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ONE

　　踏上心靈幽徑：基本法則

　　在靈性道路上，需要發現內心深處的創傷，才能達到真正的成熟：包括來自過去的悲傷、未實現的渴望、一生累積的哀痛。正如阿姜查所說：“如果沒有痛哭過許多次，禅修就還沒有真正開始。”

　　序曲 靈性修行與心理治療的結合——我的親身經曆

　　在本書一開始，我強調的是我個人的旅程，因爲我學到的最大課題，就是普遍性必須和個人性結合，才能完滿地實現靈性生活。

　　傳統靈性與現代生活的調和

　　1972年夏天，在首次到亞洲學習五年之後，我頂著光頭，穿著僧袍，回到父母在華盛頓首府的家。當時美國還未有任何南傳佛教寺院， 但我想知道在美國當和尚會如何，即使是很短的一段日子也好。和父母住了幾周後，我決定去長島拜訪我的雙胞胎弟弟和他太太，于是穿著僧袍、帶著缽，拿著母親買的車票(身爲出家的修行者，我不花費，也不管理錢財)，登上從華盛頓到紐約中央車站的火車。

　　我在當天下午抵達，隨後就沿著第五大道走去找我的弟媳。經過這麼多年的修行，我一直非常平靜。我行走著，就好像正在禅修一樣， 擦身而過的路人和帝梵尼之類的精品店，對我來說就像森林寺院裏的風和樹。我要在伊麗莎白-雅頓的店門口和弟媳碰面，有人送她這裏的生日禮券，提供一整天的全套保養，包括護膚、做頭發、按摩、修指甲，等等。我按約定在四點鍾抵達，但她沒有出現。我等了一段時間之後，走了進去。店員驚訝地問：“我能爲你效勞嗎？。”“是，我要找朵麗.康菲爾德。”“哦！”她回答，“她還沒好，請你到四樓的候客室等待。”于是我搭電梯到四樓，一出來就碰到候客室的接待員，她也用略帶懷疑的語氣詢問我：“我能爲你效勞嗎？”我告訴她，我要找弟媳，有人請我到這裏等候。

　　我坐在一張舒適的沙發上，等了幾分鍾之後，決定盤起腿、閉上眼睛，開始打坐。我畢竟是出家人，在那裏還能做什麼呢？十分鍾之後， 我開始聽到笑聲和喧嘩的聲音。我繼續打坐，之後我聽到走廊那邊傳來一陣嘈雜聲：“他是真人嗎？”于是我睜開雙眼，看見八到十個穿著伊麗莎白.雅頓“睡袍”的婦女盯著我，許多人的頭發還上著發卷或長得像釣線卷軸的古怪玩意兒，有些人的臉上塗了像是綠色酪梨醬的東西，其他人則敷著泥巴。我回望她們，懷疑自己到了陌生的國度，然後聽到自己說：“她們是真人嗎？”

　　從那一刻起，我意識到自己必須在佛教寺院美好而古老的教法，以及現代社會的生活方式之間，找到調和的方法。在過去這些年，對我和許多尋求真誠靈性生活的人而言，這種調和已成爲最爲有趣且迫切的課題。大部分美國人並不想過傳統的傳教士、和尚或尼姑的生活， 然而我們當中有許多人都希望將真誠的靈性修行帶入生活。本書將會談到這種可能性。

　　我的靈性旅程

　　我的靈性生活是在我十四歲時，別人送我的一本書引發的，那是洛桑.然巴寫的《第叁只眼》。它以半虛構的方式描述了西藏的神秘之旅，是一本有趣且深具啓發的書， 爲我提供一個可以遁逃的世界，那似乎遠遠好過我所居住的世界。我成長于美國東岸一個科學與知性的家庭，父親是生物物理學家，研發出人工心髒及肺髒，在美國太空總署的太空醫學部門工作，也在醫學院教書。我接受了 “良好的教育”，也進人“常春藤聯盟”大學， 身邊有許多聰明和有創意的人，他們雖然擁有成功的事業和知性的成就，但許多人並不快樂，使我清楚看到：才智和在世間的地位，與快樂和健康的人際關系並沒有太大關聯。這點在我家就明顯得令人心痛。即使在我寂寞和困惑的時候，我也知道必須往別處去尋求快樂，于是我轉向東方。

　　1963年，我在達特茅斯學院就讀時，有幸遇到一位有智慧的老教授陳榮捷博士，他教授佛學和中國古典文學時，是盤腿坐在桌子上的。因爲他的啓發，我主修了亞洲研究，且一畢業就在美國和平工作團的協助下，去了亞洲，想到佛寺尋求教法和出家。我開始修行，後來在泰國的森林寺院巴蓬寺出家和隱修，那是由年輕但後來頗負盛名的大師阿姜查主持的，但我對所接受的教法感到意外。我雖不期待僧侶像然巴的故事所寫的，可以飄浮在空中，卻仍希望從禅修得到特殊的效果： 快樂、狂喜狀態與超凡的經驗。但老師教的完全不是那麼回事，他提供的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終生覺醒、專注、臣服和承諾的道路。他提供的快樂完全不依靠世間變化無常的狀況，而是出于自身艱辛而自覺的內在轉化。進入寺院時，我原本期待可以將家庭的痛苦和世間的種種困難抛在腦後，但它們卻如影隨形。我費了許多年才了解這些困難是修行的一部分。

　　我很幸運能夠找到智慧的教導，接受傳統而古老的訓練，這些訓練在最好的寺院中仍然保持著。這種修行方式要求極爲簡樸的生活，只擁有一副衣缽，每天還要走五裏路以取得一頓午餐。我花了很長的時間以傳統的方法禅修，例如在森林中整夜靜坐，觀看墓地焚燒的屍體；在一個房間裏禁語閉關一年，每天靜坐和經行二十個小時。我分別在馬哈希尊者、阿沙巴哈尊者及佛使比丘住持的偉大寺院接受卓越的教法。在這段修行期間，我學到許多美好的事，並終生對這些師長心懷感激。然而，在這些特殊環境接受的密集禅修只是修行的起步，之後我在非常普通的地方也進行了同樣嚴格的禅修，只因爲我承諾要進行有系統的訓練。接受初期的訓練時，我並不知道未來會如何，而我離開亞洲時仍然非常理想化，期待特殊的禅修經驗會解決我所有的問題。

　　往後幾年，我又回到泰國、印度和斯裏蘭卡的寺院，接受進一步的訓練，然後向一些知名的西藏喇嘛、禅師和印度上師學習。在十九年的教學當中，我十分榮幸和多位西方的佛學老師合作，在美國創立內觀禅修社，內觀是佛教的正念修行方法。我曾經帶領過爲期一天至叁個月的密集禅修，合作對象包括基督教、佛教徒、超個人心理學家及其他團體。我在1976年完成了臨床心理學的博士學位，自此就以心理治療師和佛學老師爲業。經過這些年，我主要想嘗試回答這個問題：我如何活出靈性的修行，我如何讓它在生活中的每一天開花結果？

　　開始教學以來，我看到許多學生誤解靈性修行的真意，許多人希望用它來逃離自己的生活；許多人就像我一樣，曾經用它的理想和語言來逃避人類存在的痛苦和困難；許多人就像我一樣，曾經用它的理想和語言來逃避人類存在的痛苦和困難；許多人進入寺院、教堂和道場，只爲了尋求特殊的效果。

　　由上向下的修行經曆

　　我個人的修行是一條由上到下經曆了不同的脈輪(身體的靈性能量中心，)而非由下往上。我第一個十年的系統化靈性修行，主要是通過心智的帶領。我鑽研、閱讀，然後像僧侶一樣禅修和生活，總是使用大腦的力量來獲得理解。我發展出專注和叁摩地(深層的定力)，以及各種洞見；我對活在世間的自己有了完全不同的認識，並以嶄新而有智慧的方式來看事情。我以爲這種洞識就是修行的重點，並對自己新的理解感到滿意。

　　但我以僧侶的身份回到美國後，這一切都結束了。在伊麗莎白.雅頓事件後幾周，我脫下僧袍，進入研究所就讀，找了份開計程車的工作，晚上還在波士頓的精神病院工作，並展開一段親密關系。我從寺院回來時雖然清明、開闊又興奮，但從居家生活和研究所的關系中，我很快就發現禅修對我的人際關系並沒有多少幫助。我的情緒仍不夠成熟， 仍然表現出接受佛法訓練前就有的指責和恐懼、接受和拒絕的痛苦模式，更可怕的是，我開始更清楚地看到這些模式。我可以對別處上千衆生做慈心觀，卻很難與此時此刻就在眼前的某個人建立親密關系。我曾經在禅修中用強大的心力壓抑痛苦的感受，卻常常在很久之後才了解自己其實在生氣、悲傷、哀痛和受挫。我在關系中不快樂的來源並未受到檢視，也缺少處理感受、投注感情及以智慧與朋友和所愛的人共處的技巧。

　　我被迫將整個修行方式從頭部的脈輪向下轉到心的脈輪，開始了一段漫長而艱苦的曆程，以重新喚回我的情感，將覺察和理解運用到自己的關系模式上，學習體會自己的感受，以及處理人與人聯結的強大力量。我借由團體和個別咨商，以心爲中心的禅修，超個人心理學， 和一連串既成功又慘痛的人際關系來學習。我檢視原生家庭和早年經曆，把這種理解帶入現在的關系。最後，這個曆程將我帶進一個以困難開始而現在是幸福婚姻的關系，其中有我的妻子李雅娜及美麗的女兒卡洛琳。我逐漸了解這種心的工作與靈性修行其實是完全相容的。

　　在專注于情感工作及心的發展長達十年後，我才了解自己忽略了身體。在我早期的靈性修行中，我的身體就像情感一樣，只得到表面的注意。我學會敏銳覺察自己的呼吸，並能處理身體的疼痛和感覺，但我大多是以運動員的方式使用自已的身體。我有幸擁有足夠的健康和力量去爬山，或像瑜伽行者一樣在恒河岸邊靜坐，忍受劇痛，保持十或二十小時不動；身爲出家人，我可以日進一餐，而且赤足長途跋涉。但我發現過去只是在使用身體，而不是居住在其中。我一直把它當成喂食、移動以及實現心智、情感及靈性生活的工具。

　　當我更全然地關注自已的情緒，就發現身體也需要關愛和注意。只用愛和慈悲去觀看、理解甚至感受，仍然是不夠的，我必須將修行進一步移向更下方的脈輪。我了解要活出靈性的生活，就必須具體表現在每一個行動當中——站立、走路、呼吸、飲食，它必然涵蓋我所有的活動。在地球上居住在這個珍貴的身體中，就像其他事情一樣， 都是靈性生活極重要的一部分。當我開始重新住進我的身體，便在新的地方發現了使我遠離真我的恐懼和痛苦，就像我打開頭腦和心的時候也曾發現的一樣。

　　我的修行順著脈輪向下移動時，就變得更私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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