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蓮法師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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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蓮天資聰穎，3歲識字，5歲即能閱讀，同年隨外婆一起吃素，13歲吃長素，直至今天。11歲時，正在四川樂山烏尤寺路邊采花草玩耍的隆蓮，巧遇大勇法師走過，他那一身金黃色袈裟，在青山綠水之中顯得神秘而飄逸。隆蓮心中頓時生出一個堅定的願望：長大了，我也要穿那黃袍子！
是慧根前緣，還是命中注定？十幾年後，隆蓮果然穿上了黃色袈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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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徑中徑又徑》使隆蓮結下一生的佛緣。十七、八歲時，隆蓮已是遠近聞名的女才子，說親做媒的人紛紛登上門來，但都被隆蓮嚴辭回絕。她渴望的是走進佛門，而不是家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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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歲的隆蓮以化名在成都參加“普通行政人員”和“高等行政人員”考試，榮登榜首，《招世之士興朝，中民之士榮官說》一文，更是以犀利的言詞和深刻的思想受世人矚目。
後來，她又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四川省政府專門培養縣長、區長的“縣訓班”，成爲省府第一位女文官。但沒幾天，她便厭惡了衙門裏的腐敗與無聊，毅然棄官而去，受菩薩戒成爲一名居士。至此，隆蓮走向佛門之心願已無人可以阻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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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圓老法師專門爲隆蓮舉行了一次皈依儀式，給她正式取法名“隆淨”。32歲時，隆蓮徹底了斷世俗塵念，寫下 《十大願文》，皈依叁寶，全身心投入佛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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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的《新華日報》曾以《有這樣一個女人》爲題，報道隆蓮出家的經過。第二年春天，隆蓮擔任蓮宗女衆院的教務長兼講師。一個欺世盜名的佛門中人對隆蓮恨之入骨，揚言要殺死她。隆蓮只好避居鄉野，直到解放後才重新回到愛道堂。佛門內也並非清淨無塵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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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解放時，隆蓮40歲。1955年，隆蓮被增選爲中國佛協理事。第二年，周恩來總理訪問斯裏蘭卡歸來，接受斯裏蘭卡總理的托請，指示中國佛協撰寫《佛教百科全書》中國部分條目。隆蓮成爲撰寫者中唯一的女學者，隨即被調入京城。
親自領導編撰工作的周恩來總理在聽取彙報時，知道隆蓮的情況後，驚歎道：這樣的女人中國能有幾個？我要接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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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浩劫開始。能海法師含悲去世，第二年，喜饒嘉措大師圓寂，隆蓮心境黯然。佛像被砸爛，經書被燒毀，整個愛道堂一片狼籍慘象。
十年風雨過後，熬過苦難的隆蓮懷著雨後天晴的心情再次進京，參加浩劫之後的第一次中國佛教協會代表大會。隆蓮以重新剃度的僧人形象出現在會場裏，引起與會代表的震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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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末，隆蓮在全國第四屆佛協代表大會上鄭重提出創辦尼衆佛學院的建議。1982年，名揚海內外的趙樸初會長到四川視察工作，決定將尼衆佛學院設在鐵像寺，因爲這裏有隆蓮法師！1984年，中國第一所尼衆佛學院終于成立，隆蓮夙願得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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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斯裏蘭卡著名佛學學者李拉拉尼特專程到成都訪問隆蓮，求證比丘尼戒是早年從斯裏蘭卡傳入中國這一史實。之後，通過中國佛協趙樸初會長轉達：希望隆蓮法師爲斯裏蘭卡女信徒傳授比丘尼戒。因爲，就中國來說，隆蓮最有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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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蓮法師德高望重，但卻堅持上師傳下的規矩，不收弟子。她所愛的是十方叢林，不是子孫廟。她寬廣的心胸、仁慈的情懷和淵博的學識與智慧，得到海內外佛界人士的衷心愛戴！
序
趙樸初
1996年8月22日，裘山山女士來醫院看我，說她寫了一本隆蓮法師傳記，要我看看。我說：“隆蓮法師是當今比丘尼中第一人，將來續高僧傳或比丘尼傳，應該有她。”沒想到拿到裘山山女士的書稿時，看到封面上的標題就是“當代第一比丘尼――隆蓮法師傳”，我不禁暗暗驚歎，像山山女士這樣一個教外人士，對隆蓮法師的看法，竟然和我一樣，可見人間此心，心同此理。
山山女士要我爲她的書寫幾句話。可見將于26日離京，我便在當天晚上開始閱讀她的書。但由于老眼昏花，不得不戴上眼鏡再用放大鏡，這厚厚一本用電腦打印的20多萬蠅頭小字， 這幾天人客特多，不得不屢屢放下書來酬應，總算是在她走之前勉力讀完了。
我認爲這本傳記寫得很好，述事詳實，行文流暢。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好的比丘尼傳記，閱讀時，流了幾次淚。隆蓮法師爲了尋求真理，不辭犧牲一切世間利樂，不避一切艱難困苦，終于掌握到真理的火炬，而又不辭高齡和病苦，盡一切心力，懇切的悲心，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精神，在我們佛門中堪爲師表。隆蓮法師是當代第一比丘尼。
這本書也是從古到今第一部比丘尼傳。
公元1996年8月26日趙樸初時年九十
引子 緣起
在接觸佛教之前，我就一直相信“緣分”。接觸了佛教之後，我最能夠接受的就是它的“一切存在都是因緣而生”這個觀點了。我相信世界是因緣而生的。人和人不會無緣無故地認識，事情也不會無緣無故地發生。
我想，我與隆蓮法師的認識和我寫這本書，也都有一個“緣”字。
我是1992年春天認識隆蓮法師的。爲著一篇雜志索要的文章，我經家裏的奶奶介紹去采訪她。可以肯定地說，如果沒有這位奶奶的介紹，我不可能去寫。文章寫完了，我和法師的交往卻延續下來。我覺得在這位老人身上，有著一種非常特殊的氣質吸引著我。那段時間，我常常跑到她那裏去坐坐，力所能及地幫她做一些事。我很喜歡她所居住的那個幽靜的小院:愛道堂。有意無意之間，我開始更多地了解她了，也認識了許多她周圍的人。當時我就隱約地産生了一個願望，爲她寫個傳。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我對佛教更多的了解，我對這件事卻感到畏難起來。我發現我還不能很好地把握這位法師的思想和情感，還不能真正地感悟到她那個世界的本質。于是我將這個願望擱置下來。一擱就是兩年。這兩年中，作爲凡人的我，發生了許多自以爲快樂和自以爲痛苦的事。紛紛攘攘，浮浮躁躁，我不僅開始淡忘那個願望，甚至已很少去那個小院看望法師了。
直至今年初夏。一個很普通的日子，我的朋友鍾鳴帶著他的朋友李松樟來到我家。我們就著清茶聊起來。因爲都是文人，亦都是性情中人，聊得頗投機。不知怎麼，話題就到了隆蓮法師。早就了解此事的鍾鳴，立即以他對書的熱愛和敏感，建議一直做出版工作的李松樟向我約寫這本書。也怪，我好像一直在等這樣一個機會似的，馬上滔滔不絕地講起了隆蓮法師，並拿出她的照片、詩詞等資料給他們看。李松樟也激動起來，他說他亦是個崇尚佛學的人。他當即對我說，希望我能寫出這本書，由他來負責出版。
我沒怎麼猶豫就答應了這件事。因爲緣分。
我相信人與人的交往都是有緣的，人應當隨緣。當然，緣分不是固定不變的，有些你曾經以爲非常有緣的人，時過境遷之後，會如同陌路人一般令你心寒。在佛教中稱之爲無常。但即使如此，我仍相信緣分，仍願意隨緣。
這是1996年的5月23日。
回想起來，我正是在4年前的這個時候，認識隆蓮法師的。也許以4年之久的延宕，我該動筆了。
序章 初見大法師
話要從頭說起。
1992年春天，有家雜志社想請人寫一篇介紹隆蓮法師的文章，但聽說隆蓮法師不大喜歡接受外界采訪，他們就通過朋友鍾鳴找到了我，說是我有親戚在佛教協會，聯系起來比較方便。
鍾鳴就來找我。
起初我不太願意。原因有二。一是我是個佛門之外的人，不懂佛教而去寫一位佛教大法師，肯定很生澀；二是我也不大善于寫紀實文學，我怕寫不好，成爲一個負擔。但鍾鳴受人之托，一再地動員我。鍾鳴說話向來就富有煽動性。他說隆蓮法師是當代第一比丘尼，了不得的人物，並且其經曆有傳奇性，很值得一寫。
說來慚愧，在此之前，我竟絲毫不知道成都有這樣一位著名的佛教法師——盡管她和奶奶是老朋友，我甚至不知道何爲“比丘尼”。我對佛教的了解與常人一樣停留在最表層：燒香拜佛。聽鍾鳴那樣說，我以爲他是誇張——爲了說服我而誇張。現在喜歡誇張的人很多。
但當鍾鳴說，她不只是一位高僧，還是一位非常有學問、有智慧的人時，我動心了：優秀的女性之于我，有一種天然的吸引力。
我答應去聯系，看能否采訪到她。
我就去找奶奶。奶奶在成都市佛教協會工作，且與隆蓮法師是世交。聽說我要寫隆蓮法師的文章，她一口就答應幫我去聯系。
兩天後，奶奶就打來了電話。以她那80歲高齡少有的洪亮聲音對我說，你不是想見隆蓮法師嗎？她這會兒正在我這兒呢，你來吧。我當時正開著電腦在寫作，一聽到這消息有些回不過神來。
奶奶問，你來不來？
我連忙說，來，我馬上來。
我關掉電腦，拿起本子和筆就出了門，從此開始了對隆蓮法師的采訪。
約見文殊院
奶奶叫我到成都市佛協去見她們。
市佛協就在離我們家不遠的文殊院。因爲奶奶在裏面工作，我對那兒很熟，常去喝茶聊天。好像那兒就是奶奶的家。但我並沒有因此對佛教多一些了解，總以爲佛教就是燒香磕頭、拜菩薩念經。每每從那些磕頭作揖香客身邊走過，心裏還有些不以爲然。
大學期間第一次去文殊院時，由于奶奶的關系，我們參觀了一般不向外人開放的藏經樓，瞻仰了玄奘法師的頭骨。玄奘法師恐怕是中國人最熟悉的和尚了，一部 《西遊記》讓他的形象家喻戶曉。而實際上他當年去印度取經，可沒那麼有趣，曆經種種艱難不說，也是孤孤單單的。他在印度住了16年，將657部巨著帶回中國。然後住在唐太宗專門爲他修的西安大慈恩寺中，翻譯這些經書。他死後，其遺骨幾經戰亂幾經輾轉到了南京，埋在雨花臺下面。日本鬼子侵略南京時，在雨花臺修築工事，挖出了裝有玄奘遺骨的石匣，馬上由專人送回到了日本。南京人民知道後非常憤慨。在輿論的強大壓力之下，當時的汪僞政府不得不派人去和日本政府交涉，最後日本政府勉強答應“分給”中國叁塊。這叁塊靈骨分別由當時中國最著名的叁位大法師迎請到了北京、廣東和成都。
因此這塊靈骨是相當珍貴的。不過我當時對這些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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