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教大师们的帽子上也有穹鸟角饰，以此来表示他们社会地位的不同。如苯教历史上就有被称为“得到甲茹之八辛”的八位苯教大师”。④(注：才让太：《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J］，《中国藏学》2005年第1期，第24页。)由此，我们可以解释前面的一些鸟巫形象岩画了。
更敦群培大师也说：“古代除汉族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国王都有以羽毛做头饰的习惯，蒙古首领们习惯将羽毛不是直竖而是披肩式斜插在帽顶上，藏王们是否以羽毛做饰不清楚，但藏族武将们在头盔上做羽饰是比较常见的，因此，以羽毛做头饰是很古老的一种装束。”显然，上面的那些岩画证明，这种以羽毛做头饰的习俗在藏区也是由来已久的。那么，“嘎木则杰”帽上的山字形与这种插羽毛的习惯有没有直接的联系呢？我们不妨再看看与此有关的早期小件金属器物。意大利藏学家G·杜齐在他的《西藏考古》一书中，称“托架”一般发现于西藏高原铜石并用时期的墓葬附近。学术界目前也倾向于认为，这种小型青铜造像——托架应当属于早期金属时期(公元前1000—公元6世纪)流行于藏北地区的装饰物，可能与马饰品有关⑤(注：张亚莎：《西藏岩画中的“鸟图形”》，《西藏研究》2006年第2期，参见其中图19。)。它们往往表现的都是一只正在展翅飞翔的鸟(鹰或鹫)的形象。可以说是对“嘎木则杰”帽叉子形前饰的直接模版(“嘎木则杰”帽的前饰以深红色的氆氇为表，是不是在模仿红铜的颜色？我们的先人们后来是不是用易于获取的氆氇这种材质来代替了呢？)。依据以上的论
据，笔者推测早期的小型“山”字形青铜饰件就是早期苯教巫师的一种帽饰物，但也不排除做马饰品的可能，因为在纳西东巴教的①(注：宋兆麟：《寻根之路——一种神秘巫图的发现》［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年，第124—125页。)《指路经》(图5)中，有与之形状相近的五股叉出现在君王或马的头上。依据早期岩画中的叉子形的头饰与象雄的“甲茹”头饰两者间的相似性，我们可以推测它与“嘎木则杰”帽的叉子形前饰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原因：其一，这种头饰在早期岩画中的苯教巫师及象雄国王的头饰上得到体现。其二，“嘎木则杰”作为苯教的主要帽式，可能传承和保留有苯教原有帽式的某些特点。其三，从“嘎木则杰”帽的叉子形前饰与杜齐发现的叉子形“托架”、早期岩画中的“山”字形鸟巫头饰、象雄王国时期的国王及苯教师的“甲茹”头饰这四者的比较来看，它们呈一脉相承的传承特点，沿用了同一个主题，即“穹鸟”这一古老象征符号。
2、从吐蕃王朝时期及后期割据时期的壁画、塑像来看
吐蕃王朝时期的人物图像资料，目前所见的并不算很丰富，主要以吐蕃占领时期(即公元787—848年敦煌被吐蕃占领)的一些敦煌石窟部分壁画、绢画，以及藏区的一些古代旧建筑壁画、石窟造像等为主。在此，笔者主要以古代壁画中某些与“嘎木则杰”帽特征相近的头饰拿来与之进行比较分析研究。属于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莫高窟洞窟共约57个，赵青兰等相关研究者将其分为早、晚两期，而吐蕃装束的人物形象一般见于晚期洞窟，目前已基本确认的有：158、159、237、359、360、369等窟。敦煌绢画②(注：海瑟．噶尔美着，台建群译：《7—11世纪吐蕃人的服饰》［J］，《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4页。)《老度叉斗圣》(8世纪)源出敦煌，系伯希和中亚藏品，后于1954年在巴黎发表，但由于图源的问题，具体颜色无法考析。该画中人物与敦煌158、159窟吐蕃赞普形象相似，其中人物帽(或者说是头巾更为准确)的结束方式有所差异，图左中、右上之人于头顶将头巾交叉缠裹成细高筒帽式样，与敦煌壁画赞普像所见帽式及今天所见拉萨大昭寺、布达拉宫等处松赞干布塑像之“赞夏”帽类似，不过前两者帽尖明显向前弯曲下垂，与唐代诗句所谓“织成蕃帽虚顶尖”③(注：沈从文编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第257—262页。)的写实相吻合，而后者“赞夏”帽顶裹有一尊小佛。更敦群培大师也在《白史》中称：“在阿里及拉达克地区，迄今被传为法王后裔者，每逢新年等节令，他们身着称作古代服饰的衣服，佩戴称作赞夏的顶部细长、顶端有一个红绢缠缚的“阿弥陀佛”称无量寿佛——引者注)绢面交错缠绕的尖顶红帽”④(注：更敦群培：《更敦群培文集精要》［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6年，第134页。)。显然，这跟松赞干布帽顶裹有的小佛一致，都为无量寿佛。再看一下敦煌158窟《佛涅巢变》⑤(注：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J］，《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4页。)。在158窟巨大的卧佛像足旁，绘有头戴各种王冠的各国王子群像，其中立于众王之首者即吐蕃赞普，有其像左上侧横条藏文题记“吐蕃赞普”为证。赞普头巾上的管状褶纹十分明显，头巾上还箍着三瓣形的王冠，巾角一端从右侧伸出。从三瓣形的王冠，笔者联想到早期岩画中的“山”形头饰，继而想到早期“山”字形的藏族称“托架”的金属饰件，还有纳西东巴教纳木依头上的叉子形头饰，最后就是“嘎木则杰”帽上的“山”字形饰件。这五件饰物与早期苯教存在着密切的联系。159窟壁画下部绘有吐蕃赞普及随从共8人像，赞普头缠管褶形红色长头巾，巾角从左侧伸出，红巾下露出裹着的一截白色头巾，头发用红色丝绸扎成辫子，然后在耳际结为发髻；身着三角形大翻领白色长袍，袖长委地，袖扣为褐色，衣左衽，左腋下可见袍带结，腰带上配有短剑。赞普身后两人或为其后妃之属，皆缠白色头巾，分别着黑、白色长袍。再看一下敦煌壁画中着吐蕃装的男供养人像，359窟北壁下端的几个男供养人，都是以红色头巾缠头，侧面伸出的头巾一角宛然可见，衣交领左衽长袍。⑥(注：杨清凡：《藏族服饰史》，第62页。)《册府元龟》载：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唐使刘元鼎入蕃与盟，见到可黎可足赞普(即赤祖德赞)“身披素褐，结朝霞帽首，佩金镂剑”，与上面所绘相同，所谓“素褐”乃是用未经染色的毛织物做的本色衣服。从以上图像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吐蕃时期赞普头饰的特点是：早期以白色毛料之类缠头做尖顶状，之后又以红头巾或丝巾之类的材料缠于白色高冠的帽面上居多。
我们再按时间先后对西藏境内的部分壁画和塑像做进一步分析。西藏查拉鲁浦石窟寺，位于布达拉宫西南药王山东麓，是西藏目前所见的唯一一座塔庙窟。据藏文史籍《贤者喜宴》载，此寺系松赞干布时来自弥药的茹雍妃洁莫尊所开凿。①(注：宿白：《藏传佛教寺院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9页，扎囊县扎塘寺。)据宿白先生分析，大概造于赤松德赞大力兴佛时期(755—797)。此窟内除了松赞干布戴有裹小佛像塔式帽外，吞米·桑布扎、禄东赞两位大臣也均戴塔式白色尖帽，足着高筒靴，与敦煌的壁画相互印证。再看一下古格王朝时期的壁画。古格壁画主要分两处，即拉康嘎波(白殿)和东嘎石窟。据目前的研究表明：东嘎石窟的年代上限(约13世纪)，比拉康嘎波的初建年代(约16—16世纪中期)要早。最近笔者看过一本叫《象雄壁画》的画册，其中有一幅出自东嘎石窟的叫“国王与王后”(图6)的写实画②(注：年炘：《象雄壁画》［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第117页。)，可惜国王的帽子周围部分已剥落，但依稀能看出其部分轮廓，帽子为尖顶白色，右边的三角形帽耳下半部分已剥落，帽檐用与项圈一样颜色的金属之类做饰，脱落的只能看出一小截，很明显帽顶有一小簇蓝色，跟笔者在海南地区琼毛苯教寺里看到的东巴辛绕所戴帽式有点接近，跟“嘎木则杰”帽也有相似之处。这里的藏王着白袍与之前的敦煌壁画再次相互印证，说明公元8世纪至13世纪，在多数情况下国王或赞普都是着白袍的，且头戴尖顶形帽子。
我们再看一则藏区扎塘寺一处风格独特的壁画。扎塘寺创建于“后弘期”早期③(注：杨清凡：《藏族服饰史》，图18和图29。)，“这组壁画是15世纪格鲁派兴起以前的遗迹，以服饰而论，各组壁画中的菩萨像(图7)最为引人注目”，其中菩萨像头戴有三角饰件的三花或五花高冠，花冠中后部大多突起一高筒状冠饰，同于吐蕃赞普的“赞夏”帽式样，细观其形，则似为先于头顶戴一毡冠或用毡类裹住高髻(因高髻顶端露出的布褶较硬直)，其外再交缠以华丽的丝帛。据《宋史·吐蕃传》记载④(注：《宋史》卷492，列传251。)，“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刘涣出使青唐城(今西宁)，见到唃厮啰冠紫罗毡冠，服金锦花袍”。这使笔者联想到安多地区逐渐在消失的尖顶、帽缘镶黑布段的白毡帽，从它的质地和功用来讲，它与藏族人的生活联系密切，不仅曾在民间广为普及，还在安多地方神的头饰上有所体现，如阿尼玛卿等；而金锦花袍至今在安多地区很流行。另外，上述扎塘壁画中的菩萨头饰与“嘎木则杰”帽也有某些相似之处，如：尖顶、帽筒中的皱褶、五莲瓣等(在此以青海海南地区的“嘎木则杰”帽为例)。除外，也看到康区的几顶“嘎木则杰”帽，显然与海南地区的“嘎木则杰”帽有些差别，其帽檐的前饰则与莲花生大师的帽子边饰很接近。
3、从藏族的白色崇尚观来看
藏族是个崇尚白色的民族，这种白色崇尚观折射在藏族的神山崇拜、图腾崇拜、神话传说、建筑、服饰、宗教等文化领域的方方面面。
从藏族早期的卵生神话来看，苯教文献《什巴卓浦》记载：“世界最早是空的，后来有了两仪，凶险作父，明亮作母，此后从露珠中产生一湖，湖中的一个卵孵化出一光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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