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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经》与《忏悔录》人学思想比较研究(章立明)

  《坛经》与《忏悔录》人学思想比较研究

  章立明

  在中国佛教史上,汉传佛教中国僧人著作中惟一称经的就是南宗禅的典籍《坛经》,是惠能弟子法海记录南宗禅创始人惠能事迹与语录的典籍。、《坛经》综合了大乘有宗和空宗的观点,提出“众生是佛”、“自性自度”和“顿悟成佛”等命题,正是回答人的价值、人的解脱及解脱途径等人学问题的。《坛经》的人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宋、元、明时代的周、二程、朱、陆、王等理学大师,都深受其心性本位论的影响,朱熹的“一旦豁然贯通”的工夫脱胎于“顿悟说”;王守仁认为“致良知”,人人可以成为圣人说,可以看得出是由“我心即佛”而来的;至于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有“心外无物”说的影子。

  从严格意义上说,《忏悔录》并非是一本宗教典籍,而是一本自传体的有宗教色彩的文学作品。是奥古斯丁自述自己一生蒙受天主恩泽,忏悔自己的罪恶,赞美正义和善良的天主,以激发人们的理智与思想归向上帝,这也正是奥古斯丁撰写《忏悔录》的目的所在。

  奥古斯丁是早期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著名教父,他著述颇多,但大多佚失,只有少量传世,《忏悔录》即是其一。在《忏悔录》里奥古斯丁成功地改造了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犹太教典籍,初步阐述了基督教的世界观和人学思想:人的罪恶是由自由意志造成的;人的幸福是上帝赐予的;永恒的幸福在来世;只有皈依上帝,认识上帝的智慧的人才能获得拯救等等。奥古斯丁的入学思想是以上帝为出发点和原因,在一切为了上帝的前提下,来阐述人与上帝的关系。奥古斯丁的人学包括信仰与理性关系的论述,理性为信仰作准备,信仰为理解开辟道路,这些论述对中世纪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间接地孕育了文艺复兴的诞生。

  《坛经》与《忏悔录》由于在人学思想论证方面的相似性,在人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性及入学思想内容方面的差异性特点的存在,因而具有可比性。下面我们将对《坛经》与《忏悔录》中的主要人学思想作一分析和对比研究。

  一、《坛经》中的人学思想

  南宗禅是在中国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中国化佛教。南宗禅之所以在中唐以后兴盛除了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因素和佛教理论的自身发展等内因外,更显著的外因就是中唐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唐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社会富足,人民生活安定,注重现世的幸福,就使得传统的出世佛教向着世俗化方面转化;再者作为精神文化的主体中国士大夫阶层曾经动摇于隐与仕两极,士大夫阶层与禅僧的交流酬答,很容易从观念上抹平世间和出世间的鸿沟。由于这几个因素的合力,使得南宗禅兴盛势所必然。以下分四个方面对《坛经》中的人学思想作一阐述。

  1.明心见性,心性为本。

  南宗禅之所以被称为佛心宗或心宗是与它强调心性的本位作用分不开的。经弘忍传付衣钵给惠能时指出南宗禅的独特之处是“自古佛佛传本体,师师密付本心”,本体就是本心,又和佛性、自性、本心是同一个概念,以般若智彻悟自己的本性就能成佛。一方面南宗禅心性为本的观点是由大乘佛教“三界唯心”的传统观点发展而来的,只不过南宗禅把心的作用提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另一方面南宗禅对心的性质的看法来自《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的观点,认为心是真如、无爱、无染与无明、有欲、有染的集合体,正因为佛性与罪恶皆来自于一心,所以一者众生才有皆能成佛的可能性,世间即世世间,只要能悟本心即可;二者众生若为无明所遮蔽,即不见自性就成不了佛,所以才需要“度”,正因为善恶、染净皆来自一心,所以南宗禅修证佛性的宗旨是“不假万物”。我们可以这样说,南宗禅以心性为本位,是其人学思想的基石,南宗禅正是从心性本位出发,破除了众生与佛的界限,填平了世间与出世间的鸿沟,扫除了众生成佛道路的障碍,只要明白“即心是佛”的道理,就算是踏上了成佛的阶梯。

  2.自性平等,众生皆能成佛。

  这是《坛经》中的佛性论,也是人性论观点。“众生是佛”即人人皆具备成佛的可能性,与中国儒家的性善说有相通之处,但它本身也是大乘佛教佛性论的发展结果。《涅槃经》中提出“一阐提断善根不断佛性,能得菩提”的论断,经南朝竺道生发挥为“佛性本有”说,认为人人皆能成佛;《胜鬘经》中也有众生皆有“如来藏”的类似提法;《大乘起信论》更是以如来藏为中心理论,提出了“真如缘起”说,这些观点都成为《坛经》中佛性论的理论渊源。

  惠能初见弘忍时,表示他“远来礼师,惟求作佛”,弘忍当面责问他“你是岭南人,又是獦獠怎么能作佛

  ”惠能傲然回答“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猫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

  ”简单的三两句话,就把佛性学说扼要提出来了。这种人学观点与儒家的性善论成圣学说有相通之处,和道家的道法自然成至人说也有契合之处,后世南宗禅对“众生是佛”发挥到“道在瓦砾”的“有情”之属,诸如“青青翠竹,尽是真如;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就是此意。

  3.自性自度,不假万物。

  惠能的佛性论不囿于烦琐的经义,而要求成佛的简易之功,他提出“明心见性”由于《坛经》把佛性看成是人的惟一本质特征,所以人的本性就是佛性。《坛经》认为人性中一切具备,不假外求,才有“一切万法,尽在自身中,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人性广大,无所不包,成佛的条件一切具备,关键在于本性的觉悟。惠能的这一思想也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特别是受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求,乐莫大焉”的影响,强调人的心性作用,对宋明心学的理论产生过直接的影响,陆王心学就提出“心外无事、无物、无理”的命题。

  以自我和心为本位,在对自我和心的修证中获得最后解脱,是佛学一切宗派的共同特征。但较之诸家,《坛经》中提倡自性自度,前提是不假万物,却有其独特的色彩和内涵。南宗禅从心佛一体论出发,不认为佛是外在权威,再加上南宗禅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就彻底否定了外来经典的权威。“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

  ”惠能对那些不识“自性即佛”和“身中净土”而念佛求生西方的人大声斥责道“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

  ”南宗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破除了众生与佛的界限,否定了天国,淡化了众生对来世的企盼。这种不假万物权威,反经典的宗风在南宗禅发展到成熟时期就演化为呵佛骂祖的狂禅之风。

  4.以慧为主,顿悟成佛,世间即出世间

  南宗禅以“自性即佛”作为前提,把大小乘佛教各派作为成佛桥梁的三学六度的修行方法贬得一钱不值,从而在修行方法上只强调“惟此一心是佛”,“离一切相即佛”的般若智,而把其余的视为多余甚至是“造业”。《行由品》说惠能混迹猎人队伍时,“每至饭时,以菜寄煮肉锅。或问,则对曰“但吃肉边菜””,是惠能为了生存下去能够弘扬南宗禅的顿教佛法,既然躲藏在猎人队伍中,吃肉边菜自然有其不得已而为之的原因。“但吃肉边菜”的故事表现了南宗禅对于戒律的全新态度。南宗禅既然强调心性的本位作用,只要明心见性,即可成佛,至于吃或不吃肉边菜并不与能否成佛的宗旨相抵触,纯属外在行迹。

  表面看来,《坛经》对戒定慧一律否定,其实对慧还是看重的。惠能就反复强调自性的“迷”与“悟”的问题,“还”则是“众生”;“悟”则是成佛的关键,“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因为“一悟即至佛地”。悟是需要智慧的,这不是指一般人的普通智慧,而是一种能够成佛的特殊智慧,它的全称应该是“般若波罗蜜”。传统佛教宗派认为只有般若智才能使一切众生成就所谓的“一切智”,达到佛的境地,这是一种近乎神秘主义的直觉思维方式,表现在《坛经》中就是要用“自识本心,自见本性”的顿悟方法才能成佛。

  顿悟成悟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刹那间开悟成悟。向内体验“我”即佛,因此南宗禅的成佛不是一个过程,在电光石火的刹那,运用般若智,体验到真如,即是成佛。另一层含义就是当世成佛,此岸成佛。与传统小乘佛教的来世成佛,西天成佛的思想相对立,南宗禅是完全否定有一个西方净土,佛国的存在。当如来拈花微笑,把自己及整个世界传给了迦叶以后,哪来什么西天佛国

  成佛何必修证来世。借惠能之口在《坛经》中问“东方人造罪,含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含佛求生何国

  ”成佛就在此岸,就在当世。

  作为累世修行,西天成佛的对立面,“行住坐卧皆道场”就是南宗禅当世成佛的具体表述。“行住坐卧皆道场”的提法与当世成佛说互为表里,互相补充,它把佛放在当世,放在此岸。“行住坐卧皆道场”是当世成佛说的必然结果,又是当世成佛说的最后完成。

  二、《忏悔录》中的人学思想

  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以《圣经·旧约》中的人学思想原罪与救赎观点为依据,接受了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者的神秘主义倾向,吸收了斯多葛学派厌世的思想,提出了“理性是信仰的基础”、“人人皆有原罪”、“上帝救赎”、“禁欲苦行”和“往生天国”的人学命题。他认为,人类罪恶深重,因此不能自救,人必须忏悔苦行,依靠教会,才能求得上帝的宽恕,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热爱上帝和信仰上帝,才能在上帝的天国里永享福祉。因此奥古斯丁人学思想的主题就是上帝和人,在这个主题下研究人的幸福、自由意志以及心灵深处的忏悔。

  1.人有理性,理性是信仰的基础。

  长达千年的中世纪,并非全是理性的暗夜。也许我们曾经认为是荒谬之至的行为:中世纪神学家对上帝的存在,基督就是逻各斯的不厌其烦的论证,就是完美运用形式逻辑的实例,而这正是理性精神的体现。当然这种理性为信仰服务的例子在《忏悔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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