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學章句與佛經科判及漢魏六朝文學理論
孫尚勇
摘要：運用比較分析的方法和宗教學與文藝學理論，探討經學章句與佛經科判及漢魏六朝文學理論的關系，得出結論：章句直接影響了漢魏六朝的文學理論，並且在解經體製上啓發了科判，而成熟的科判則反過來在義解和術語兩方面影響了六朝隋唐的經學義疏，章句和科判之間存在著積極的互動關系。
關鍵詞：經學章句；佛經科判；漢魏六朝文學理論
中圖分類號：I20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0-2731(2009)04-0019-05
章句之學是中國傳統經學的重要內容，也是古代經學入門的必由之路，它代表了古代中國文化最普及的形式，但自1912年民國臨時政府宣布廢止讀經之後，一般中國知識分子逐漸對章句之學陌生起來。其實，章句之學就在我們日常生活當中，盡管由于隔膜，我們對它的來龍去脈不甚明了，甚至多少有些漠然。比如我們自己學習或向他人講授一篇文學作品，最初總是會采用分段分析的方法。這個方法從何而來
我認爲是從傳統經學的章句之學中來。但張伯偉《佛經科判與初唐文學理論》卻說：“一篇文章或一首長詩的寫成，往往需要分成若幹段落或層次，此在今日幾乎成爲文學常識。但從曆史上來看，其在文學理論上的反映，最早出現在初唐。而這一理論之能夠形成，則來自于佛經科判的啓示。”[1][2]事實是否如此
本文擬從章句之學的性質、章句之學與佛經科判的關系、章句之學對漢魏六朝文學理論的影響等叁個方面提出淺見，以求教于學界。
一、傳統經學的章句之學
關于章旬的基本體例，王逸《天問章句敘》雲：“章決句斷”[3]Onx9)，《後漢書·桓譚傳》李賢注雲：“離章辨句，委曲枝派”，四庫館臣雲：“箋釋文句”[4]。綜合這些說法可知，章句之學著重于分析某一文本的篇章結構和造句遣詞，其中尤以分析篇章結構爲基本特點；在此基礎之上，再逐次箋解字詞，闡釋句段的大意。
章句之源，黃侃(1886～1935)以爲起于周代官學教育。其說雲：“《學記》曰：“古之教者，一年視離經辨志。”鄭日：“離經，斷句絕也。”詳《記》文所述學製，鄭皆以《周禮》說之，是則“古之教者”謂周代也。其時考校已以離析經理、斷絕章句爲最初要務爾。則章句之學，其來久矣。”[5]但《周禮》所記是否確屬西周製度，近代以來頗多爭議。考《左傳》所記“賦詩斷章”之事頗多，較早有周襄王欲以狄伐鄭，富辰谏引《小雅常棣》雲：“其四章日：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6]，事在公元前636年(僖公二十四年)。故就分章言，章句大約起源于《詩》之歌唱，其出現時間或者應早于周代官學教育。《毛詩》的章句當有較早的淵源，故《後漢書·徐防傳》載徐防雲：“《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于子夏。”[7]可見，章句之學較早在對儒家經典的整理和注釋中得到廣泛自覺的應用。據《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小學類序[8]，至秦漢，小學類著作也有分章的。
今知最早作爲一種注釋體類出現的章句著作是後來被稱爲《小章句》的漢景帝時丁寬所著《易說》，其後有施氏、孟氏、梁丘氏叁家的《周易章句》，歐陽氏和大、小夏侯叁家的《尚書章句》；稍後有張禹的《論語章句》。有趣的是，較早批評章句之學的卻正是長于此道的夏侯勝。據《漢書·夏侯勝傳》，大夏侯謂小夏侯“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小夏侯則反擊大夏侯“爲學疏略，難以應敵”[8]。由此來看，章句之學流于瑣碎說解可能肇始于夏侯建。正因爲此，章句之學後來往往受到鄙視，故《文心雕龍·論說》有“通人惡煩，羞學章句”[9]之說。公元前51年(漢宣帝甘露叁年)的石渠會議和章帝建初四年的白虎觀會議，可能都與“五經章句煩多”[7]有關。《後漢書·章帝紀》載：建初八年，章帝诏曰：“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7]這明顯流露了將章句之學排除出正統意識形態的意味。《後漢書·鄭玄傳論》雲：“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滯固所察，異端紛纭，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余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7]這說明，盡管遭到了通儒的鄙棄和官方政令的直接批駁，但東漢中前期經學的章句之學仍然極爲發達。
東漢中前期章句之學發達的原因，首先在于章句是學習經典的第一步。黃侃雲：“凡爲文辭，未有不辨章句而能工者也，凡覽篇籍，未有不通章句而能識其義者也。故一切文辭學術，皆以章句爲始基。”[5]此論于古有征。如《後漢書·傅毅傳》雲：“永平中，(毅)于平陵習章句。”[7]其次在于東漢以是否通章句作爲選才的依據。如132年(順帝陽嘉元年)十一月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箋奏，乃得應選”[7]。
章句之學在東漢後期出現了一度的低潮，這被認爲是儒學不振的一個重要表征。《後漢書·儒林傳序》雲：“146年(本初元年)，梁太後诏日：“大將軍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學，每歲辄于鄉射月一飨會之，以此爲常。”自是遊學增盛，至叁萬余生。然章句漸疏，而多以浮華相尚，儒者之風蓋衰矣。”[7]這說明，一意專心章句，將滋生家異其說、不曉大體之弊；完全摒棄章句，則會導致浮辭無根、經義不明之弊。兩漢章句之學正是在這種矛盾之中不斷發展的。
現存較早且具有代表性的經學章句著作爲趙岐《孟子章句》。張伯偉《佛經科判與初唐文學理論》說：“漢儒的章句之學自然也要分章斷句，如趙岐《孟子注》，其《題辭》雲：“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所謂“章別其旨”，一方面分章段，一方面作“章旨”。但這種分段極爲簡略，與佛經義疏科判之繁複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儒家的義疏之學，從其形成來看，顯然還是與佛教有關。”[1]但張伯偉對趙岐《孟子章句》的認識顯然是錯誤的。從而也導致了《佛經科判與初唐文學理論》全文對傳統經學章句之學真相的疏隔。
趙岐《孟子題辭》雲：“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叁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儒家惟有《孟子》，闳達微妙，組奧難見，宜在條理之科。于是乃述己所聞，證以經傳，爲之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10]據十叁經注疏本《孟子注疏》各卷題注、正文並校勘記，《梁惠王章句》二十叁章，《公孫醜章句》二十叁章，《滕文公章句》十五章，《離婁章句》六十一章，《萬章章句》十八章，《告子章句》叁十六章，《盡心章句》八十五章，凡二百六十一章，與《題辭》合。
趙岐章指，《十叁經注疏》本《孟子注疏》竊入《疏》中。校勘記雲：“今據廖本載全于每章後，各本異同即注于下，以補注疏本之阙。”[10]《十叁經注疏》本各卷題目下亦標章數，但數字有誤。楊伯峻《孟子譯注》于十四卷各卷題目之下明標趙岐所分章數[11]。夏傳才《十叁經概論》亦雲：“趙岐把 《孟子》七篇各分上下篇，凡十四卷、二百六十一章，依章節句讀串釋其義，書前總序稱爲《孟子題辭》。是一篇有價值的學術研究論文；每章章末用韻語概括義理，稱爲“章指”。”[12]
據趙岐對《孟子》一書的字數統計，其各章平均約一百叁十叁字。張伯偉《佛經科判與初唐文學理論》一文疏于檢核，乃至于認定趙岐《孟子注》“與佛經義疏科判之繁複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儒家的義疏之學，從其形成來看，顯然還是與佛教有關”。這一判斷顯然與事實相去懸隔。考之實際，六朝儒家義疏之學應是傳統章句之學的新發展。故黃侃說：“降至後世，義疏之作，布在人間，考證之篇，充盈箧笥，又孰非章句之幻形哉
”[5]
二、佛學傳統中的科判之學及其淵源
關于佛經科判之學，梁啓超《翻譯佛典與文學》雲：“稍治佛典者，當知科判之學，爲唐宋後佛學家所極重視。其著名之諸大經論，恒經數家或十數家之科判，分章分節分段，備極精密(原注：道安言諸經皆分叁部分：一序分，二正宗分，叁流通分。此爲言科判者之始，以後日趨細密)。推原斯學何以發達，良由諸經論本身，本爲科學組織的著述。我國學者，亦以科學的方法研究之，故條例愈剖而愈精。此種著述法，其影響于學界之他方面者亦不少。夫隋唐義疏之學，在經學界中有特別價值，此人所共知矣。而此種學問，實與佛典疏鈔之學同時發生。吾固不敢徑指此爲翻譯文學之産物，然最少必有彼此相互之影響，則可斷言也。而此爲著述進化一顯著之階段，則又可斷言也。”[13]上引梁說亦見引張伯偉《佛經科判與初唐文學理論》一文，歸納起來，這段話表達了如下見解：一、六朝佛經科判始于釋道安(312～385)區判經典爲序分、正宗、流通的叁分；二、科判之發達源于佛經本身“本爲科學組織的著述”；叁、佛經科判之學與隋唐經學的義疏之學同時發生，存在相互影響，其隱約認爲隋唐義疏受到六朝佛經科判的影響。
以上梁氏的叁點結論，第一點，大略符合曆史實際，然義有未盡(說詳下文)。《出叁藏記集》卷一五《道安法師傳》雲：“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隱沒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轉讀而已。安窮覽經典，鈎深敢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迹》、《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爲起盡之義，及《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玄旨。條貫既敘，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14]唐良贲(717～777)認爲佛經科判之學于印度無更早淵源，其《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疏》卷一上雲：“昔有晉朝道安法師科判諸經，以爲叁分：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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