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莲法师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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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莲天资聪颖，3岁识字，5岁即能阅读，同年随外婆一起吃素，13岁吃长素，直至今天。11岁时，正在四川乐山乌尤寺路边采花草玩耍的隆莲，巧遇大勇法师走过，他那一身金黄色袈裟，在青山绿水之中显得神秘而飘逸。隆莲心中顿时生出一个坚定的愿望：长大了，我也要穿那黄袍子！
是慧根前缘，还是命中注定？十几年后，隆莲果然穿上了黄色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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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径中径又径》使隆莲结下一生的佛缘。十七、八岁时，隆莲已是远近闻名的女才子，说亲做媒的人纷纷登上门来，但都被隆莲严辞回绝。她渴望的是走进佛门，而不是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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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的隆莲以化名在成都参加“普通行政人员”和“高等行政人员”考试，荣登榜首，《招世之士兴朝，中民之士荣官说》一文，更是以犀利的言词和深刻的思想受世人瞩目。
后来，她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四川省政府专门培养县长、区长的“县训班”，成为省府第一位女文官。但没几天，她便厌恶了衙门里的腐败与无聊，毅然弃官而去，受菩萨戒成为一名居士。至此，隆莲走向佛门之心愿已无人可以阻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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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圆老法师专门为隆莲举行了一次皈依仪式，给她正式取法名“隆净”。32岁时，隆莲彻底了断世俗尘念，写下 《十大愿文》，皈依三宝，全身心投入佛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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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的《新华日报》曾以《有这样一个女人》为题，报道隆莲出家的经过。第二年春天，隆莲担任莲宗女众院的教务长兼讲师。一个欺世盗名的佛门中人对隆莲恨之入骨，扬言要杀死她。隆莲只好避居乡野，直到解放后才重新回到爱道堂。佛门内也并非清净无尘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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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解放时，隆莲40岁。1955年，隆莲被增选为中国佛协理事。第二年，周恩来总理访问斯里兰卡归来，接受斯里兰卡总理的托请，指示中国佛协撰写《佛教百科全书》中国部分条目。隆莲成为撰写者中唯一的女学者，随即被调入京城。
亲自领导编撰工作的周恩来总理在听取汇报时，知道隆莲的情况后，惊叹道：这样的女人中国能有几个？我要接见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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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浩劫开始。能海法师含悲去世，第二年，喜饶嘉措大师圆寂，隆莲心境黯然。佛像被砸烂，经书被烧毁，整个爱道堂一片狼籍惨象。
十年风雨过后，熬过苦难的隆莲怀着雨后天晴的心情再次进京，参加浩劫之后的第一次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大会。隆莲以重新剃度的僧人形象出现在会场里，引起与会代表的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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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末，隆莲在全国第四届佛协代表大会上郑重提出创办尼众佛学院的建议。1982年，名扬海内外的赵朴初会长到四川视察工作，决定将尼众佛学院设在铁像寺，因为这里有隆莲法师！1984年，中国第一所尼众佛学院终于成立，隆莲夙愿得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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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斯里兰卡著名佛学学者李拉拉尼特专程到成都访问隆莲，求证比丘尼戒是早年从斯里兰卡传入中国这一史实。之后，通过中国佛协赵朴初会长转达：希望隆莲法师为斯里兰卡女信徒传授比丘尼戒。因为，就中国来说，隆莲最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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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莲法师德高望重，但却坚持上师传下的规矩，不收弟子。她所爱的是十方丛林，不是子孙庙。她宽广的心胸、仁慈的情怀和渊博的学识与智慧，得到海内外佛界人士的衷心爱戴！
序
赵朴初
1996年8月22日，裘山山女士来医院看我，说她写了一本隆莲法师传记，要我看看。我说：“隆莲法师是当今比丘尼中第一人，将来续高僧传或比丘尼传，应该有她。”没想到拿到裘山山女士的书稿时，看到封面上的标题就是“当代第一比丘尼――隆莲法师传”，我不禁暗暗惊叹，像山山女士这样一个教外人士，对隆莲法师的看法，竟然和我一样，可见人间此心，心同此理。
山山女士要我为她的书写几句话。可见将于26日离京，我便在当天晚上开始阅读她的书。但由于老眼昏花，不得不戴上眼镜再用放大镜，这厚厚一本用电脑打印的20多万蝇头小字， 这几天人客特多，不得不屡屡放下书来酬应，总算是在她走之前勉力读完了。
我认为这本传记写得很好，述事详实，行文流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好的比丘尼传记，阅读时，流了几次泪。隆莲法师为了寻求真理，不辞牺牲一切世间利乐，不避一切艰难困苦，终于掌握到真理的火炬，而又不辞高龄和病苦，尽一切心力，恳切的悲心，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在我们佛门中堪为师表。隆莲法师是当代第一比丘尼。
这本书也是从古到今第一部比丘尼传。
公元1996年8月26日赵朴初时年九十
引子 缘起
在接触佛教之前，我就一直相信“缘分”。接触了佛教之后，我最能够接受的就是它的“一切存在都是因缘而生”这个观点了。我相信世界是因缘而生的。人和人不会无缘无故地认识，事情也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
我想，我与隆莲法师的认识和我写这本书，也都有一个“缘”字。
我是1992年春天认识隆莲法师的。为着一篇杂志索要的文章，我经家里的奶奶介绍去采访她。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位奶奶的介绍，我不可能去写。文章写完了，我和法师的交往却延续下来。我觉得在这位老人身上，有着一种非常特殊的气质吸引着我。那段时间，我常常跑到她那里去坐坐，力所能及地帮她做一些事。我很喜欢她所居住的那个幽静的小院:爱道堂。有意无意之间，我开始更多地了解她了，也认识了许多她周围的人。当时我就隐约地产生了一个愿望，为她写个传。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我对佛教更多的了解，我对这件事却感到畏难起来。我发现我还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位法师的思想和情感，还不能真正地感悟到她那个世界的本质。于是我将这个愿望搁置下来。一搁就是两年。这两年中，作为凡人的我，发生了许多自以为快乐和自以为痛苦的事。纷纷攘攘，浮浮躁躁，我不仅开始淡忘那个愿望，甚至已很少去那个小院看望法师了。
直至今年初夏。一个很普通的日子，我的朋友钟鸣带着他的朋友李松樟来到我家。我们就着清茶聊起来。因为都是文人，亦都是性情中人，聊得颇投机。不知怎么，话题就到了隆莲法师。早就了解此事的钟鸣，立即以他对书的热爱和敏感，建议一直做出版工作的李松樟向我约写这本书。也怪，我好像一直在等这样一个机会似的，马上滔滔不绝地讲起了隆莲法师，并拿出她的照片、诗词等资料给他们看。李松樟也激动起来，他说他亦是个崇尚佛学的人。他当即对我说，希望我能写出这本书，由他来负责出版。
我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这件事。因为缘分。
我相信人与人的交往都是有缘的，人应当随缘。当然，缘分不是固定不变的，有些你曾经以为非常有缘的人，时过境迁之后，会如同陌路人一般令你心寒。在佛教中称之为无常。但即使如此，我仍相信缘分，仍愿意随缘。
这是1996年的5月23日。
回想起来，我正是在4年前的这个时候，认识隆莲法师的。也许以4年之久的延宕，我该动笔了。
序章 初见大法师
话要从头说起。
1992年春天，有家杂志社想请人写一篇介绍隆莲法师的文章，但听说隆莲法师不大喜欢接受外界采访，他们就通过朋友钟鸣找到了我，说是我有亲戚在佛教协会，联系起来比较方便。
钟鸣就来找我。
起初我不太愿意。原因有二。一是我是个佛门之外的人，不懂佛教而去写一位佛教大法师，肯定很生涩；二是我也不大善于写纪实文学，我怕写不好，成为一个负担。但钟鸣受人之托，一再地动员我。钟鸣说话向来就富有煽动性。他说隆莲法师是当代第一比丘尼，了不得的人物，并且其经历有传奇性，很值得一写。
说来惭愧，在此之前，我竟丝毫不知道成都有这样一位著名的佛教法师——尽管她和奶奶是老朋友，我甚至不知道何为“比丘尼”。我对佛教的了解与常人一样停留在最表层：烧香拜佛。听钟鸣那样说，我以为他是夸张——为了说服我而夸张。现在喜欢夸张的人很多。
但当钟鸣说，她不只是一位高僧，还是一位非常有学问、有智慧的人时，我动心了：优秀的女性之于我，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我答应去联系，看能否采访到她。
我就去找奶奶。奶奶在成都市佛教协会工作，且与隆莲法师是世交。听说我要写隆莲法师的文章，她一口就答应帮我去联系。
两天后，奶奶就打来了电话。以她那80岁高龄少有的洪亮声音对我说，你不是想见隆莲法师吗？她这会儿正在我这儿呢，你来吧。我当时正开着电脑在写作，一听到这消息有些回不过神来。
奶奶问，你来不来？
我连忙说，来，我马上来。
我关掉电脑，拿起本子和笔就出了门，从此开始了对隆莲法师的采访。
约见文殊院
奶奶叫我到成都市佛协去见她们。
市佛协就在离我们家不远的文殊院。因为奶奶在里面工作，我对那儿很熟，常去喝茶聊天。好像那儿就是奶奶的家。但我并没有因此对佛教多一些了解，总以为佛教就是烧香磕头、拜菩萨念经。每每从那些磕头作揖香客身边走过，心里还有些不以为然。
大学期间第一次去文殊院时，由于奶奶的关系，我们参观了一般不向外人开放的藏经楼，瞻仰了玄奘法师的头骨。玄奘法师恐怕是中国人最熟悉的和尚了，一部 《西游记》让他的形象家喻户晓。而实际上他当年去印度取经，可没那么有趣，历经种种艰难不说，也是孤孤单单的。他在印度住了16年，将657部巨著带回中国。然后住在唐太宗专门为他修的西安大慈恩寺中，翻译这些经书。他死后，其遗骨几经战乱几经辗转到了南京，埋在雨花台下面。日本鬼子侵略南京时，在雨花台修筑工事，挖出了装有玄奘遗骨的石匣，马上由专人送回到了日本。南京人民知道后非常愤慨。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之下，当时的汪伪政府不得不派人去和日本政府交涉，最后日本政府勉强答应“分给”中国三块。这三块灵骨分别由当时中国最著名的三位大法师迎请到了北京、广东和成都。
因此这块灵骨是相当珍贵的。不过我当时对这些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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