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此后，怀师就开始往来于香港和上海两地，渐渐地在上海的日子愈长，在香港的时间愈短。我见他老人家的机会也越来越少。难得去上海时，在他的寓所旁找一间小酒店住下，晚饭时依然像以前那样陪怀师聊天。有人送去好酒，他总是密藏在床底下。每次知道我要去了，就叫人拿出好酒准备。饭桌上总是说：“承思酒德酒品好，他可以畅饮。你们没资格像他那样喝酒。”那种场合是是一生中最快乐最幸福的时刻。可惜如今往后此情此景不再，行文至此，不觉潸然泪下。
庙港那块地的建设一波三折，耗费了他不少心血。2006年总算初具规模，他决定从上海移居太湖之滨，创办“太湖大学堂”。先前风闻北京高层对南怀瑾回国定居有“不支持，不反对，不宣传”的三不政策。怀师深知他们是担心其在国内的影响力，因此标明太湖大学堂既不是宗教场所，也不是教育机构或者社会团体，只是私人闲居讲学场所。 大学堂创办不久，怀师问我，那么大一块地方要拿来做什么用？嘱我草拟一份发展规划。我提出了一个包括研究所、南怀瑾著作编译所、大讲堂、网上传统文化教学中心和海外汉学家进修中心等在内的宏大计划。怀师对此不置可否，只是问我：“谁来做这些事呢？现在还有这么些能用的人才吗？”后来我又提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国学都是半路出家，成不了气候，应该从小培养。不如仿效民国的无锡国专，在这里办一所国学专门学校，每年从贫困地区招收20名天资聪敏的失学儿童，学制10年，专教他们经史子集。10年后这200名毕业生中，或许能造就十多个真正的国学大师，使传统文化得以薪火相传，不绝如缕。他们的生活费用可以由我们这些老学生认领。怀师对我这个寓慈善于教育之中的倡议非常赞成，派我去和苏州负责教育的副市长朱永新商谈。见了朱市长，才知道原来他是我父母家的老邻居，因此，谈话得以直入主题。 朱市长听我讲完整套设想后便说：想法不错，但不遵照教育部颁发的教学大纲，只教国学的话，是违反国家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违法行为。最后只能放弃这个念头，改由师姐李素美母女出面，办了一所吴江国际实验学校”，在政府规定的教学大纲之外，增加了一些国学内容而已。
后来我弃文从商赚了点钱，晚年生活有了着落，决定履行当年对怀师的承诺。 2008年夏，我来到他身边常住。早晨坐禅，下午读书，晚上听他讲经。生活十分悠闲平静，怀师也很开心，像个老顽童似地常常迸出很多念头。一会儿说，要养几头毛驴，和我一人骑上一头，在湖堤上柳荫下溜达。一会儿又说，在湖边建个亭子，可以和我一起在亭子里赏月，让古道师吹箫，看我喝得一醉方休。甚至还在大学堂开了个咖啡馆，结果开了几天没人光顾，都是他老人家掏钱在那里请我们几个学生喝咖啡。玩够了，咖啡馆也就无疾而终。
9月初，吴江国际实验学校开学，招收了四十多名5岁到9岁的学童。怀师命我教他们《千字文》和《幼学琼林》，说是帮助孩子们打好国学基础。他还亲自上了几堂示范课。学校教师的古文基础不好，我就在放学后给老师和大学堂的员工们讲《古文观止》。大家学得很有兴趣，传到怀师耳朵。有一天晚饭后，他说：“现在很多人想读佛经，可是连起码的古文基础都没有，怎么读得懂佛经呢？不如我们办个国学经典导读讲习班，让承思去领着他们学点古文。”他还当场指派斯米克老板李先生做班主任，负责办班的行政事务。12月的第一个周末，讲习班在上海虹桥迎宾馆开学。那天怀师很关切，怕我太学究气，学员们会听不下去，就派了好几个大学堂的师兄弟来旁听。几乎每隔一小时就打电话过来，询问课堂状况。直到我一口气讲了8个小时，学生们还不肯散场，怀师才如释重负，当晚开心得笑不拢口。这个讲习班持续了一年，每月一次，学员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有人甚至为了听课，专程从深圳、北京坐飞机过来。这种对国学的热忱令我为之感动。
我在20年后回到上海讲学的消息传开了。2009年6月，复旦大学校友读书会和宗教研究所邀请我去做一次讲演。我告诉怀师，1989年6月，我曾在复旦大学做过一次“禅与人生”的讲演，但那时讲的是口头禅。如今有了一点实修的体会，还想以同样的题目去讲一次。怀师极力赞成，还顺口吟诵了唐人王播的两首诗：“二十年前此院游，木兰花发院新修。而今再到经行处，树老无花僧白头。”“上堂已了各西东，惭愧阇黎饭后钟。二十年来尘扑面，如今始得碧纱笼！”教我以此作开场白。演讲完毕，听众们久久不愿离去，说是他们有个“禅学会”，要求到大学堂跟着学禅修。听众要求到大学堂跟着学禅修。我回去向怀师报告，他说：“如果他们答应3个条件：一、禅修7日每天坚持坐禅9枝香；二、7日内专心禅修，不准使用电脑手机和外界联系，脑子里还想着生意经；三、吃素7日。我就亲自带大家禅修。”我对复旦禅学会的负责人一说，他们当即表示愿意遵守。
9月13日到19日，一百多人齐聚太湖大学堂学禅修。怀师不辞辛劳亲自带领大家，打破日常起居时间，从早到晚在禅堂里。我们打坐时，他来回走动巡视，观察每个人的身体和神态变化，不断纠正大家的姿势。我们行香时，他手持禅棍在一旁注视，突然间一声棒喝站停，让大家体验刹那间的定境。我们休息时，他端坐讲台，给大家开示说法。一连七天，从无间断，九十多岁的老人啊！ 头一天，怀师让大家先看了两段录像：一段是今日中国寺院里僧人禅修的画面：七扭八歪；另一段是现时日本寺院里僧人禅修画面：气宇轩昂。对比之下，怀师说：“禅宗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今东瀛邻国还保留着，难道在中国到了我们这一代就要失传了吗？”说到痛处，怀师老泪纵横。在场学员无不为之动容。这是怀师他最后一次主持禅修。恐怕禅文化传承到今天，在他身后也要终成绝响了吧！
2010年，国学导读班结束了。我和慈雄兄建议再举办“管子”或“资治通鉴”的讲习班。最后，怀师决定先讲“资治通鉴”，帮助学员们鉴古而知今。怀师嘱我拟定办班计划，花三个月的时间，让学员读完66卷“秦汉纪”和81卷“唐纪”。100多名学员分为10组，大家分头在家预习。4月10日开班一天，5月和6月各有三天在大学堂集中。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集中交流，晚上怀师答疑解惑。原先说好由怀师教授，我当助教。然而，怀师执意要加上我的名字，并由我主持集体讨论。我知道，他是有意赶鸭子上架，想让我慢慢接下大学堂的教学任务。我也不敢稍有怠慢，免得辜负了怀师的信任。每天十多个小时阅读《资治通鉴》，把每一卷的要点和思考题写下来，用电子邮件发给所有学员。怀师见状，一次次叮咛我要注意休息，不必过于认真，以免累坏了身体。可是他老人家自己却不顾年迈，每逢集中讨论时就早早起身，在房间全程观看现场视频转播，及时补充阅读资料和思考题。晚上两个小时则亲自上台讲解，学生们怕他劳累，一遍遍的催他休息，怀师总是嫌讲话时间不够。讲习班秉承怀师“经史合参”的学风，将儒释道的经典与历史记载对照、比较、融会，来参究人生和社会的哲理。参与者曾用“震撼”两字形容此次学习历程。
南怀瑾的饭桌
从台湾到美国﹑香港，最后落脚吴江，怀师的生活起居是很有规律的。晚上10点以后从饭厅回住处看书；深夜到凌晨禅坐；上午七八点睡觉，12点后起床；下午到办公室处理公私事务，审阅书稿，答复来自四面八方的书信；晚上6点到饭厅接待访客，在饭桌上和大家谈天说地，也是他一天中惟一一次进食。数十年如一日都是这么过来的。饭桌成为怀师了解外部世界的一个窗口。
1981年，南怀瑾搬进了台北信义路二段的复青大厦。10楼是军政元老讲习班，冠盖幅凑，将星闪耀，【此处人物职务名字略……，有意者查看长微博：http://weibo.com/penpgai】。一时都成了南门弟子。5楼讲堂聚集着一批青年人。晚饭时分，大家就坐下来围成一桌，无拘无束的边吃边聊。有一次，王升戏称南怀瑾的饭桌像大陆的“人民公社”。此后，这个“人民公社”的说法就一直流传下来，随着南怀瑾的足迹传到美国和香港。这是完全不同于官场的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职位的尊卑之分，也没有利益的冲突交集，因而充满着坦诚和融洽。南怀瑾不但是饭桌的主人，也是这个世界的主人。他以超俗的风范、深刻的思想和机智的语言凝聚着大家！
1983年，台湾发生一件震撼当时政坛的大事，就是“十信”案。这一事件的余波竟迫使南怀瑾远走他乡。怀师身在北美，仍时时不忘故国河山，密切注视着海峡两岸的时局发展。他的寓所旁有一条小河，故大家称此地为“兰溪讲堂”。当时到这里来听怀师讲学的不仅来自台湾，许多大陆留学生和访问学者也慕名而来。怀师的饭桌成为两岸中国人隔绝40年后第一个彼此交流的私人空间。当时，中国大陆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改革开放。南怀瑾认为，大陆将来应该走的路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和中国文化的精神”。他常对大陆留学生说：“大陆对外开放应该再推迟10年。先等老百姓丰衣足食，再解放思想。否则人民会失去礼义而一切向钱看。如此一来，不要说中国文化，连共产党的文化也没有了。如果能一步一步有计划地开放，集体制还能为国家经济发展出大的利益，中国就更容易走向富强。”
怀师到香港后，我成为坚尼地道饭桌上的“常委”，亲眼目睹了饭桌上来客的聚散。饭桌上的客人分两拨，一拨是常来常往的“常委”，一拨是匆匆来去的过客。“常委”多半是在香港定居的，有当地人如马有慧夫妇；刘雨虹、李素美、陈美龄和陈定国夫妇；有像我一样的大陆“海龟”如赵海英，或如封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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