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经》版本源流考

　　吴平

　　(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

　　《坛经》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经过人们不断地修订补充，形成了许多不同的版本。纵观当今存世的《坛经》版本，真可谓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日本学者柳田圣山主编的《六祖坛经诸本集成》一书，收集了流传于中日韩三国的十一个不同的《坛经》版本。宇井伯寿在其《禅宗史研究》一书中列举了《坛经》的不同版本近二十种。中国学者杨曾文先生在《中日的敦煌禅籍研究和敦博本{坛经)、{南宗定是非论)等文献的学术价值》一文后表列的《坛经》不同版本更是多达近三十种。《坛经》的这些版本，其正文并不一致，有些地方有很大的出入。《坛经》版本的歧异反映了各个不同时期禅宗思想对《坛经》的影响，表明《坛经》作为禅宗的“宗经”亦随着禅宗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虽然《坛经》版本繁多，但真正独立的、有代表性的只有四种：敦煌本、惠昕本、契嵩本、宗宝本。

　　敦煌本是目前现存的年代最古老的本子，全名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共32字。下署“兼受无相戒弘法弟子法海集记”。卷末题为“南宗顿教最上大乘坛经法一卷”。此本不分品节，文字比较质朴。因此，有人认为它很可能是当时法海记录慧能说法的实录，也称作“法海本”。也有人认为它大约是在慧能大梵寺说法记录本的基础上，加上平日的言行、临终的嘱咐等附录性资料合编而成。敦煌本《坛经》是日本学者矢吹庆辉在1923年从伦敦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书中发现的，1928年校刊后收入《大正藏》，其影印本收入《鸣沙余韵》。1943年，北京大学教授向达先生到敦煌访查古写经，从当地名士任子宜先生收藏的写经中发现一册梵夹式蝶装本，上面抄有四种禅宗文献，其中之一便是《坛经》，约为五代或宋初的抄本。该抄本是任子宜先生1935年在敦煌千佛山的上寺发现并保存的。向达先生在1950年写了《西征小记》小文(后收入《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对此作了介绍。该抄本现收藏于敦煌博物馆，题目和内容与敦煌本相同，但错误较少，字体工整清秀，参考研究价值超过了敦煌本。经过校勘，可以断定敦煌本和敦煌博物馆本为同一系统，同出自完成于唐代中叶的《坛经》原本。敦煌本《坛经》约12000字，文字比较质朴，不分品目，后来由日本学者铃木大拙把它分为五十七节，并撰文解说。敦煌本《坛经》的发现，揭开了二十世纪禅宗典籍与禅宗史研究的序幕，引发了《坛经》研究的热潮，大大丰富了禅宗研究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此书有宋刊本，今佚。《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六祖坛经》一卷，僧法海集。”(《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宋陈振孙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2月，356页。)《郡斋读书志》著录的也可能是经过法海整理过的本子：“《六祖坛经》二卷，右唐僧慧能授禅学于弘忍，韶州剌史韦琚请说无相心地戒，门人记录，目曰《坛经》，盛行于世。”(《郡斋读书志》卷三下，第19页，宋晁公武撰，清刻本。)

　　为了适应禅宗思想的发展变化，后世禅宗僧人便借慧能之名，一再对《坛经》加以改编。晚唐僧人惠昕的改编本题为《六祖坛经》，分上、下两卷，共十一门，约14000字。前有惠昕序，称“古本文繁，披览之徒，初忻后厌”。可见他做过一些增删工作。惠听本的内容虽然与敦煌本有一些出入，但基本一致。增加了慧能得法归来避难、传五分法身香、朝廷征召等事迹。“坛经传授”从法海一直传到圆会，多传了圆会一代。由此可见，惠昕所依据的底本是圆会所传的本子，与敦煌本相近。据胡适先生和钤木大拙考证，惠昕改编《坛经》当在北宋太祖乾德五年(967)五月，后有宋刊本行世，《郡斋读书志》著录：“《六祖坛经》二卷(一本作“三卷”)，右唐僧惠昕撰，记僧卢慧能学佛本末，慧能号六祖。凡十六门。周希复有序。”(《郡斋读书志》卷三下，第17页，宋晁公武撰，清刻本。)惠昕本的刻本已失传，后在日本京都兴圣寺发现抄本，因此又称“兴圣寺本”。日本大乘寺本、真福寺本等都是它的异抄本。

　　北宋至和(1054-1056)年间，僧人契嵩又将《坛经》改编，全称《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原本》，简称《曹溪原本》，一卷，十品，约20000余字。郎简序称契嵩抛弃了原来“文字鄙俚繁杂”的旧本，改用“曹溪古本，校之，勒成三卷”，可见契嵩本根据的“曹溪古本”不同于旧本。胡适先生以现存《坛经》的各种版本与敦煌本相比较，发现最早在内容上发生重大变化的就是契嵩本，其后的宗宝本只是在契嵩本的基础上添枝加叶而已。因此，关键是要考察清楚契嵩本所依据的“曹溪古本”。胡适先生最早注意到了久已在中国失传、而在日本尚有传本的《曹溪大师别传》。此书大约作于慧能死后七十年左右，即唐建中二年(781)左右。经过胡适先生的详细考证，可以确认契嵩所谓的“曹溪古本”，其实就是《曹溪大师别传》，因为契嵩本中所增加的主要内容，都可在《曹溪大师别传》中找到。甚至可以说契嵩本就是敦煌本(或惠昕本)与《曹溪大师别传》的合编本。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僧人德异在“吴中休休禅庵”刊行《坛经》，世称“德异本”。据有的学者研究，德异本很可能就是契嵩本，不过经文已不是三卷，而是一卷十门。．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前数年，光孝寺僧人宗宝再将《坛经》改编，题名《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十品，20000余字。宗宝在《六祖大师法宝坛经跋》中说：“明教嵩公常赞云：“天机利者得其深，天机钝者得其浅”。诚哉言也。余初人道，有感于斯，续见三本不同，互有得失，其板亦已漫灭，因取其本校雠，讹者正之，略者详之，复增人弟子请益机缘，庶几学者得尽曹溪之旨。”此跋文写于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刊行也可能在这一年。从这篇跋文可看出宗宝在校雠时，根据三个不同的底本增加了一些文字，对《坛经》作了一些修改。此本最早有元刻本，据《文禄堂访书记》著录：“《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一卷，宋释宗宝撰，元刻本，附说法图，次题门人法海集，半叶十三行，行二十四字，黑口，至正二十七年德异序。”(《文禄堂访书记》，卷三，43页，王文进撰，民国三十一年(1943)北京文禄堂铅印本。)这里的著录有两处错误，一是书名应为《六祖大师法宝坛经》，二是宗宝是元人，不是宋人。由于宗宝本的错误少，分为十品，品名的概括性强，文字经过润色，比其他本子流畅优美，可读性强，便成为明代以来的流行本，历代的重刊本有数十种。

　　就上述四种《坛经》版本而言，敦煌本最早，但它离慧能寂灭至少有七十年的历史。在敦煌本之前，《坛经》就曾有过被人“改换”的历史。南阳慧忠就曾说过：“吾比游方，多见此色，近尤盛矣。聚却三五百众。目视云汉，云是南方宗旨。把他《坛经》改换，添糅鄙谭，削除圣意，惑乱后徒，岂成言教

　　苦哉!吾宗丧矣！”(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二八，见赵晓梅等主编《中国禅宗大典》第2册，102-10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2月。)南阳慧忠卒于唐大历十年(775)，他发出这些慨叹大约是在慧能逝世以后五十年左右，可能指的是南方禅宗的状况。从慧忠的慨叹可以得知：从慧能逝世(713)至慧忠逝世(775)这六十二年之间，至少已经有两个《坛经》版本在流传：一个是慧忠早年见到过的《坛经》本，另一个就是经过“南方宗旨”改换过的版本。，慧能去世后不过数十年，就有人“改换”《坛经》，后世就不用说了，多种《坛经》版本的出现，一方面说明《坛经》影响广泛，另一方面也说明不同的人出于不同的需要对它进行不断的改编。每个改编《坛经》的人，都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按某一版本作了删改调整。正因如此，这些《坛经》改编本尤其是宗宝本受到了后人的攻击和批评。

　　清朝初年，王起隆不能容忍宗宝的修订，对宗宝本大肆攻击：“窃谓宗宝之自用自专，大舛大错，当以佛法四谤定之。佛祖建立一切法，后人增一字为增益谤，减一字为减损谤，紊一字为戏论谤，背一字为相违谤。四谤不除，则百非俱起，退众生心，堕无间罪业，不通忏悔矣。宗宝之于《坛经》，按之四谤，实无所不有。数其大端，更窜标目，割裂文义，颠倒段络，删改文句。其胆甚狂，其目甚眯，安得再迟鸣鼓之攻哉!”(《重锓曹溪原本法宝坛经缘起》，见《普慧大藏经》四本《坛经》合刊本。)宗宝本集各本之大成，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王起隆则对宗宝本采取全面否定的态度，真是不知变通，迂腐之甚。其实与德异本相比，宗宝本并没有重大改动，实在不值得王起隆如此义愤填膺。

　　在现代学者中，胡适先生对《坛经》改编本批评甚力。1930年，胡适先生发表《坛经考之一》，对《曹溪大师别传》作了考证，最后得出结论；“总之，《别传》的作者是一个无学问的陋僧，他闭门虚造曹溪大师的故事，装上许多年月，俨然像一部有根据的传记了。可惜他没有最浅近的算学知识，下笔便错，处处露出作伪的痕迹。不幸契嵩上了他的当，把此《传》认作曹溪古本，采取了不少材料到《坛经》里去，遂使此书欺骗世人至九百年之久。”胡适先生对《曹溪大师别传》的思想内容，未加全面的深入考察，以至认为：“《曹溪大师别传》实在是一个无识陋僧妄作的一部伪书，其书本身毫无历史价值，而有许多荒谬的错误。”(《坛经考之一》，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佛学史)，中华书局，1997年12月，481-483页。)

　　《曹溪大师别传》虽有一些错误，但还是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例如，《曹溪大师别传》记载慧能离开家乡后，先到曹溪，与村人刘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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