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ONE

　　踏上心灵幽径：基本法则

　　在灵性道路上，需要发现内心深处的创伤，才能达到真正的成熟：包括来自过去的悲伤、未实现的渴望、一生累积的哀痛。正如阿姜查所说：“如果没有痛哭过许多次，禅修就还没有真正开始。”

　　序曲 灵性修行与心理治疗的结合——我的亲身经历

　　在本书一开始，我强调的是我个人的旅程，因为我学到的最大课题，就是普遍性必须和个人性结合，才能完满地实现灵性生活。

　　传统灵性与现代生活的调和

　　1972年夏天，在首次到亚洲学习五年之后，我顶著光头，穿著僧袍，回到父母在华盛顿首府的家。当时美国还未有任何南传佛教寺院， 但我想知道在美国当和尚会如何，即使是很短的一段日子也好。和父母住了几周后，我决定去长岛拜访我的双胞胎弟弟和他太太，于是穿著僧袍、带著钵，拿著母亲买的车票(身为出家的修行者，我不花费，也不管理钱财)，登上从华盛顿到纽约中央车站的火车。

　　我在当天下午抵达，随后就沿著第五大道走去找我的弟媳。经过这么多年的修行，我一直非常平静。我行走著，就好像正在禅修一样， 擦身而过的路人和帝梵尼之类的精品店，对我来说就像森林寺院里的风和树。我要在伊丽莎白-雅顿的店门口和弟媳碰面，有人送她这里的生日礼券，提供一整天的全套保养，包括护肤、做头发、按摩、修指甲，等等。我按约定在四点钟抵达，但她没有出现。我等了一段时间之后，走了进去。店员惊讶地问：“我能为你效劳吗？。”“是，我要找朵丽.康菲尔德。”“哦！”她回答，“她还没好，请你到四楼的候客室等待。”于是我搭电梯到四楼，一出来就碰到候客室的接待员，她也用略带怀疑的语气询问我：“我能为你效劳吗？”我告诉她，我要找弟媳，有人请我到这里等候。

　　我坐在一张舒适的沙发上，等了几分钟之后，决定盘起腿、闭上眼睛，开始打坐。我毕竟是出家人，在那里还能做什么呢？十分钟之后， 我开始听到笑声和喧哗的声音。我继续打坐，之后我听到走廊那边传来一阵嘈杂声：“他是真人吗？”于是我睁开双眼，看见八到十个穿著伊丽莎白.雅顿“睡袍”的妇女盯著我，许多人的头发还上著发卷或长得像钓线卷轴的古怪玩意儿，有些人的脸上涂了像是绿色酪梨酱的东西，其他人则敷著泥巴。我回望她们，怀疑自己到了陌生的国度，然后听到自己说：“她们是真人吗？”

　　从那一刻起，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在佛教寺院美好而古老的教法，以及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之间，找到调和的方法。在过去这些年，对我和许多寻求真诚灵性生活的人而言，这种调和已成为最为有趣且迫切的课题。大部分美国人并不想过传统的传教士、和尚或尼姑的生活， 然而我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希望将真诚的灵性修行带入生活。本书将会谈到这种可能性。

　　我的灵性旅程

　　我的灵性生活是在我十四岁时，别人送我的一本书引发的，那是洛桑.然巴写的《第三只眼》。它以半虚构的方式描述了西藏的神秘之旅，是一本有趣且深具启发的书， 为我提供一个可以遁逃的世界，那似乎远远好过我所居住的世界。我成长于美国东岸一个科学与知性的家庭，父亲是生物物理学家，研发出人工心脏及肺脏，在美国太空总署的太空医学部门工作，也在医学院教书。我接受了 “良好的教育”，也进人“常春藤联盟”大学， 身边有许多聪明和有创意的人，他们虽然拥有成功的事业和知性的成就，但许多人并不快乐，使我清楚看到：才智和在世间的地位，与快乐和健康的人际关系并没有太大关联。这点在我家就明显得令人心痛。即使在我寂寞和困惑的时候，我也知道必须往别处去寻求快乐，于是我转向东方。

　　1963年，我在达特茅斯学院就读时，有幸遇到一位有智慧的老教授陈荣捷博士，他教授佛学和中国古典文学时，是盘腿坐在桌子上的。因为他的启发，我主修了亚洲研究，且一毕业就在美国和平工作团的协助下，去了亚洲，想到佛寺寻求教法和出家。我开始修行，后来在泰国的森林寺院巴蓬寺出家和隐修，那是由年轻但后来颇负盛名的大师阿姜查主持的，但我对所接受的教法感到意外。我虽不期待僧侣像然巴的故事所写的，可以飘浮在空中，却仍希望从禅修得到特殊的效果： 快乐、狂喜状态与超凡的经验。但老师教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提供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终生觉醒、专注、臣服和承诺的道路。他提供的快乐完全不依靠世间变化无常的状况，而是出于自身艰辛而自觉的内在转化。进入寺院时，我原本期待可以将家庭的痛苦和世间的种种困难抛在脑后，但它们却如影随形。我费了许多年才了解这些困难是修行的一部分。

　　我很幸运能够找到智慧的教导，接受传统而古老的训练，这些训练在最好的寺院中仍然保持著。这种修行方式要求极为简朴的生活，只拥有一副衣钵，每天还要走五里路以取得一顿午餐。我花了很长的时间以传统的方法禅修，例如在森林中整夜静坐，观看墓地焚烧的尸体；在一个房间里禁语闭关一年，每天静坐和经行二十个小时。我分别在马哈希尊者、阿沙巴哈尊者及佛使比丘住持的伟大寺院接受卓越的教法。在这段修行期间，我学到许多美好的事，并终生对这些师长心怀感激。然而，在这些特殊环境接受的密集禅修只是修行的起步，之后我在非常普通的地方也进行了同样严格的禅修，只因为我承诺要进行有系统的训练。接受初期的训练时，我并不知道未来会如何，而我离开亚洲时仍然非常理想化，期待特殊的禅修经验会解决我所有的问题。

　　往后几年，我又回到泰国、印度和斯里兰卡的寺院，接受进一步的训练，然后向一些知名的西藏喇嘛、禅师和印度上师学习。在十九年的教学当中，我十分荣幸和多位西方的佛学老师合作，在美国创立内观禅修社，内观是佛教的正念修行方法。我曾经带领过为期一天至三个月的密集禅修，合作对象包括基督教、佛教徒、超个人心理学家及其他团体。我在1976年完成了临床心理学的博士学位，自此就以心理治疗师和佛学老师为业。经过这些年，我主要想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如何活出灵性的修行，我如何让它在生活中的每一天开花结果？

　　开始教学以来，我看到许多学生误解灵性修行的真意，许多人希望用它来逃离自己的生活；许多人就像我一样，曾经用它的理想和语言来逃避人类存在的痛苦和困难；许多人就像我一样，曾经用它的理想和语言来逃避人类存在的痛苦和困难；许多人进入寺院、教堂和道场，只为了寻求特殊的效果。

　　由上向下的修行经历

　　我个人的修行是一条由上到下经历了不同的脉轮(身体的灵性能量中心，)而非由下往上。我第一个十年的系统化灵性修行，主要是通过心智的带领。我钻研、阅读，然后像僧侣一样禅修和生活，总是使用大脑的力量来获得理解。我发展出专注和三摩地(深层的定力)，以及各种洞见；我对活在世间的自己有了完全不同的认识，并以崭新而有智慧的方式来看事情。我以为这种洞识就是修行的重点，并对自己新的理解感到满意。

　　但我以僧侣的身份回到美国后，这一切都结束了。在伊丽莎白.雅顿事件后几周，我脱下僧袍，进入研究所就读，找了份开计程车的工作，晚上还在波士顿的精神病院工作，并展开一段亲密关系。我从寺院回来时虽然清明、开阔又兴奋，但从居家生活和研究所的关系中，我很快就发现禅修对我的人际关系并没有多少帮助。我的情绪仍不够成熟， 仍然表现出接受佛法训练前就有的指责和恐惧、接受和拒绝的痛苦模式，更可怕的是，我开始更清楚地看到这些模式。我可以对别处上千众生做慈心观，却很难与此时此刻就在眼前的某个人建立亲密关系。我曾经在禅修中用强大的心力压抑痛苦的感受，却常常在很久之后才了解自己其实在生气、悲伤、哀痛和受挫。我在关系中不快乐的来源并未受到检视，也缺少处理感受、投注感情及以智慧与朋友和所爱的人共处的技巧。

　　我被迫将整个修行方式从头部的脉轮向下转到心的脉轮，开始了一段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以重新唤回我的情感，将觉察和理解运用到自己的关系模式上，学习体会自己的感受，以及处理人与人联结的强大力量。我借由团体和个别咨商，以心为中心的禅修，超个人心理学， 和一连串既成功又惨痛的人际关系来学习。我检视原生家庭和早年经历，把这种理解带入现在的关系。最后，这个历程将我带进一个以困难开始而现在是幸福婚姻的关系，其中有我的妻子李雅娜及美丽的女儿卡洛琳。我逐渐了解这种心的工作与灵性修行其实是完全相容的。

　　在专注于情感工作及心的发展长达十年后，我才了解自己忽略了身体。在我早期的灵性修行中，我的身体就像情感一样，只得到表面的注意。我学会敏锐觉察自己的呼吸，并能处理身体的疼痛和感觉，但我大多是以运动员的方式使用自已的身体。我有幸拥有足够的健康和力量去爬山，或像瑜伽行者一样在恒河岸边静坐，忍受剧痛，保持十或二十小时不动；身为出家人，我可以日进一餐，而且赤足长途跋涉。但我发现过去只是在使用身体，而不是居住在其中。我一直把它当成喂食、移动以及实现心智、情感及灵性生活的工具。

　　当我更全然地关注自已的情绪，就发现身体也需要关爱和注意。只用爱和慈悲去观看、理解甚至感受，仍然是不够的，我必须将修行进一步移向更下方的脉轮。我了解要活出灵性的生活，就必须具体表现在每一个行动当中——站立、走路、呼吸、饮食，它必然涵盖我所有的活动。在地球上居住在这个珍贵的身体中，就像其他事情一样， 都是灵性生活极重要的一部分。当我开始重新住进我的身体，便在新的地方发现了使我远离真我的恐惧和痛苦，就像我打开头脑和心的时候也曾发现的一样。

　　我的修行顺著脉轮向下移动时，就变得更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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