詩案”後，四十叁歲的蘇轼被貶爲黃州(今湖北黃岡)團練副使，但又不得簽書公事，僅僅挂個空名。政治上的挫折，使他更加傾心空門，深入叁藏。蘇轍在《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銘》中說：“既而谪居于黃(州)，杜門深居......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也。蘇轼在《和子由四首．送春》詩中所亦雲：“憑君借取《法界觀》，一洗人間萬事非”。(原注：“來書雲近看此書，余未嘗見也。”)這裏的《法界觀》，是指華嚴宗五祖圭峰宗密(780－841年)所著《注華嚴法界觀門》。該書乃發揮華嚴法界緣起理論的重要著作。剛到黃州時，蘇轼寓居定慧院，隨僧素食，宦海風波的險惡使他灰心鉗口。在《與程彜仲推官書》中，他寫道：“但多難畏人，不複作文字，惟時作僧佛語耳。”這一時期，他結識了佛印禅師，重晤了詩僧參寥，叁人後來成了摯友。“東坡居士”的稱號也取自此時，在黃州五年，蘇轼進入了政治上的失意時期，但卻迎來了文字上的豐收季節，流傳千古的《前赤壁賦》、《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記承天寺夜遊》等名篇均作于此時。在《念奴嬌．赤壁懷古》中，他抒發了“人生如夢”的感慨。“如夢”是大乘十喻之一，是佛教人生觀的表現。又如元豐五年(1082)所作的《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郊尋春，忽憶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

　　 “東風未肯入東門，走馬還尋去歲村。

　　 人似秋鴻來有信，事如春夢了無痕。

　　 江城白酒叁杯酽，野老蒼顔一笑溫。

　　 已約年年爲此會，故人不用賦招魂。”

　　 同樣抒發了人生如夢的感慨，表現了敝屣名利，超然物外，與世無爭，心胸曠達，豪放不羁，自得其樂的灑脫態度。

　　 元豐八年(1085)，神宗死，王安石變法失敗。舊派司馬光(1019－1086年)入朝爲相，盡改新法，恢複舊製。這又引起了剛被擢升爲翰林學士兼侍讀的蘇轼的不滿，他認爲新法“不可盡廢”，而應當“參用所長”。(見《東坡奏議集．卷叁》)結果招致了新舊兩黨夾擊，在朝廷中無所適從，不得不連上章疏，請求外放出任地方官，哲宗趙煦元佑四年(1089)，他以龍圖閣學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太守。元佑六年(1091)年，又改知穎州(今安徽阜陽)。他在穎州與人開浚西湖，引來焦陂之水，修築清河、西湖叁閘。在《轼在穎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一詩中，他寫道：

　　 “太山秋毫兩無窮，巨細本出相形中。

　　 大千起滅一塵裏，未覺杭穎誰雌雄。”

　　 萬法平等，所以萬物各得其所。禍福苦樂，只是相形而現，是人們的感覺而已。在一切都不斷生滅流轉的大千世界裏，什麼是非榮辱都是無所謂的。同年，他在《祭龍井辯才文》中說：

　　 “孔老異門，儒釋分宮，又于其間，禅律相攻。我見大海，有北南東，江河雖殊，其至則同。雖大法師，自戒定通，律無持破，垢淨皆空。講無辯讷，事理皆融，如不動山，如常撞鍾，如一月水，如萬竅風。八十一年，生雖有終，遇物而應，施則無窮。.....”

　　 根據事理圓融的觀點，不但佛教各宗，就是儒、道各家也都有其價值，共同彙合到真理的大海裏。而在儒、佛二教之間，東坡認爲相反而相爲用，不謀而同。宰官行世間法，缁流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有無二，所以他對二者都不偏廢。

　　 紹聖元年(1094)，新黨再度執政，將蘇轼目爲舊黨。四月，貶爲甯遠軍節度使，惠州(今廣東惠陽)安置。五十七歲的東坡居士赴惠州途中，路過金陵(今江蘇南京)，遊崇因寺，見宗襲長老。時崇因寺新塑觀世音菩薩像，蘇氏于像前禮拜並發願：“吾如北歸，必將再過此地，當爲大士作頌。”後果于六年後北返時(1100年)，爲作《觀世音菩薩頌》。

　　 南遷途中，過曹溪南華寺(在今廣東曲江縣)。見到六祖惠能(638－713年)漆濘真身，蘇轼不禁老淚縱橫，作《南華寺》一首：

　　 “雲何見祖師，要識本來面。

　　 亭亭塔中人，問我何所見？

　　 可憐明上座，萬法了一電。

　　 飲水既自知，指月無複眩。

　　 我本修行人，叁世積精煉。

　　 中間一念失，受此百年譴。

　　 摳衣禮真相，感動淚雨霰。

　　 借師錫端泉，洗我绮語硯。”

　　 此詩通篇詠六祖事迹，用《壇經》之典。引人注目的是，在這一禅宗祖庭，詩人重新發現了自己－－“我本修行人。”在他看來，人生的禍福苦樂，都決定于一念之間，應物處世只決定于主觀的認識和態度，表現出一種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灑脫情懷。

　　 在惠州，蘇轼建“思無邪齋”，並用《思無邪齋銘》：

　　 “東坡居士問法于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未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詩叁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無所思乎。于是幅中危坐，終日不言，明目直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于是得道，乃銘其齋曰：“思地邪”。.....”

　　 銘文中的“有思而無所思，”深得佛家“中道 ”叁昧，有思指無邪之思，即下文的“正念”；無所思則指不爲外界所幹擾，蘇轼要這樣做到外輕內順，即：安則物之感我者輕，和則我之應物者順，如此心境自然甯靜。把釋迦牟尼的“正道”與孔子的“思無邪”相統一，這正是他揉合儒佛的表現。

　　 紹聖四年(1097)，朝延加重了對元佑黨人的懲處，加之東坡又在惠州寫了一首七絕《縱筆》：

　　 “白發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

　　 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

　　 用超然灑脫的禅悅方式，對待政敵的迫害。這首詩很快傳至汴京(今河南開封)，宰相章驚冷笑道：“蘇子尚爾快樂耶！”又重議東坡“草製讪謗”之罪，再貶爲瓊州(今海南省海口市)別駕，昌化軍(今海南儋縣)安置。

　　 無符叁年(1100)五月，蘇轼被赦內遷廉州(今廣西合浦)。六月二十日渡海北還，重遊曹溪南華寺。未至前，友人蘇賢在南華寺迎候，東坡先寄(昔在九江與蘇伯固唱和......《一詩，有句雲：

　　 “水香知是曹溪口，眼淨同看古佛衣。

　　 不向南華結香火，此生何處是真依。”

　　 詩中的“眼淨”，系借用《維摩诘所說經》句“遠離塵垢，得法眼淨。”他又作《追和沈遼頃贈南華詩》：

　　 “善哉彼上人，了知明鏡臺。

　　 歡然不我厭，肯致遠公材。

　　 莞爾無心雲，胡爲出岫來。

　　 一堂安寂滅，卒歲扃蒼苔。”

　　 徽宗趙佶建中靖國元年(1101)七月二十八日，蘇轼卒于常州，遺願葬于汝州郏城縣(今河南郏縣)釣臺鄉上端裏小峨眉。

　　 綜觀東坡的一生，他前期涉及佛教的詩文，往往流露出不堪世事壓迫以求解脫的心情。而到後期，則能以透脫的教理來認識世界，看待苦海中的人生，作飒然出離之想。他利用佛教對人生進行理智的思索，深刻的反省，培養出一種超然灑脫，與世無爭的襟懷，求得心理上的平靜安甯。這種觀今與儒家的入世思想相互爲用，既矛盾又統一，使他處于危難之間不懼不餒，不悲不憂，而機遇來臨之時又能堅持其以仁政治國的崇高理想，奮鬥不已。蘇轍在《追和陶淵明詩引》中，說東坡谪居瓊州時，“日啖薯芋而華堂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喜和陶詩，筆力縱橫，揮灑自如 ，“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沒有消極頹廢，而是樂觀向上。可見其得力于佛學修養之深。

《蘇轼與禅(李豫川)》全文閱讀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