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教大師們的帽子上也有穹鳥角飾，以此來表示他們社會地位的不同。如苯教曆史上就有被稱爲“得到甲茹之八辛”的八位苯教大師”。④(注：才讓太：《再探古老的象雄文明》［J］，《中國藏學》2005年第1期，第24頁。)由此，我們可以解釋前面的一些鳥巫形象岩畫了。
更敦群培大師也說：“古代除漢族外的其他大部分地區的國王都有以羽毛做頭飾的習慣，蒙古首領們習慣將羽毛不是直豎而是披肩式斜插在帽頂上，藏王們是否以羽毛做飾不清楚，但藏族武將們在頭盔上做羽飾是比較常見的，因此，以羽毛做頭飾是很古老的一種裝束。”顯然，上面的那些岩畫證明，這種以羽毛做頭飾的習俗在藏區也是由來已久的。那麼，“嘎木則傑”帽上的山字形與這種插羽毛的習慣有沒有直接的聯系呢？我們不妨再看看與此有關的早期小件金屬器物。意大利藏學家G·杜齊在他的《西藏考古》一書中，稱“托架”一般發現于西藏高原銅石並用時期的墓葬附近。學術界目前也傾向于認爲，這種小型青銅造像——托架應當屬于早期金屬時期(公元前1000—公元6世紀)流行于藏北地區的裝飾物，可能與馬飾品有關⑤(注：張亞莎：《西藏岩畫中的“鳥圖形”》，《西藏研究》2006年第2期，參見其中圖19。)。它們往往表現的都是一只正在展翅飛翔的鳥(鷹或鹫)的形象。可以說是對“嘎木則傑”帽叉子形前飾的直接模版(“嘎木則傑”帽的前飾以深紅色的氆氇爲表，是不是在模仿紅銅的顔色？我們的先人們後來是不是用易于獲取的氆氇這種材質來代替了呢？)。依據以上的論
據，筆者推測早期的小型“山”字形青銅飾件就是早期苯教巫師的一種帽飾物，但也不排除做馬飾品的可能，因爲在納西東巴教的①(注：宋兆麟：《尋根之路——一種神秘巫圖的發現》［M］，北京：學苑出版社，2004年，第124—125頁。)《指路經》(圖5)中，有與之形狀相近的五股叉出現在君王或馬的頭上。依據早期岩畫中的叉子形的頭飾與象雄的“甲茹”頭飾兩者間的相似性，我們可以推測它與“嘎木則傑”帽的叉子形前飾間也存在著某種聯系。原因：其一，這種頭飾在早期岩畫中的苯教巫師及象雄國王的頭飾上得到體現。其二，“嘎木則傑”作爲苯教的主要帽式，可能傳承和保留有苯教原有帽式的某些特點。其叁，從“嘎木則傑”帽的叉子形前飾與杜齊發現的叉子形“托架”、早期岩畫中的“山”字形鳥巫頭飾、象雄王國時期的國王及苯教師的“甲茹”頭飾這四者的比較來看，它們呈一脈相承的傳承特點，沿用了同一個主題，即“穹鳥”這一古老象征符號。
2、從吐蕃王朝時期及後期割據時期的壁畫、塑像來看
吐蕃王朝時期的人物圖像資料，目前所見的並不算很豐富，主要以吐蕃占領時期(即公元787—848年敦煌被吐蕃占領)的一些敦煌石窟部分壁畫、絹畫，以及藏區的一些古代舊建築壁畫、石窟造像等爲主。在此，筆者主要以古代壁畫中某些與“嘎木則傑”帽特征相近的頭飾拿來與之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屬于吐蕃占領時期的敦煌莫高窟洞窟共約57個，趙青蘭等相關研究者將其分爲早、晚兩期，而吐蕃裝束的人物形象一般見于晚期洞窟，目前已基本確認的有：158、159、237、359、360、369等窟。敦煌絹畫②(注：海瑟．噶爾美著，臺建群譯：《7—11世紀吐蕃人的服飾》［J］，《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4頁。)《老度叉鬥聖》(8世紀)源出敦煌，系伯希和中亞藏品，後于1954年在巴黎發表，但由于圖源的問題，具體顔色無法考析。該畫中人物與敦煌158、159窟吐蕃贊普形象相似，其中人物帽(或者說是頭巾更爲准確)的結束方式有所差異，圖左中、右上之人于頭頂將頭巾交叉纏裹成細高筒帽式樣，與敦煌壁畫贊普像所見帽式及今天所見拉薩大昭寺、布達拉宮等處松贊幹布塑像之“贊夏”帽類似，不過前兩者帽尖明顯向前彎曲下垂，與唐代詩句所謂“織成蕃帽虛頂尖”③(注：沈從文編著：《中國古代服飾研究》［M］，商務印書館香港分館，第257—262頁。)的寫實相吻合，而後者“贊夏”帽頂裹有一尊小佛。更敦群培大師也在《白史》中稱：“在阿裏及拉達克地區，迄今被傳爲法王後裔者，每逢新年等節令，他們身著稱作古代服飾的衣服，佩戴稱作贊夏的頂部細長、頂端有一個紅絹纏縛的“阿彌陀佛”稱無量壽佛——引者注)絹面交錯纏繞的尖頂紅帽”④(注：更敦群培：《更敦群培文集精要》［M］，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年，第134頁。)。顯然，這跟松贊幹布帽頂裹有的小佛一致，都爲無量壽佛。再看一下敦煌158窟《佛涅巢變》⑤(注：樊錦詩、趙青蘭：《吐蕃占領時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J］，《敦煌研究》1994年第4期，第4頁。)。在158窟巨大的臥佛像足旁，繪有頭戴各種王冠的各國王子群像，其中立于衆王之首者即吐蕃贊普，有其像左上側橫條藏文題記“吐蕃贊普”爲證。贊普頭巾上的管狀褶紋十分明顯，頭巾上還箍著叁瓣形的王冠，巾角一端從右側伸出。從叁瓣形的王冠，筆者聯想到早期岩畫中的“山”形頭飾，繼而想到早期“山”字形的藏族稱“托架”的金屬飾件，還有納西東巴教納木依頭上的叉子形頭飾，最後就是“嘎木則傑”帽上的“山”字形飾件。這五件飾物與早期苯教存在著密切的聯系。159窟壁畫下部繪有吐蕃贊普及隨從共8人像，贊普頭纏管褶形紅色長頭巾，巾角從左側伸出，紅巾下露出裹著的一截白色頭巾，頭發用紅色絲綢紮成辮子，然後在耳際結爲發髻；身著叁角形大翻領白色長袍，袖長委地，袖扣爲褐色，衣左衽，左腋下可見袍帶結，腰帶上配有短劍。贊普身後兩人或爲其後妃之屬，皆纏白色頭巾，分別著黑、白色長袍。再看一下敦煌壁畫中著吐蕃裝的男供養人像，359窟北壁下端的幾個男供養人，都是以紅色頭巾纏頭，側面伸出的頭巾一角宛然可見，衣交領左衽長袍。⑥(注：楊清凡：《藏族服飾史》，第62頁。)《冊府元龜》載：唐穆宗長慶元年(821)唐使劉元鼎入蕃與盟，見到可黎可足贊普(即赤祖德贊)“身披素褐，結朝霞帽首，佩金镂劍”，與上面所繪相同，所謂“素褐”乃是用未經染色的毛織物做的本色衣服。從以上圖像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吐蕃時期贊普頭飾的特點是：早期以白色毛料之類纏頭做尖頂狀，之後又以紅頭巾或絲巾之類的材料纏于白色高冠的帽面上居多。
我們再按時間先後對西藏境內的部分壁畫和塑像做進一步分析。西藏查拉魯浦石窟寺，位于布達拉宮西南藥王山東麓，是西藏目前所見的唯一一座塔廟窟。據藏文史籍《賢者喜宴》載，此寺系松贊幹布時來自彌藥的茹雍妃潔莫尊所開鑿。①(注：宿白：《藏傳佛教寺院考古》［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69頁，紮囊縣紮塘寺。)據宿白先生分析，大概造于赤松德贊大力興佛時期(755—797)。此窟內除了松贊幹布戴有裹小佛像塔式帽外，吞米·桑布紮、祿東贊兩位大臣也均戴塔式白色尖帽，足著高筒靴，與敦煌的壁畫相互印證。再看一下古格王朝時期的壁畫。古格壁畫主要分兩處，即拉康嘎波(白殿)和東嘎石窟。據目前的研究表明：東嘎石窟的年代上限(約13世紀)，比拉康嘎波的初建年代(約16—16世紀中期)要早。最近筆者看過一本叫《象雄壁畫》的畫冊，其中有一幅出自東嘎石窟的叫“國王與王後”(圖6)的寫實畫②(注：年炘：《象雄壁畫》［M］，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第117頁。)，可惜國王的帽子周圍部分已剝落，但依稀能看出其部分輪廓，帽子爲尖頂白色，右邊的叁角形帽耳下半部分已剝落，帽檐用與項圈一樣顔色的金屬之類做飾，脫落的只能看出一小截，很明顯帽頂有一小簇藍色，跟筆者在海南地區瓊毛苯教寺裏看到的東巴辛繞所戴帽式有點接近，跟“嘎木則傑”帽也有相似之處。這裏的藏王著白袍與之前的敦煌壁畫再次相互印證，說明公元8世紀至13世紀，在多數情況下國王或贊普都是著白袍的，且頭戴尖頂形帽子。
我們再看一則藏區紮塘寺一處風格獨特的壁畫。紮塘寺創建于“後弘期”早期③(注：楊清凡：《藏族服飾史》，圖18和圖29。)，“這組壁畫是15世紀格魯派興起以前的遺迹，以服飾而論，各組壁畫中的菩薩像(圖7)最爲引人注目”，其中菩薩像頭戴有叁角飾件的叁花或五花高冠，花冠中後部大多突起一高筒狀冠飾，同于吐蕃贊普的“贊夏”帽式樣，細觀其形，則似爲先于頭頂戴一氈冠或用氈類裹住高髻(因高髻頂端露出的布褶較硬直)，其外再交纏以華麗的絲帛。據《宋史·吐蕃傳》記載④(注：《宋史》卷492，列傳251。)，“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劉渙出使青唐城(今西甯)，見到唃厮啰冠紫羅氈冠，服金錦花袍”。這使筆者聯想到安多地區逐漸在消失的尖頂、帽緣鑲黑布段的白氈帽，從它的質地和功用來講，它與藏族人的生活聯系密切，不僅曾在民間廣爲普及，還在安多地方神的頭飾上有所體現，如阿尼瑪卿等；而金錦花袍至今在安多地區很流行。另外，上述紮塘壁畫中的菩薩頭飾與“嘎木則傑”帽也有某些相似之處，如：尖頂、帽筒中的皺褶、五蓮瓣等(在此以青海海南地區的“嘎木則傑”帽爲例)。除外，也看到康區的幾頂“嘎木則傑”帽，顯然與海南地區的“嘎木則傑”帽有些差別，其帽檐的前飾則與蓮花生大師的帽子邊飾很接近。
3、從藏族的白色崇尚觀來看
藏族是個崇尚白色的民族，這種白色崇尚觀折射在藏族的神山崇拜、圖騰崇拜、神話傳說、建築、服飾、宗教等文化領域的方方面面。
從藏族早期的卵生神話來看，苯教文獻《什巴卓浦》記載：“世界最早是空的，後來有了兩儀，凶險作父，明亮作母，此後從露珠中産生一湖，湖中的一個卵孵化出一光亮一…
《格魯派黃帽之起源及其曆史演變探析》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