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了自己曾经在维摩诘面前显出了自己的道力不足啊，开悟的程度不够，受到维摩诘的教育，这样就很怕到维摩诘那里去再被诘难，受到考试。像这样一个很生动的故事，我想就体现了佛教对于不同的文化、对于开悟不同程度的人的一种包容、爱护、理解和尊重。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学诚法师：对话还存在着一个层次的问题。最高的对话就是不要说话，心灵是相通的。
张继禹道长： 高道不敢当。道教说“道高弥安”啊，这个追求的目标是要一辈子。中国文化之所以能这样五千年沿传至今，而且不断地吸收新的文化或者说域外的文化，不断地来创造自己的文化，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文化的主体性，这个文化五千年不变，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中华民族有自己的一个主体，但是有自己的主体性又不排他，就是说有包容性，没有排他性，应该说这里面是道的文化。我觉得道的文化不一定是指道教的文化、道家的文化，就中国来讲，应该说是一个道的文化，应该说道是既有主体性又有包容性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按照道家来讲，老子讲就是要“自虚极”，自虚极才能够达道。庄子讲是要“为道极虚”，虚就是要包容。就像我们一样，我们要有虚，就是我们要有空间，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朋友，我们都要留有空间。像我们建一个大房子，今天我们有这么大的一个会场，容纳这么多人，就是因为我们有空间，才可以坐到一起。所以我觉得既有主体性，又有包容性，这是非常重要的。
近代著名的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在总结道教文化时有一句话，叫“道教之真精神”。他把道教之真精神的提法看成是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既能不断的吸收外来的各种不同的文化，又能保持自己的本来面目。我觉得这就是既要保持一个小我，我们都是一个分别不同的个体，我们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地域，这都是小我。但是我们要追求一个大我，融入到这个大的道中去，我觉得中华民族能够延续五千年，维护这样一个大一统，可能跟这个文化都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张继禹道长：我觉得在当代，文化吸取外来营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促进对外的交流，不断吸收先进的文化，先进的科学，来补充我们。一方面，我们叫两岸四地，两岸四地是一个整体，从文化上面来讲，我们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但是我们也有不同的地域文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来提起的概念。第二，其实三教的对话，历史上很多人作了很多的贡献。南北朝的时候，梁代有两个人物，一个是道士，一个是和尚。道士是陶弘景。陶弘景是梁武帝时期的人，这个人很有学问，既是道教的高道，又是医学家，还是化学家，他发明了冶炼，还可以说他是散文家。梁武帝非常尊重他，请他出来做宰相，但是他深居在山中，人称“山中宰相”。他用自己的行动促进三教融合，他把道教的神仙排了一个谱系，在这个谱系里边，把孔子也吸收进来了。在他的道场里边，既设一个道堂，也设一个佛堂，隔日朝拜。今天去道堂里边朝拜、诵经，明天去佛堂里边朝拜、诵经。还有一个和尚，叫傅大士，他是主张三教合一，有一天他是戴着道冠，穿着袈裟，脚上穿着靸履，然后有人问他，你怎么这么个打扮？他说：“我是要以儒为基础，以道为首，中间以佛为心。”
许嘉璐：这就是林先生所说的，空气、水和饭和药。
张继禹道长：历代的人都在诠释这样一个三教合一的故事，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还不在三教对话，是我们许许多多的历代大儒、高僧、高道，在默默的，包括我们许多的社会大众，都在参与到这样一个三教的对话、三教的融合中。就如刚才林先生所说的，我们中国人有多重的信仰，他来自文化的这样一个影响，通过我们的行动也在促进着三教的融合，构成中国的这样一个“道”的文化，或者说“和”的文化的传统。
儒释道世纪对话(二)
许嘉璐：三位的高见又引发我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多重信仰随处可见。比如在云南的一个地方，离开村子大约两三千米的山上有一座小庙，我随机地去看，一座没有僧人的庙，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庙，看得出香火很盛，为什么呢？香炉里的香灰满满的，香案上还落了一些，烛台的烛泪留得很红很厚，说明香火很盛。抬头一看，赫然的释迦世尊、老子和孔子三尊像！我就想，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中华文化包括原始佛教－－在印度、天竺流行的原始佛教，和由老庄之学后来衍生出的道教，都是产生于对现实的体验与观察和归纳。也就是，他是“从人到人”。比如，我们都知道老子、庄子是谁，是人。世尊出生在人间、生活在人间、弘道在人间、涅槃在人间，他涅槃之后留下了舍利，仍然是现实的东西。儒家的理想，以孔子为代表，他总结了夏商周，特别是周公的礼仪，礼仪是从生活当中提炼，概括成为一种规则，一种协调社会的机制，然后他提出“仁”，从人当中又回到人，“仁者爱人”。
常常我们对自家的东西，“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啊，没感到有什么奇特，但是对比一下，(这个我要声明，我们谈儒释道对话的时候，对其他的信仰不是评价高低，只是说特色，说同中之异，谈异点。)有的信仰是从神到人，所谓一元神，一神论，就是人造了一个神，然后赋予他创造世界万物，包括我们人，都是他创造的，也是一种二元的对立－－神与人的对立，人永远是人，不能成神，神永远是神，不能贬为人。儒释道都不是这样，如果本着正信正念，我布道，我可以立地成佛，佛者，觉也。以前我跟学诚法师谈到过，包括“一阐提”都可以到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教也是，求其真，求自己精神的升华，儒者可以从一般的人到君子，由君子进展到贤者，由贤者成圣，所以“从人到人”和“从神到人”是不一样的，恐怕是学理上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想法对不对。
此时又产生了第二个问题，张道长提到傅大士，他提倡三教合一，而三教合一提倡的高潮是在明代，三教合一的问题，各位怎么评论。
学诚法师：释迦牟尼佛原来是一个王子，并且是一个在世间上文武双全，非常成功的人，最后从世间的上人成为出世间的上人，成了佛，功德圆满。释迦牟尼佛出家，是因为看到了老人、病人、死人、修道人，正是因为对人的痛苦的厌离，以及对出家修道快乐的向往而出家的。出家以后悟道，总结人生有八种苦：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蕴炽盛。爱别离苦，是跟喜欢的人不能在一起，就会苦；怨憎会苦，是跟不喜欢的人在一起，也会苦；求不得苦，我们要得到的东西得不到，就会痛苦；五蕴炽盛苦，就是我们人类的烦恼与痛苦。“八苦”都是以人为本的，他成道就是悟出如何来解决人类的这些痛苦。生老病死是我们人的一种规律，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与五蕴炽盛，它是我们内在的烦恼的问题，是人与人的关系的问题。为什么人会有爱别离、怨憎会呢，就是我们人内心里有分别心，不平等，所以释迦牟尼主张平等，众生平等，所有人都平等，所有的人通过自己的修道，最后都能够跟佛一样成佛。佛教传到中国以后也是很有趣，儒释道三家确实也蛮有趣的，每个寺庙里都有伽蓝殿，伽蓝殿里面供的是关公，关公儒释道三家都敬奉；妈祖，在我的家乡，道教、佛教、基督教、不信教的人都朝拜妈祖，这都是非常典型的代表，也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多元化，在一个人的身上就能体现出来。
许嘉璐：在一神论的宗教和民族里面，借佛教的一句话说，就是“不可思议”。不久前去新疆，我问维吾尔族的姑娘，“维汉通婚，过去比较少，现在维汉通婚有没有？”她说，“很多呀。”我说：“从前是只能汉族的姑娘嫁到维吾尔族的家里，现在有没有维吾尔族的姑娘嫁到汉族家来？”她说，“也有啊，我就想嫁一个汉族人，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个朋友啊？”包括家庭当中的多重信仰，在有的民族是难以想象的，这和包容有关，无论是多重信仰也好，具体体现就是三教合一论。我个人认为，现在不必谈宗教形式上的、组织机构上的三教合一，有自发的，像学诚法师所说庙里面供关公，这是可以的。三教还是各自去吸收对方的优点来发展。但是我要看到三教合一是有它的哲理，和宗教本身的这种信仰的内涵作为后盾。是不是？一个点头了，学诚法师没点头，是不是有意见？我的话对不对？
学诚法师：我们把关公当成护法。
许嘉璐：他是护法神？
学诚法师：是。
许嘉璐：那在座的各位居士，有信仰的，你们都是在家护法神，护法人啊！都有可能进庙被供养一番。
张继禹道长：用道教的话来讲，其实中国人有一个追求。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追求一个神明的保佑。我们祈求佛祖、祈求神明、祈求祖先来保佑我们，保佑我们安居、健康、幸福、顺利。但是，从道教来讲，有一个最根本的追求，就是“真”的追求，所谓“终极真理”的追求。道教讲，就是“真人”，道教所有的神仙，得道以后都会有个封号，这个封号就是“某某真人”。我们家祖先，正一真人，丘祖，大家比较熟悉的长春真人。这个真，即是神，这个神既是外在的，宇宙之间的那个核心的力量。其实那个真反过来也在我们身上，我们身上有个神、我们身上有个真。这个真和宇宙之间的、天地之间的那个真是通的。所以在整个人生的追求，或者修行过程中，我们是要不断地避免被异化，才能保持这个真。所以道教教化人，你不要被外在的名啊、利啊、钱啊所左右，你被它所左右了，你的“真”慢慢就失去了，失去了，就会离道越来越远。
许嘉璐：“终极真理”这个概念是西方神学、哲学常用的，现代文明也引进来了，我觉得中西之间的差异是在这点上最大。因为在基督教文化中，或者我们扩大而言是指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教文化，或者再加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欧罗巴基督教文化，终极真理是神谕、是神祇，已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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