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与太虚的新旧之争

　　佛教改革之路何在？

　　戒毓法师

　　编者按：太虚与圆瑛是近现代中国佛教的领袖人物，两人之间曾经有过亲如兄弟的关系，但是后来两人的关系又充满了紧张，乃至最后失和。真正失和是在“第三届全国佛教代表大会”中，两人开始分道扬镳。圆瑛法师象征温和式的改革，而太虚大师是激进式的革命。2011年11月23日-24日，圆瑛大师与佛教文化研讨会在福建古田县召开，中国佛学院讲师戒毓法师在研讨会上了发表了题为《“第三届全国佛教代表大会”的太虚与圆瑛》的论文。戒毓法师对这次会议两人的失和进行简单的勾勒。

　　圆瑛大师(1878－1953)与太虚大师(1889－1947)是中国近现代佛教史上为振兴佛教事业奉献出全部身心，而在佛学理论上又各有千秋的佛门双壁。圆瑛法师1929年与太虚大师在宗法农耕社会迈向国民工业社会的时代，根据自己理想实行一套对佛教健全发展的道路，共同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以现代的教会的模式对佛教进行维权运动。从宗法农耕社会迈向国民工业社会，加上西方列强瓜分中国。太虚大师、圆瑛法师等，在内忧外患的情景下，根据自己理想实行一套对佛教健全发展的道路，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承担僧人应有的责任，及历史使命，是爱国爱教的僧人典范。

　　清末，在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中，寺庙遭到严重破坏，佛教似乎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虽然杨仁山居士等进行活动，获得了苟延残喘，但在光绪二四年(1898)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执行“中学(儒教)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和采取极端的排佛政策，试图没收各地佛寺的财产，以兴办各种学校，即所谓庙产兴学运动。其目标是要把寺庙全部财产的十分之七充当学校教育的经费。这个庙产兴学运动至民国时也曾屡次有人主张。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邰爽秋，就于民国二〇年(1931)曾提出打倒僧阀、解放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的四项主张，并组织了庙产兴学组织委员会。

　　面对时代的变迁，威胁寺院生存的庙产兴学运动，佛教界终于被迫团结起来进行抗争。民国元年(1912)天童寺敬安(1851－1912)创设中华佛教总会。初步提出了保护寺产、振兴佛教的口号。另一方面还出现了以居士为中心的佛教会。僧人方面，活跃于佛教革新运动的，有敬安、谛闲、圆瑛、太虚等人。而圆瑛与太虚的老师敬安是因反对庙产兴学来北京维权，而受侮辱在北京法源寺气愤而死的。太虚却发愿要整顿佛教界，创刊了《觉社丛书》，等佛教杂志与报纸，宣扬自己佛教改革等文章。如发表《整理僧伽制度论》等非常有影响性的言论；为了培养人才，设立武昌佛学院、汉藏教理院、闽南佛学院等，教育青年僧侣。提倡人间佛教(人生佛教)而成为近代佛教改革的旗帜。圆瑛法师先后任福州雪峰祟圣禅寺、宁波七塔寺、天童寺、福州涌泉寺、林阳寺住持，扩建寺庙，订立规章。并先后在宁波、上海、杭州、扬州、南京、北京、天津、厦门、福州、潮州、长沙、武汉、台湾、香港及东南亚各国讲经弘法，并创办佛教讲习所、圆明讲堂、楞严专宗学院等，培育僧伽人才。1914年，圆瑛法师当选为中华佛教总会参议长。1928年，被选为中国佛教会会长，并连任七届，成为中国佛教界的领袖人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略者出兵强占我国东北三省。适值此年，圆瑛法师被选举为中国佛教会主席。圆瑛法师便在上海圆明讲堂亲自主持了护国道场，号召抗日，筹款救国。圆瑛法师即以中国佛教会主席的名义致函日本佛教界，号召日本佛教界“共奋无畏之精神，唤醒全国民众”，“制止在华军阀之暴行”。“卢沟桥事变”一爆发，就主持召开了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由他亲任团长，并紧急通知京(南京)沪地区各寺庙派出200多名年青僧众，往上海玉佛寺报到，成立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第一京沪僧侣救护队。随后，第二汉口僧侣救护队、第三宁波僧侣救护队相继成立。法师一生为团结全国佛教徒、促进和平作出了巨大贡献。1953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被推选为第一任会长。

　　是复兴、还是垂死前挣扎；是自觉还是对时代发展的回应；是继承还是重新认识；是当时动荡社会的一个历史缩写。

　　由于社会的动荡、西方文化的强势进入，佛教在这样的时代下进行维护自身的生存环境下进行的一次比较深刻的自我认识与评估；在国难当头，佛教界没有考虑到佛教界自身的安危，不但加强自身建设，同时共同抵抗外敌。先爱国再爱教的佛教的历史优良传统是深得我们今天学习及借鉴。今天的佛教，同样也面临的生存的压力，我们如何走出一条符合今天的佛教道路呢？

　　但不管如何？佛教界要团结起来，成立一个现代式的佛教团体，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前人在此方面探索的很多，但今天多我们而言，还是有很多借鉴与启迪的地方，而其间的碰撞，今人也难于理解。教会的功能，是否也值得我们反思呢？值此借助太虚与圆瑛二大师因缘，让我们重温佛教的现代之路的历程。

　　一、太虚与圆瑛原来的友谊

　　1905年，太虚受戒时，圆瑛在天童寺任知客，在戒堂任纠察师。由于太虚比较聪慧，受戒和尚敬安法师器重，并定点培养。圆瑛法师时常拿诗文前往永丰寺与歧昌法师切磋。正好太虚与圆瑛两人在水丰寺接触开始多起来，相谈投缘，因此“发生友谊”。

　　1906年夏天，道阶法师在天童寺开讲《法华经》。太虚因在阅读经文及禅宗语录过程中，许多地方不甚明了。而以善做法会着称的歧昌在佛教义理及修证的地方很难解答太虚心中的疑惑。于是太虚向歧昌法师请假，入天童寺听经道阶法师讲《法华经》。太虚住该寺禅堂，恰遇圆瑛也来听经，住在书记寮。二人在天童寺重遇，在听经之暇，两人常常聚在一起，谈诗论经。时间一久，越发觉得情志若一，意气相投。1906年农历七月十五日，这天为佛教“自恣日”，按规定，僧众应集结一堂，互相检举或自报一切所犯轻重不合戒律之事，从而忏悔。两人很自然地又谈及教内弊端，深感世风日下，殃及佛门。一时意气奋发，豪情顿生。于是时年29岁的圆瑛法师与年仅18岁的太虚法师在宁波天童寺御书楼，“订盟换贴为兄弟，”“愿同究一乘妙法，同为佛国栋梁，同作法门砥柱……互相爱念，全始全终。”1907年夏，太虚再次去天童寺听道阶法师讲《楞严经》。一同听经的一个和尚带有多种注解，太虚便借了看，对其中的《楞严蒙钞》、《楞严宗通》更是爱不释手。因为它们证实了自己先前对经文的理解。圆瑛后来也以精通《楞严》着称，被誉为《楞严》座主。他听道阶谈起，要想了知佛法，精通教义，必须阅遍藏经，而不能只停留在某部经论上。触使太虚发愿穷到三藏愿力。当时一般寺院藏经楼所藏佛典，均束之高阁，僧侣只是顶礼膜拜。当太虚把阅藏的心愿告知圆瑛时，圆瑛当即表示，给与支持。“圆瑛介绍我到西方寺阅藏，大有造就我的一生，故后来他与我虽不无抵牾，我想到西方寺的阅藏因缘，终不忘他的友谊。”

　　而对佛教的革新之路上，两人早期可以说是并肩作战。当辛亥革命时期因推行地方自治造成占寺夺产风潮，江浙诸方长老集会上海，公推寄禅进京请愿时，太虚应召拟订请愿保护及改革振兴佛教计画书。圆瑛也应召来沪，准备一同陪侍寄禅入京请愿。这说明当时太虚和圆瑛与江浙诸山长老住持的目标与愿望是一致的，就是保持寺产，振兴佛教，并没有后来所显现的那些冲突。

　　1913年，受辛亥革命影响，太虚提出着名的“佛教革命”主张。此主张一出很快遭到《佛学丛报》及当时佛教界保守派的猛烈抨击，他的“佛教革命名声，从此被传开，受着人们的或尊敬、或惊惧、或厌恶、或怜惜”。太虚大师与国内大多数佛教长老有很多的差异。随着后来太虚大师佛教改革之路越来越激进，慢慢的有点脱离佛教的原先传统。后期又与实修为代表的印光法师、谛闲大师、冶开长老了等公开决裂。那么太虚与圆瑛法师的佛教思想也慢慢的产生差异，由于见解不同，以后两人的佛教革新之路自然不同。

　　二、“中华民国庙产兴学促进会”激发全国佛教会团体的成立

　　1930年1月1日，南京中央大学教授邵爽秋成立“中华民国庙产兴学促进会”，提出打倒僧阀、解放僧众、划拨庙产、振兴教育的四项主张，并组织了庙产兴学组织委员会。目的是“吾人欲谋国运之兴隆，民生之安乐，亟应结合同志，组织团体，促进庙产兴学。”邵爽秋发表“宣言”认为庙产兴学有几点理由：

　　1、庙产兴学可以巩固党国的基础：全国庙产，值价何止数万万？以如许财产，沦落于僧尼之手，宁不可惜？若以之变作兴学之资，则当今急务之义务教育、民众教育等问题，何虑无法解决？故为振兴教育，巩固党国基础计。”

　　2、庙产兴学可以平均教育负担，“据调查，独有少数僧阀，坐拥巨资，恣意挥霍，对于教费，殊少贡献。故为均平教费负担，解除民众疾苦计。”

　　3、庙产兴学可实现本党主张，“本党现行之民生主义，其目的在不使任何人成为大地主、大资本家，致有妨碍于农工阶级之自由发展，查拥有庙产之僧尼，有屋千间，有田千顷者，在在皆是。若不由国家以兴学之法间接制止其发展，减少其富源，恐日后蒂固根深，将成为本党主义推行上之大碍。农工之幸福，将不堪设想。”

　　4、庙产兴学有久远之历史，“宋绍兴三十一年，曾有毁寺院以赡学费之诏。清末张之洞着《劝学篇》，力主庙产兴学。“今乡镇之间，庙宇用作校舍，已成通例。庙产拨作校产，亦已数见不鲜。我国教育之有今日，未始非此种运动之功，故为庚续前人之努力，振兴我国未来之教育计，不得不结合同志提倡庙前兴学。”

　　5、庙产兴学是…

《圆瑛与太虚的新旧之争——佛教改革之路何在？(戒毓法师)》全文未完，请进入下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