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粥馆——属于我的年代
犹豫了挺久，还是决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这可能是白粥馆里面最特别的一个故事，因为比较长，我会分几天连载完成。
属于我的年代
文：释戒嗔
第一节
人生就好像无数条纵横交错的道路，我们从属于自己的起点出发，在每一条人生的岔路口抉择着单选题，找寻着属于自己的单行道。不会有哪段人生平坦顺畅，但那些曾经悲伤的，欢笑的，温柔的，心碎的历程，都是属于我们的年代。
智惠师父年轻时，是一个非常讲究家庭出身的年代，那时候成分不好的人被称做四类分子，简单来说便是地主、富农、反动派和坏分子四种成分，到了文革的时候，四类分子又做了扩充，原先的四种人再加上右派，变成了黑五类。
其实四类也好，五类也好，对师父来说，区别都不大，因为都回避不了师父地主子女的身份。
命运很奇怪，无论你是否接受，它都会把许多本不属于你的东西带给你，就像这个带给师父曲折人生的地主子女身份一样。
建国时对于地主成分的认定，有一个时间界线，时间截至到建国前三年，也就是说，在一九四六年以前，不管家里有多么富贵，都无所谓，只要一九四六年后是穷的，便不会把你的成分划定为地主。
师父说：自己的父亲好赌，原本以他的败家的速度，到不了四六年，家里便可以变成贫下中农了，可惜师父的母亲却没有政治远见，常常为了师父父亲赌钱的事情与他争吵。
最终师父母亲带着师父和师父的哥哥小三一起离家出走回到了家乡，还用自己的积蓄和嫁妆购置了一些田产作为今后生活的投资，便是这些被师父母亲基于厚望的土地，最终成了她被定为地主成分的重要依据。
师父说，在北方地广人稀的地方，母亲买地面积最多只够划定成富农，可惜在江南三十亩田产便足够成为地主了，也许这就是命中注定吧。
师父童年印象最深的一天，便是土改工作组来交接财产的日子，那一天师父流了许多汗。
因为母亲听说要没收的不只是土地，还有从劳动人民手中剥削来的财物，所以母亲早早的便把过冬的衣服穿在师父和小三的身上。母亲的想法很简单，穿在身上的衣服总不能扒走吧。
对于只有七八岁的师父来说，那天的情形已经很模糊了，能记得的只是自己和小三在天气尚热的初秋时分，穿着棉袄站在墙角边看着工作组的人来来回回的搬东西，而小三和自己则在不停的流汗，不停的流汗。
师父每次说到这个情节的时候都会忍不住笑了，其实那天工作组的人并没有拿走家中的衣物，但是现在想起来母亲的想法还是比较策略的，毕竟家里的东西，那些人都有可能搬走，但是两个地主家的狗崽子是决计不会要的。
地主成分的划定，是师父人生里遇到的第一个转折，在这之前，家里虽然算不得大富贵，但是吃穿还是没有问题的，但自那以后，生活便一落千丈了，土地收归了国有，就连本来就不算宽敞的居屋也由政府分配了几间给成分好的同乡。
师父和哥哥小三都在镇里的小学上学，学费并不贵，但对经济窘迫的家庭还是很大的负担，小三上到小学的最后一个学期的时候，师父母亲决定让师父和小三退学回家了。
在学校里，小三是突出的优等生，对于他的退学，班主任很惋惜，其实班级里大部分学生都是免除学杂费的，老师也帮小三和师父申请过，只是最后批准申请的只有贫下中农子弟。
母亲告知师父退学消息的时候，特意让小三把家里打扫了一下，母亲说，万一等会弟弟发脾气在地上打滚，衣服也不会弄的太脏了。
师父说，事实上之前的自己是不太喜欢读书的，他在学校的成绩也属于很不稳定的那种，有时候考的特别差，让老师一度以为要留级了，但到了下一次又突然名列前茅了。仅从退学回家这件事情的本身来说，师父原以为自己不会太失意。
离开学校那天的情景师父一直记得，师父拎着个小板凳跟在小三的后面，从校园里穿过。那个年代学校的设施很不完善，即便连正常的桌椅都没有配备完整，那个板凳是师父自己带来的教具，可在那一天，它和师父一样，都没有留在校园里的必要了。
有很多双眼睛从教室里望过来，厌弃的眼神并不多，更多是属于儿童懵懂的茫然，还有同情和怜悯，那一刻，师父不知道怎么就被那些熟悉与不熟悉的还含着关怀的眼神灼伤了，师父第一次发现自己原来是可怜的，早几天亏欠着的眼泪便流了下来。
家里的生计，主要是靠母亲在镇上的刺绣厂接了一些刺绣活来维持，只是母亲的身份自然是没有资格成为刺绣厂的正式职工，产品都是计件的，做多少支多少工钱。
因为收入微薄，师父母亲在家门口摆了一个小货摊，小三和师父不上学后，时间也多了不少，有时候可以帮忙看摊送货。
师父说，那种不用上学的喜悦再也没有出现过，反而是有时候见到同学放学经过，便会慌忙的低下头，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仿佛自己不是被遗弃了，而是做了错事一般。
镇上有时候会把地主分子集中在一起开会，差不多有一二十号人，师父的母亲也是其中一员，主持会议的干部时不时会换人，但每次都会有一个中年的粗壮妇女，厉声的训斥人群中的每一个人，有时候还会让一些地主分子跪在场地中间。
和其他地主分子子女一样，师父和小三时常站在围观的人群中远远的望着母亲，她总是没有表情的站在队伍里面，似雕塑一般望着人群。
师父的母亲有过一次失态，那是因为她在人群中看到了师父和小三，母亲惶恐的神色，是师父从来没有见过的。
没有人提起那次相遇，但那以后师父和小三学会了隐藏，每当母亲的目光望过来的时候，小三便躲在前面的大人身后，而师父会把头埋在小三的背上。
第二节
师父曾经以为自己这一生便会这样一直那样走下去，就这样不停的走，不停的走。如果顺利，自己或许会成为一个游走于乡间的小贩。
但是师父命运的转折再一次来临了，不过这一次，比师父所预想的要好上很多，这一年，母亲的弟弟也就是师父的舅舅和母亲建立了联系。
舅舅在延安工作过几年，后来去了省城工作，至于职务，对于小镇的居民来说，是一个想都不敢想的高级职位。师父的生活自此有了好转，舅舅每个月会邮给母亲十五元钱作为师父和小三上学的费用。
师父说：因为我是被迫离开校园的，所以后来我比同学们更爱读书，课本对于我的用途，不再是挡着脸睡觉的工具，不再是随意撕下来折纸飞机的道具，也不再是和同学打架时候敲他们头的武器。
师父成绩虽然及不上小三，但在学校里绝对算的上佼佼者。
人生往往是意外叠加而来，一九五八年的时候，小三高考落榜了，小三的成绩一直很稳定，即使在最好的中学里，他也是名列前茅的，很多人对小三考试失手而落榜感到惋惜，而事实上，小三的命运并不是在考场里改变的，早在小三进考场之前，他的学生档案里面便因为家庭出身被加上了“不宜录取”的标签。
也就在那一年，师父的母亲病逝了，而舅舅也被调动去了边疆。
舅舅临走的时候替小三在省城谋了一份工作，师父也一同跟着小三去了省城。
师父在省城上了高中，原本师父并没有继续上学的打算，他想早点出来工作，也好减轻舅舅和小三的负担。
可是小三很坚持，他希望师父可以继续自己没有完成的求学之路，师父说，现在想来小三的坚持并不理智，因为师父和小三那时候都不知道，那只是条灰暗的路，它早早的就被人加上了黑色烙印，那是一个无法抹去的痕迹。
师父最后选择继续读书，并不完全是因为想学习爱学习，因为从那一年开始，粮食变的很紧张，如果工作了，那么国家计划分配给师父的粮票就会按社会青年分配，一个月是二十三斤，可如果继续上学，国家规定给学生的粮票是三十二斤，多了九斤粮票，可就是吃的饱和吃不饱的差别了。
师父说，自己的学习成绩也挺不错，不过对于上大学，师父却没有奢望，毕竟连小三这么好的成绩都落榜了，何况是自己呢？
只是最后师父出乎意料的考上了大学，师父后来分析说，可能是那一年，政府对招收成分不好学生的限制放宽一些吧。
很多年以后师父听人说，在当年招生的政审会议上，曾经有人激烈反对过录取他，有位老师说“剥削阶级是不甘心死亡的，他们还在千方百计的寻找继承人，这个学生虽然是高分考生，但剥削阶级子女从小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世界观容易出大问题，我们的大学不应该给剥削阶级培养继承人。”
最后一位和师父舅舅相识的老师替师父说了好话，他强调师父的社会关系不错，家里也有人为共和国做过贡献。
学校最终决定录取师父，只是不能分配到涉密的专业。
师父说，可能和人生的经历有关，我自小便觉得生活没有太多奢望，但是小三却一直充满着希望，小三说，在黑夜里，我们察觉不出白昼的迹象，但是我们应该知道那一缕光亮就在夜色的尽头。
小三的话，师父一直觉得很疑惑，但被大学录取的那一天，师父忽然感到了这种希望，这是师父和小三人生路上遇到的又一次盘旋，两个人从幽暗的旅程中跌跌撞撞的走来，前路第一次照来了这样的光亮，师父说，他甚至觉得自己的人生也可以是一道虹桥，红橙黄绿都可能出现在脚下。
师父去学校报道的那一天，是一个好日子，因为小三结婚了，那是小三特意挑选的日子，嫂子是同乡的一个地主子女，师父和小三的婚事曾经是师父母亲生前最担心的事情，那年头的人家，结婚找对象首先要看的便是家庭出身，家庭成分差的女孩，情况还好点，她们总会竭尽全力的嫁给工农子弟，如果对方不在意成分，哪怕对方的经济条件差些或相貌不佳，都不成问题了。可男人就不一样了，即便女孩本人不在意，对方的家长也不可能把女儿往火坑里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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