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本文上一頁！此後，懷師就開始往來于香港和上海兩地，漸漸地在上海的日子愈長，在香港的時間愈短。我見他老人家的機會也越來越少。難得去上海時，在他的寓所旁找一間小酒店住下，晚飯時依然像以前那樣陪懷師聊天。有人送去好酒，他總是密藏在床底下。每次知道我要去了，就叫人拿出好酒准備。飯桌上總是說：“承思酒德酒品好，他可以暢飲。你們沒資格像他那樣喝酒。”那種場合是是一生中最快樂最幸福的時刻。可惜如今往後此情此景不再，行文至此，不覺潸然淚下。
廟港那塊地的建設一波叁折，耗費了他不少心血。2006年總算初具規模，他決定從上海移居太湖之濱，創辦“太湖大學堂”。先前風聞北京高層對南懷瑾回國定居有“不支持，不反對，不宣傳”的叁不政策。懷師深知他們是擔心其在國內的影響力，因此標明太湖大學堂既不是宗教場所，也不是教育機構或者社會團體，只是私人閑居講學場所。 大學堂創辦不久，懷師問我，那麼大一塊地方要拿來做什麼用？囑我草擬一份發展規劃。我提出了一個包括研究所、南懷瑾著作編譯所、大講堂、網上傳統文化教學中心和海外漢學家進修中心等在內的宏大計劃。懷師對此不置可否，只是問我：“誰來做這些事呢？現在還有這麼些能用的人才嗎？”後來我又提出，我們這一代人的國學都是半路出家，成不了氣候，應該從小培養。不如仿效民國的無錫國專，在這裏辦一所國學專門學校，每年從貧困地區招收20名天資聰敏的失學兒童，學製10年，專教他們經史子集。10年後這200名畢業生中，或許能造就十多個真正的國學大師，使傳統文化得以薪火相傳，不絕如縷。他們的生活費用可以由我們這些老學生認領。懷師對我這個寓慈善于教育之中的倡議非常贊成，派我去和蘇州負責教育的副市長朱永新商談。見了朱市長，才知道原來他是我父母家的老鄰居，因此，談話得以直入主題。 朱市長聽我講完整套設想後便說：想法不錯，但不遵照教育部頒發的教學大綱，只教國學的話，是違反國家九年製“義務教育法”的違法行爲。最後只能放棄這個念頭，改由師姐李素美母女出面，辦了一所吳江國際實驗學校”，在政府規定的教學大綱之外，增加了一些國學內容而已。
後來我棄文從商賺了點錢，晚年生活有了著落，決定履行當年對懷師的承諾。 2008年夏，我來到他身邊常住。早晨坐禅，下午讀書，晚上聽他講經。生活十分悠閑平靜，懷師也很開心，像個老頑童似地常常迸出很多念頭。一會兒說，要養幾頭毛驢，和我一人騎上一頭，在湖堤上柳蔭下溜達。一會兒又說，在湖邊建個亭子，可以和我一起在亭子裏賞月，讓古道師吹箫，看我喝得一醉方休。甚至還在大學堂開了個咖啡館，結果開了幾天沒人光顧，都是他老人家掏錢在那裏請我們幾個學生喝咖啡。玩夠了，咖啡館也就無疾而終。
9月初，吳江國際實驗學校開學，招收了四十多名5歲到9歲的學童。懷師命我教他們《千字文》和《幼學瓊林》，說是幫助孩子們打好國學基礎。他還親自上了幾堂示範課。學校教師的古文基礎不好，我就在放學後給老師和大學堂的員工們講《古文觀止》。大家學得很有興趣，傳到懷師耳朵。有一天晚飯後，他說：“現在很多人想讀佛經，可是連起碼的古文基礎都沒有，怎麼讀得懂佛經呢？不如我們辦個國學經典導讀講習班，讓承思去領著他們學點古文。”他還當場指派斯米克老板李先生做班主任，負責辦班的行政事務。12月的第一個周末，講習班在上海虹橋迎賓館開學。那天懷師很關切，怕我太學究氣，學員們會聽不下去，就派了好幾個大學堂的師兄弟來旁聽。幾乎每隔一小時就打電話過來，詢問課堂狀況。直到我一口氣講了8個小時，學生們還不肯散場，懷師才如釋重負，當晚開心得笑不攏口。這個講習班持續了一年，每月一次，學員們從四面八方趕來，有人甚至爲了聽課，專程從深圳、北京坐飛機過來。這種對國學的熱忱令我爲之感動。
我在20年後回到上海講學的消息傳開了。2009年6月，複旦大學校友讀書會和宗教研究所邀請我去做一次講演。我告訴懷師，1989年6月，我曾在複旦大學做過一次“禅與人生”的講演，但那時講的是口頭禅。如今有了一點實修的體會，還想以同樣的題目去講一次。懷師極力贊成，還順口吟誦了唐人王播的兩首詩：“二十年前此院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阇黎飯後鍾。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教我以此作開場白。演講完畢，聽衆們久久不願離去，說是他們有個“禅學會”，要求到大學堂跟著學禅修。聽衆要求到大學堂跟著學禅修。我回去向懷師報告，他說：“如果他們答應3個條件：一、禅修7日每天堅持坐禅9枝香；二、7日內專心禅修，不准使用電腦手機和外界聯系，腦子裏還想著生意經；叁、吃素7日。我就親自帶大家禅修。”我對複旦禅學會的負責人一說，他們當即表示願意遵守。
9月13日到19日，一百多人齊聚太湖大學堂學禅修。懷師不辭辛勞親自帶領大家，打破日常起居時間，從早到晚在禅堂裏。我們打坐時，他來回走動巡視，觀察每個人的身體和神態變化，不斷糾正大家的姿勢。我們行香時，他手持禅棍在一旁注視，突然間一聲棒喝站停，讓大家體驗刹那間的定境。我們休息時，他端坐講臺，給大家開示說法。一連七天，從無間斷，九十多歲的老人啊！ 頭一天，懷師讓大家先看了兩段錄像：一段是今日中國寺院裏僧人禅修的畫面：七扭八歪；另一段是現時日本寺院裏僧人禅修畫面：氣宇軒昂。對比之下，懷師說：“禅宗本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如今東瀛鄰國還保留著，難道在中國到了我們這一代就要失傳了嗎？”說到痛處，懷師老淚縱橫。在場學員無不爲之動容。這是懷師他最後一次主持禅修。恐怕禅文化傳承到今天，在他身後也要終成絕響了吧！
2010年，國學導讀班結束了。我和慈雄兄建議再舉辦“管子”或“資治通鑒”的講習班。最後，懷師決定先講“資治通鑒”，幫助學員們鑒古而知今。懷師囑我擬定辦班計劃，花叁個月的時間，讓學員讀完66卷“秦漢紀”和81卷“唐紀”。100多名學員分爲10組，大家分頭在家預習。4月10日開班一天，5月和6月各有叁天在大學堂集中。上午小組討論，下午全體集中交流，晚上懷師答疑解惑。原先說好由懷師教授，我當助教。然而，懷師執意要加上我的名字，並由我主持集體討論。我知道，他是有意趕鴨子上架，想讓我慢慢接下大學堂的教學任務。我也不敢稍有怠慢，免得辜負了懷師的信任。每天十多個小時閱讀《資治通鑒》，把每一卷的要點和思考題寫下來，用電子郵件發給所有學員。懷師見狀，一次次叮咛我要注意休息，不必過于認真，以免累壞了身體。可是他老人家自己卻不顧年邁，每逢集中討論時就早早起身，在房間全程觀看現場視頻轉播，及時補充閱讀資料和思考題。晚上兩個小時則親自上臺講解，學生們怕他勞累，一遍遍的催他休息，懷師總是嫌講話時間不夠。講習班秉承懷師“經史合參”的學風，將儒釋道的經典與曆史記載對照、比較、融會，來參究人生和社會的哲理。參與者曾用“震撼”兩字形容此次學習曆程。
南懷瑾的飯桌
從臺灣到美國﹑香港，最後落腳吳江，懷師的生活起居是很有規律的。晚上10點以後從飯廳回住處看書；深夜到淩晨禅坐；上午七八點睡覺，12點後起床；下午到辦公室處理公私事務，審閱書稿，答複來自四面八方的書信；晚上6點到飯廳接待訪客，在飯桌上和大家談天說地，也是他一天中惟一一次進食。數十年如一日都是這麼過來的。飯桌成爲懷師了解外部世界的一個窗口。
1981年，南懷瑾搬進了臺北信義路二段的複青大廈。10樓是軍政元老講習班，冠蓋幅湊，將星閃耀，【此處人物職務名字略……，有意者查看長微博：http://weibo.com/penpgai】。一時都成了南門弟子。5樓講堂聚集著一批青年人。晚飯時分，大家就坐下來圍成一桌，無拘無束的邊吃邊聊。有一次，王升戲稱南懷瑾的飯桌像大陸的“人民公社”。此後，這個“人民公社”的說法就一直流傳下來，隨著南懷瑾的足迹傳到美國和香港。這是完全不同于官場的另一個世界，這裏沒有職位的尊卑之分，也沒有利益的沖突交集，因而充滿著坦誠和融洽。南懷瑾不但是飯桌的主人，也是這個世界的主人。他以超俗的風範、深刻的思想和機智的語言凝聚著大家！
1983年，臺灣發生一件震撼當時政壇的大事，就是“十信”案。這一事件的余波竟迫使南懷瑾遠走他鄉。懷師身在北美，仍時時不忘故國河山，密切注視著海峽兩岸的時局發展。他的寓所旁有一條小河，故大家稱此地爲“蘭溪講堂”。當時到這裏來聽懷師講學的不僅來自臺灣，許多大陸留學生和訪問學者也慕名而來。懷師的飯桌成爲兩岸中國人隔絕40年後第一個彼此交流的私人空間。當時，中國大陸正在如火如荼地推行改革開放。南懷瑾認爲，大陸將來應該走的路是“共産主義的理想、社會主義的福利、資本主義的經營和中國文化的精神”。他常對大陸留學生說：“大陸對外開放應該再推遲10年。先等老百姓豐衣足食，再解放思想。否則人民會失去禮義而一切向錢看。如此一來，不要說中國文化，連共産黨的文化也沒有了。如果能一步一步有計劃地開放，集體製還能爲國家經濟發展出大的利益，中國就更容易走向富強。”
懷師到香港後，我成爲堅尼地道飯桌上的“常委”，親眼目睹了飯桌上來客的聚散。飯桌上的客人分兩撥，一撥是常來常往的“常委”，一撥是匆匆來去的過客。“常委”多半是在香港定居的，有當地人如馬有慧夫婦；劉雨虹、李素美、陳美齡和陳定國夫婦；有像我一樣的大陸“海龜”如趙海英，或如封小…
《在跟隨懷師的日子裏》全文未完，請進入下頁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