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本文上一页三岁一造为准，州县为基层编制单位。这种制度从唐代开元十七年启发。根据“佛祖统纪”记载：

　　敕天下僧尼三岁一造籍，供帐始此。述曰：“出家学道要在从师受戒为之制，初未尝挂名于官籍。自汉明至唐初莫不皆然，至则天廷载始令二众隶祠部，而明皇正观始令三岁造籍”。[31]

　　这段话说明唐代出家的僧尼要接受各级官府的限制，而且，要系籍于官，跟以前不同，以前想出家学道跟着师父就行，到唐代不行了。唐代统治王权对僧团控制进一步强化，从三岁造籍的实施后，因为天宝年间的混乱，造成烽火乱起，使得户籍紊乱与土地制度崩溃，掌控僧团的力量减弱。天宝八载(749)，改“每十载一造，永为例程”。[32]

　　“请申僧尼奏”：的内容：每十载一造，永为常式，诸州府近日因循，都不申报，省司无凭收管造籍。起今以后，诸州府僧尼已得度者，勒本州府具法名俗姓，乡贯户头，所习经业，及配住寺人数，开项分折。籍帐送本司，以明真伪，又将诸州府及京城应置方等受戒，僧尼生死及还俗者，其告牒本寺网维当日封送祠部，其余诸州府，勒本州申送，以凭注毁。又诸州府僧尼籍帐，准元敕十年一造，今五年一造，又天下僧尼冒名及非正度者，缘经恩赦。自太和三年(829)十一月十八日敕前，无凭追勘，自今以后，伏请加禁断。[33]

　　这份奏折的内容很复杂，说明唐政府对佛教进行管理的细节，有关僧尼的籍帐要写清楚个人的来历如：所习经业及配住寺人数，僧道徒的姓名、年龄、籍贯等详细情况，着重反映当年变化情况，即当年“新收”(新披剃和新系帐者)和“除附”(还俗、去世)。要每年及时准确地供送剌帐，就必须做好日常入籍与销籍等事。而释道死亡、逃亡等销籍则较入籍复杂。再看下一段所记载：根据“唐侓疏议”的规定：

　　诸私人入道及度之者，杖一百；若有家长，家长当罪。以除贯者，徒一年。本官主司及观寺三网知情者，与同罪。若犯法合出观寺，经断不还俗者，从私度法。即蓝临之官，私辄度人者，一人杖一百，二人加一等，罪止留三千里。[34]

　　唐代僧尼籍帐严密的制度，官方荷克的禁令亦无法禁绝私度的风行。长期以来政府无法管理上的弊端。以致造成僧尼水平高低的明显。

　　5. 高僧籍贯的分布

　　僧尼弘法则是游离不定，而且多数游化僧尼孤鸿云游，政府欲管理僧尼的籍贯是艰难不易，所以进一步对僧尼强化分布的政策，根据“续高僧传”、“宋高僧传”、“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三部僧传的统计，唐代高僧共有555人比较确实有籍贯。其中约有四分之一出自江南东道，河东道和京畿道次之，占唐代高僧总数10%左右。黔中道居二十一道之末，无出一人，关内道二人，山南西道则有六人，只占总数1%。[35]从高僧出身的籍贯分布，多数出在寺院密集区，我们进一步来看辛德勇归纳唐代前期高僧的籍贯地理分布，主要集中分布区、带有：(1)河渭分布带，以东西京和蒲州为核心，(2)太湖、钱塘分布带，北起淮南道扬州，贯连江南东道的润州、常州、苏州、杭州，南止越州，(3)汉水分布带，以汉水下游的荆、襄二州为分布核心，(4)川西分布带，北起山南西道的利州，南接剑南道的剑州、绵州、梓州、汉州、益州、蜀州、眉州，又以益州为其核心，(5)太原盆地分布区，主要以太原府及汾州为主要密集处，(6)珠江三角州分布区，广州、循州、新州和恩州为主要区，(7)红河三角洲分布区，由峰州、交州、爱州三洲所构成。这是唐代对僧团的管理核心。另外，从高僧的籍贯分布我们也要注意到当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情况必有关连，如洛阳自东汉以来就是北方佛教的重心，玄奘大师出现于偃师，与环境有大的关系。根据辛德勇先生的归纳，唐代高僧籍贯地理分布在安史乱之后，南方诸道所出高僧已大大超过北方。[36]

　　6．结论

　　唐代建寺院，是由皇帝诏令，建寺的经费皆有国家财库出资择地营建，寺院是佛教的重要设施，是僧侣生活居住的地方，也是他们坐禅、念经、布法的主要场所。寺院的修建数量、规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佛教发展的状况。寺院名称也一般由政府颁发。此外，还允许修造招提、兰若等私人佛堂。因此敕建的“官寺”无法罢脱官方控制与管理。在官寺之外，则是君主诏建与皇室、官吏捐施的寺院，其中国家的大寺皆属为先人其冥福而建寺。

　　另外，高祖、太宗、高宗借下昭沙汰僧尼或检括私度，说明寺中的僧尼泛滥，导致僧尼龙鱼混杂，薰莸不分，度牒制度代表国家权力将掌握在僧团手中的剃度权夺回。唐代度僧的制度已有密切规范，取得度牒途径不同而异，可分为：一、试经度僧，二、赠牒出家，三、是由私人出钱购买度牒而出家。制度良善需依赖强有力的政府执行，但是，政府常成为破坏规制的首者，经常恩赠度僧的度牒，使度牒失去价值，接着，买卖度牒以筹军需，这样的制度，使得中央对僧团受戒与管理更加难以控制。

　　同时，唐代对佛教的寺院、僧尼的管理，是包括寺额、僧籍、僧官选任、度僧、僧尼寺外活动的管理，以及僧尼籍贯的分布等。这是统治者尊重佛教发展壮大这一历史事实，并以此为依据，制定相应的佛教政策，就必然能使佛教为其所用，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客观而言，也有助于推动佛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加速佛教的中国化发展。

　　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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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澄着，《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台北，里仁书局，民国7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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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玄崇撰，《大唐六典》，北市，文海出版社，民国63年出版。

　　黄声孚着，《唐代佛教对政治之影响》，香港，作者自印，民国48年4月。

　　汤用彤着，《隋唐佛教史稿》，台北，木铎出版社，民国72年9月。

　　圣严法师着，《戒律学纲要》，法鼓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原东初出版社，1996年12版8刷。

　　道宣，《续高僧传》，台北，文殊出版社，民国77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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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运喜着，〈唐代中期的僧伽制度〉—兼论与当代社会文化之互动关系博士论文，民国85年。

　　唐玄崇撰，《大唐六典》，北市，文海出版社，民国63年出版。

　　张弓着“汉唐佛教文化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白文固、超春娥着，“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西宁市，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

　　刘俊文撰“唐侓疏议笺解”卷十二，(私入道)条，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1]参见谢和耐着，耿升译，“中国五－十世纪的寺院经济”。另外“佛祖统纪”卷三十六，“大正藏”第四十九册，页341。

　　[2]张弓着“汉唐佛教文化史。上”，页181。

　　[3]“全唐文”卷3，高祖(沙汰佛道诏)，页38.

　　[4]“唐会要”卷四十八，(寺)条，页849－852.“佛祖统纪”卷三十九，(CBETA, T49, no. 2035, p. 363, c15-16)。

　　[5]“唐会要”卷四十八，(寺)条，页845。

　　[6]“佛祖统纪”卷三十九，：“为皇太子承干建普光寺，敕沙门法长居之，为太子授菩萨戒”，(CBETA, T49, no. 2035, p. 364, a19-22)。

　　[7]“新唐书”卷八十三，(诸帝公主.晋阳公主传)，页364。

　　[8]“释氏稽古略”卷三，“太宗文皇帝”：“贞观五年(631)，帝为母后于庆善宫造慈德寺，及于昭陵立瑶台寺。。。”“大正藏”第四十九册，页814.

　　[9]“唐会要”卷四十八，(寺)条，页846。

　　[10]参见张弓着，“汉唐佛教文化史.上”，(造设篇)，页188－190。

　　[11]参见李锦锈着，“唐代财政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上卷)第三分册，第三编“唐前期的财政支出”，页1144－1178。

　　[12]“全唐文”卷一百五十七，李师政“辩惑一”，页1604。

　　[13]参见廖幼华着，“历史地理学的应用－岭南地区早期发展之探讨”(台北：文津出版社，2004年)，页184－185。

　　[14]《法苑珠林》卷100，(CBETA, T53, no. 2122, p. 1027, c4-8)。

　　[15]《佛祖统纪》卷45，(CBETA, T49, no. 2035, p. 414, a27)。

　　[16]“佛祖统纪”卷三十九，(CBETA, T49, no. 2035, p. 366, b17-21)。

　　[17]“佛祖统纪”卷三十九，(法运通塞志.唐玄宗)，“大正藏”第四十九册，页373。

　　[18]有管度牒制度出现的时间有天宝五载(746)与天宝六载(747)的不同记载，参见白文固、超春娥着，“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62－63。

　　[19]“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页459。

　　[20]“不空三藏表制集”卷一，“降诞日请度七僧祠部敕牒”，“大藏经”第五十二册，页831。

　　[21]参见白文固、超春娥着，“中国古代僧尼名籍制度”，青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页65。

　　[22]“虚唐和尚语录”卷四，“示行者智潮”条，“大藏经”第四十七册，页1013。

　　[23]“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卷十，“大藏经”第四十七册，页375。

　　[24]“佛祖统纪”卷三十九，(CBETA, T49, no. 2035, p. 371, b9-10)。

　　[25]“释氏稽古略”卷三，(中宗，)，“大正藏”第四十九册，页822。

　　[26]“佛祖统纪”卷四十二，(CBETA, T49, no. 2035, p. 388, b13-15)。

　　[27]“新唐书”卷五十一，(食货志)，页1347。

　　[28]《佛祖统纪》卷四十七，(CBETA, T49, no. 2035, p. 425, c26-28)。

　　[29]“大唐六典”卷四，“祠部”台北：文海出版社，1962，页101。

　　[30]“新唐书”卷四十八，“百官志.三”(崇玄署)，页1252。

　　[31]“佛祖统纪”卷四十，(法运通塞志.玄宗)，“大正藏”第四十九册，页374。

　　[32]“通典”卷二十三，(职官五.吏部尚书)(司葑郎中)，页136。

　　[33]“全唐书”卷九百六十六，阙名“请申禁僧尼奏”，页10032。

　　[34]刘俊文撰“唐侓疏议笺解”卷十二，(私入道)条，页932。

　　[35]辛德勇着“唐高僧籍贯及驻锡地分布”，收入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四辑，页287－290。

　　[36]辛德勇着“唐高僧籍贯及驻锡地分布”，收入史念海主编，“唐史论丛”第四辑，页297－299。

《唐代寺院与僧侣管理政策的探讨(妙如法师)》全文阅读结束。